一.重读经典 挖掘新意
　　《游褒禅山记》与《石钟山记》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文经典。其中前者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的代表作。创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是作者与他的两位朋友和两个胞弟同游褒禅山后所写。作为一篇记游性的古代散文,本文没有单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以小见大、因事说理,阐述了自己所认同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正确态度,乃至人生哲理。其中的很多思想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代也同样具有积极而深远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对于王安石来说1054年七月的这次游历从游山赏景本身来说是不够完美的,但恰恰是这种不完美的游历感受却极大地激发了王安石的理性思考。
　　首先,游历本身的不尽兴让作者在反思之余认识到古代的先贤们之所以能够在游赏大好河山之余颇有心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用原文来说就是“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王安石从中发现当时的学者文人们之所以未能从艰险的游历中有所收获,恐怕正在于缺乏古人的这种探索精神。文中“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的游历现象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
　　其次,王安石发现无论是探险还是事业,要想取得理想的结果必须要“有志”、“有力”、“有物”。而这三者当中又尤以“有志”最为重要,即必须具备“坚定的志向”,在此基础之上再辅之以“艰苦的努力”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终取得成功。
　　最后,更是通过此次游历中的意外收获,即由于仆碑而引起的对于褒禅山山名的考订与辨别,告诫了古今中外的所有学者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的道理。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类的似严谨的学术态度,反之,对待各种信息如果不能仔细调查,科学思辨便会不幸沦为“以讹传讹”的“帮凶”。
　　王安石从一次普通的游历中收获的心得体会不可谓不深刻,不丰富,而与之对应的,同时代的苏轼也以一篇《石钟山记》告诉世人他的洞察能力也毫不逊色。
　　《石钟山记》是一篇考察性的游记。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夏季,苏轼由黄州赴任汝州的旅途中。同样是对山名的探究,苏轼在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中可谓从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质疑态度。
　　首先,苏轼并没有对古已有之的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主流观点,即“郦道元说”和“李渤说”盲目认同。其次,在探究过程中也没有受到外人即寺僧的错误做法的干扰。最后,苏轼亲历亲为,克服自然环境的种种挑战,以自己的实际调研得出了正确结论,客观地验证了“郦道元说”的正确性。伟大的苏轼更是在此基础之上道出了一句令后世学者牢记于心的心得:“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真正阐释了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
　　王安石的游历心得与苏轼的探究体验凝结成了两部伟大的古文经典。然而,在众多解读经典的文字中,笔者看到多数人在对两部作品的比较、鉴赏中仅仅发现了两部古文的共性在于它们与一般游记不同,不重山川风物的描绘,而重在因事说理。此外也不同于一般议论文的写法,而是通过记游来说明事理。
　　在笔者看来,以上的认识似乎仅停留于表面而未深入实质。要知道,无论是王安石所强调的“探索精神”、“艰苦努力外加物质条件”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还是苏轼所认可的富于实践的调查、探究,二人的心得体会从哲学层面来说都是在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在实践中,在主观与客观的相互结合中才能够正确地检验真理。这正从侧面说明了王安石与苏轼这两位身处同一时代的有着太多纠葛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都在有意无意地践行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二.追溯历史 发现共性
　　如果说王安石与苏轼的世界观是相同的,或许不少人会产生质疑。而最大的质疑恐怕要来自二人对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迥异态度。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回头梳理历史上二人在“王安石变法”前后的表现会发现,二人的世界观恰恰是因为二人的所作所为而显得异常相似。
　　王安石幼时起因为家庭环境的因素,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于北宋中期逐渐滋生并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在他政治生涯的前期,他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后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让他比那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僚们更加直观、深切地发现并认识到,伴随着北宋中期土地兼并而出现的诸多社会危机对北宋王朝的致命威胁。这使其产生了“矫世变俗之志”,并于嘉佑三年(1058)上书宋仁宗,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他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变法由于抓住了社会危机的根源,有效地限制了土地兼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暂时缓解了各种社会危机和矛盾。但是,由于变法本身从根本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基本利益,因此,变法从一开始便受到他们的坚决反对。而这些守旧派的反对也在后来动摇了统治阶层继续推进变法的决心,加上革新派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各项新法被全部废止,“王安石变法”也以失败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无论是王安石一开始的变法动机,还是变法中的诸项具体措施,都是王安石从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入手,抓住社会问题的根源,仔细分析、总结后提出的构想和举措。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变法的确起到了正面效应。也就是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其主观认识与客观社会现实相互结合的产物,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而“变法”也从侧面说明了王安石的思想认识和具体实践是遵从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
　　而说到苏轼,人们会首先想到他在“变法”初期的极力反对与抵制。如果片面的据此来作出判断是不够客观的。其实,全面地看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变法刚刚推行的初期,初入仕途的他在地方为官,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因此,他的反对是基于社会现实做出的抉择,而非出于阶级内部的利益。
　　但是这种态度也让他很难在京城的官场上立足,因此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特别是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后,继而被降职到更加基层的黄州、常州等地担任团练副使。这些地方的艰苦经历在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同时,也让苏轼以更直观的视角接触到了变法在民间的影响。特别是后来宋哲宗即位,新党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后,苏轼又被重新召回京城。入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了相当的成果。这使得苏轼对变法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因此,在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全面废止新法时,苏轼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新政中的“免役法”等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成了夹缝中求生存的悲情人物。
　　由此看来无论是早期的反对还是后期的支持,苏轼的着眼点始终是基于北宋的社会现实。他看似矛盾的言行与态度其实是完全遵从当时的客观现实、社会现状作出的判断。所以说,王安石与苏轼二人,看似相互之间有着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实际上二人的世界观是惊人的相似的,他们都充分尊重客观现实,在主观与客观上高度统一。他们都在自己的思想与言行上遵循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三.总结认识 反思传统
　　笔者得出上述结论,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来说,可谓是源于教材而又超出教材。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完全依照传统教材的内容和教纲的指导,类似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在传统的教材中对于《游褒禅山记》、《石钟山记》两篇古文,课文在文本本身之外,提供给学生的仅仅是基于学生理解文本本身需要的文学常识、重点文言字词和特殊句式等。大纲也仅仅是要求教师在带领学生充分理解课文内容与思想的基础上充分掌握必要的文言实词、虚词而已,即使将两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仅仅是从写作技巧上进行对比。
　　而要得出上文中的结论,作为教师和学生必须充分运用古文、文学鉴赏、社会历史和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知识点。也就是说,传统的局限在单一学科内的基础教学是无法让学生在对课文的研读、理解上更上一个台阶的。联系课改的大背景,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总结和反思。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其实语文课堂的教学中并不是完全与其它学科割裂开来了,相反它是现有学科中与其它基础学科如政治、历史、地理等联系最多也最紧密的学科。我们的多数教师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在课文的研读与教学中使用其它学科的知识点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认识的。只是我们在自身的认识到位的基础上,没有真正大胆的将其它学科的知识点更多地运用于本学科的教学中,长此以往,在限制学生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的同时,也反过来限制了教师自身的思维方式和对教材的认识能力。所有的教师,不光是语文学科的,似乎都在满足于闭门造车而已。对教材的认识讨论总是局限在单一学科内部,学科与学科之间交流过少,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而要打破类似的教育怪圈,作为高中教师的我们,必须首先敢于打破教材内部的条条框框,敢于将具有可比性的教学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备课到课堂教学敢于挑战自我和学生的知识局限,联系其它学科知识点,大胆尝试,提升自我对教材的认识水平的同时也提升学生对教材的理解深度。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真正受益的是学生,他们对语文教材本身的认识深度和学习能力都将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其它学科的知识点也将同步得到及时的掌握。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所有学科的基础知识的掌握都将比平时更加扎实、稳固。学生们提高各学科基础知识的量化积累的同时,也将培养出更加可贵的发散性思维方法和对各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真正在量变中实现质变,而这也符合当下课改对新时期语文课堂教学的要求。
　　结语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两千多年前先贤的话,再一次在耳畔响起。作为新时期的高中语文教师们面对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双重教育重任,或许会时而感到迷茫与困惑,但是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教育工作者能够以大胆的富于创新的精神去重新审视教材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我们必能在“温故”中不断“知新”,不断“创新”,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无愧于“人民教师”的称号。
　　
　　姚磊,教师,现居湖北十堰。

• 姚 磊： 王安石与苏轼的世界观再解读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