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取自同一题材的电影《南京!南京》与《拉贝日记》几乎同时上映,在国内、国际上引起轰动。对这两部影片,由于期待视野不同,观众对其褒贬不一,评论界亦然,网上也一样,还有一些网友甚至谩骂起来,诸如“美化日本人”、“陆川是汉奸”,等等。日军侵华,作为遭受其凌辱、屠杀的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我们从小就铭记了这段悲惨的苦难史,随着中日关系的日渐转暖,以及日本国内右派势力的抬头,“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艺术解读?近三十年来,影视界一直在努力探索。那么,这两部影片,又是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片灰暗的历史天空的呢?
一
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有别于以往的抗日电影,最大的不同是其叙述视角。它不再是一方对一方的控诉,或者一方对一方的凶残,而是设置一个相对客观和平等的舞台使之对话,从而使作品主题突破民族意识的既往窠臼,从人性终极关怀角度,泣述战争之于人类的苦难真相。这一点,无可厚非。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载体,历史真实透视出来的信息尤其丰富,有显在的、潜在的,有主流的、非主流的,创作者的选择只要历史与艺术二者有机统一即可。一件历史材料,当下写、百年之后写,千年之后写,随着主体的变迁而进入客体式艺术解读,对其内涵的探寻总是有所不同的。
陆川在影片中采取多点叙述的方式。没有一以贯之的中心故事,普通士兵、国际友人、普通民众甚至日本军人都成为血案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以时间为轴线,娓娓道来,过程中,常常用血来染红衣服、土壤、以及历史的天空,是血让每段故事情节戛然而止。这种强烈有力的主体性,加深了悲剧的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日本士兵角川作为贯穿全剧的人物,这,有点像罪犯在警官面前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全过程,影片透过其视线,让观众看到南京这座活城如何在三天时间内沦为死城。一方面,影片真实地表现角川和他的队友们怎样心狠手辣,肆意而残暴地进行杀戮行为;另一方面,影片不回避角川者流在面对抵抗者抱头鼠窜时,他们也想家,甚至有对战争的困惑,于是,被还原成人的日本士兵不再是凶神恶煞的形象,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的残酷性,在其特定时域,人类最丑恶一面的集体张显,将使道德显得无能为力。角川的反省甚至自杀的自我救赎之路,似乎也让观众明白了这一点。
德国佛罗瑞·加仑伯格导演的电影《拉贝日记》取材于拉贝战时撰写的《拉贝日记》,通过这个“中国版辛德勒”的传奇故事,再现了南京那段惊心动魄的惨烈记忆。影片从亲历者角度叙述了“南京大屠杀”始末,是证实“南京”事件信息较为完整的史料艺术。曾经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的拉贝,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中挺身而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与同仁组建“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0万中国百姓的生命。作为日记体裁的叙述,就必然有其视角的内在性,即第三人称的视角①。由于拉贝德国籍纳粹党员的身份(纳粹党法西斯分子是日本侵略军的盟友),更容易使显在的叙事者处于“他者”的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主观感情色彩,增加所述事实的客观公正性。这里的“他者”是一种与“我”对立的、异己的在者。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他者”形象虽然各具色彩,但总体而言,都有一些异族文化强势入侵本土文化的形象,这也反证了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因此,我们这种以异族为“他者”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并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拉贝日记》正吻合了这种民族潜意识心理,通过“此他者”来见证“彼他者”,丰润了历史真实感和悲剧震撼力。当时,拉贝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华分公司的经理,如果不是那场战争,他留给中国人的形象将是帝国主义“他者”,实际上,当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建立国际安全区,将纳粹国旗举为人性大旗时,拯救了20多万中国平民的生命,这一“他者”行为将是永生的,尤其他留下的《拉贝日记》作为历史的见证,更是永恒的。与《南京!南京》不同的还有,它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拉贝也不是“角川”式人物,其悲剧力量来源于美与丑的较量,它不同于《南京!南京!》通过黑白胶片风格和叙事突然断裂来加强审美陌生感,而是以“他者”艺术视角使影片超出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升华到人性终极关怀的哲思境界,因此,《拉贝日记》更具悲剧史诗的性质。它用血与火的事实说明一个道理:战争没有人类的凯旋门,只有墓地和荒野。刚至极则碎,柔至极则弱,人类唯有自然和谐唯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即此。70多年来,对人类所犯罪行的认识,比较起来,德国人似乎更懂得这个道理。
二
《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都采取了类似于纪录片的形式。因此,两部影片都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展现本质的真实为己任,在进行艺术加工与展现之中,用真实引发人们感受电影的审美魅力。在这方面,两部影片虽然采取不同视角和叙事手段,为了增强观众对其叙事内容的真实感,都颇为用力。
《南京!南京》用细节刻画凸现真实感,而且,其细节大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对比关系。例如,开头便是一场抗日士兵和日军的小巷狙击战,打得很激烈,而接下来花样百出的屠杀战俘却让一切陷入死寂;主动举手去给日军当慰安妇,以换得难民营片刻“安定”的年轻女子与拿着武器却放弃抵抗,束手无策的残兵败将比照着;积极保护伤员和难民的外国友人,与苟且偷生叛国的唐秘书。影片中,贪生怕死与舍生取义同在,恰如其分地阐释了电影的英文标题:生和死的城市。在人性极度压抑的时空里,生或死只是千钧一发时刻的终极选择,人性的高贵与卑微之间的差异也就在这一刹那被尽情放大,丰富了影片的内涵,也暗合了那个年代国民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心理结构。这种潜在的事实真实,被导演发掘出来,应该说是具有艺术感染力的。
《拉贝日记》用细节勾画史实。南京大屠杀,典型之一是“百人斩事件”,对此,《南京!南京!》中仅用一晃而过的头颅镜头,使很多观众并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一惨绝人寰的史实,而在《拉贝日记》里,却有很好的交代。拉贝的司机老张因得罪日军军官而被拖到一个隐蔽处砍了头,拉贝循踪而去,从木栅的缝隙里看到了被日军砍掉的堆如小山的中国人的头颅。又如,日军疯狂轰炸南京,拉贝急中生智,将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铺展开来,让西门子公司厂房内逃生的人都躲在党旗下面,因为,二战时期日本和德国是盟友,日军飞机看见纳粹党旗就飞走了。这种显在的事实真实,被导演表现出来,凭借视听刺激使观众也能够获得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两部影片细节都有渲染气氛的力度。当然,细节展现的差异使得各自气氛的特征有所不同,《南京!南京!》着力于受害者的悲惨,而《拉贝日记》侧重于拯救者的忧愤。两部影片通过不同视角叙述同一部战争灾难史。值得称道的是它们都脱离了类似主题电影的叙述框架,以悲惨、忧愤为氛围,创造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的银幕时空,呼唤人性的终极关怀,尽显异曲同工之妙。
李林展,男,湖南科技大学文学系教授;萧颖,女,湖南科技大学文学系200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