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一文历来都被选入初中教材。传统观点认为:曹刿在这次战争中起了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决定了鲁国的胜利,而鲁庄公政治上昏庸无能,军事上急躁冒进,是一个平庸的国君。近来再教这篇课文,对鲁庄公这个人物,我们有了新的看法。
认为鲁庄公是个平庸的君主,主要依据在于文中曹刿所说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一句。从曹刿与庄公的“三问”“三答”中,可推论出庄公政治上的昏庸无能;从战争过程中庄公“将鼓”、“将驰”的举动中,可推出庄公军事上的急躁冒进。这就是文中所说的“鄙”,一个“鄙”字全扣在庄公头上。庄公的“鄙”衬托曹刿的“远谋”,庄公的急躁冒进衬托曹刿的卓越军事才能。然而,仔细研讨原文,从新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就发现传统观点的成立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首先,鲁庄公是个善用贤能的君主。在曹刿与庄公的三问三答中,庄公的前两次回答是“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和“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传统观点认为,庄公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近臣的拥护和神灵的保佑上,从而证明了庄公的“鄙”。我认为三问三答既是曹刿和庄公进言献策的过程,也是庄公试探、考察曹刿才能的过程。在三问三答中,问始于曹刿,但答的顺序——先答什么,后答什么,这个主动权在庄公。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顺序?庄公为什么要把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取信于民的问题放在最后回答呢?原来这是庄公为了考察曹刿的才能,有意识地安排了这样的回答顺序。如果庄公第一次回答或第二次回答后,曹刿就作出支持、拥护的判断,那么曹刿算不了什么人才。事实上,曹刿是在庄公第三次回答后才说出支持、拥护庄公的话来的,这正好与庄公的心意相合,这说明曹刿与庄公同样也认识到民心向背的重要,认识到必须取信于民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齐国侵略鲁国,齐强而鲁弱。在国家存亡的时刻,曹刿凭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挺身而出,拜见庄公,直言进谏,出谋献策,这是毛遂自荐的行为。而庄公作为一国之君,掌握着国家的政治军事领导权。尽管曹刿足智多谋,才能卓越,如果庄公是个昏庸之君,不发现并任用他,曹刿才能再高,见解再正确,也是不管用的。倘若那样,曹刿的远见卓识和杰出才干将无法施展和发挥,那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正是因为庄公从三问三答中及时发现并任用了曹刿这个人才,让他参加指挥这场战争,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鲁国才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
其次,鲁庄公是个善纳谏言的君主。战争经过最能证明这一点。战场上,曹刿与庄公同坐一辆战车。战争刚开始,庄公将击鼓进军时,曹刿阻止说:“未可。”齐人三鼓后,曹刿说:“可矣。”庄公将追击敌人时,曹刿又阻止说“未可”。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察看敌情后,才说:“可矣。”曹刿共四次讲话,每次一句。这四句话是曹刿向庄公的进言建议,它是说给庄公听的,不是号令全军的命令。可见,庄公是战争中发号施令的主帅,掌握着战争指挥权,曹刿只是受庄公信任重用的谋士,与庄公同坐在一辆车上,参与了这次战争的指挥。庄公“将鼓”、“将驰”的举动确实有些急躁冒进,但这也是庄公爱国心切、求胜心切的表现。曹刿深谋远虑,稳重冷静,详察敌情,抓准战机,及时进言,以致战争取胜。诚然,就军事才能来说,庄公显然比不上曹刿。但庄公身为国君,并不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错误指挥,而是善纳雅言,不断采纳曹刿的正确建议,才不使指挥失误,赢得胜利。所以,庄公是个虚心求真、善纳谏言的君主。战争结束后,庄公向曹刿问取胜的原因,让曹刿总结战略战术上的经验,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文中的鲁庄公还具有爱国护民的民本思想。面对强齐的入侵,他不是求和投降,而是积极迎战,保卫国家,文章第一段“公将战”一句便是明证。战争展开后,庄公亲临战场,并与曹刿共乘一辆战车,亲自指挥战争。这些都表明庄公是个爱国之君。与曹刿的对答中,庄公所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些足以说明庄公具有体恤臣属、爱护臣民的品质。
可以这样说:曹刿与庄公是互为表里、互相衬托的,两个人物如同唇齿,不分宾主,都是文中的主要人物。
李强,王更生,教师,现居安徽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