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弘扬人的文学和思想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爆发后,给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平等自由的思想和“人”的理念在中国的盛行使中国女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是同男人一样平等的个体,而不是依附于男人的寄生物。因此一个个受过新思想的女性纷纷冲破旧家庭、旧观念的束缚,她们和男同胞们一样的勇敢的走向社会,投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变革之中。她们冲破家庭的阻碍,用自由人的喜悦追求,选择自己的婚姻和幸福。
　　这些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会现状,也是很多女作家,如冰心、丁玲等作品表现的内容。但是活跃在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女作家苏青并没有选择这样的角度去书写女性。她以三四十年代这个特殊的时期,上海这个独特的城市为背景,以女性的独特体验为根据,从女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写了一系列关于女性出路的作品,思考了勇于冲破旧家庭的“娜拉”出走之后出现的问题,谈论了职业女性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剖析了女人的内心和本质,对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出路做了一些思考和探讨,让人耳目一新,也让人对女性重新认识和思考。
　　在《第十一等人——论男女平等》中,她这样写道:“娜拉的出现曾予千万女人以无限兴奋,从此她们便有了新理想,一种不甘自卑的念头。她们知道自己是人,与男人一样的人,过去之所以被迫处于十等男子之下者,乃是因为经济不能独立之故。于是勇敢的娜拉们开始在大都市中寻找职业。结果是:有些找不到,有些做不稳,有些堕落了!当然也有成功的,但是只是少数,而且在这些成功者当中,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便是她们在职业上成功以后,在婚姻和养育儿女方面却失败了。于是许多人都劝娜拉们还是回到家里去吧,娜拉们也觉得没味,很想回到家里去。”
　　在这里之所以要引用这么多原文是因为这段论述确实很精彩,它分析了娜拉们出走的原因和结果。苏青认为有四种结果,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不是娜拉们想要的,她们要不事业不成功,要不干脆就堕落了,成功了的也忽视了家庭和儿女的意义。在苏青笔下,娜拉们的生活大致有两大类:争取到了自由婚姻,但仍然是做了少奶奶的,另一大类就是从事职业的女性。
　　第一类女性有着与自己类似的经历,她们在婚前受过一定程度的新式教育,婚后过着相夫教子的少奶奶式生活。渐渐地,她们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中,在儿女的尿布和哭闹中,在各种关系的应酬中失去了学生时代的理想,而步入旧式婚姻的俗套,她们冲破了旧的思想观念,但是却仍然依赖于旧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在《我们在忙些什么》中几位少奶奶对各自的无事忙生活状态提出抱怨:“事实上我们还是照样的一年年过去,始终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我们在家里既不洗衣做饭,又不看戏打牌,养了孩子有奶妈,给人家想起来该是少奶奶闲得不得了,但事实上我们却也天天忙着。”这就是生活在大家庭中的少奶奶们的生活了,整天在各种人面前应酬敷衍,在敷衍中耗费着生命,消磨着年轻的理想和追求。而生活在小家庭的主妇,则在一日三餐,柴米油盐诸多琐屑之事中盘算周旋,在孩子们的嚷嚷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在《小天使》中,那个中学时的好朋友,那个曾经在民众大会演说台上高喊“奋斗”,曾因反对父母的代订婚姻而出走的,经过很多波折最终和自己的爱人结婚的新女性张继杰,在七年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在家庭的无聊和琐碎中变的罗嗦,平庸,尖刻,虚伪,又不通人情,她的眼中只有小宝贝,小宝贝做什么都是对的。爱情已经被琐碎的生活消磨殆尽,而亲密的爱人的地位也被孩子取代了,新时代的新女性兜了一个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传统赋予她们的角色上去了。她们没有逃脱先天赋予她们的责任。
　　那么另外一类——职业女性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职业女性的自我价值和理想能否实现呢?《写字间的女性》中徐小姐纯粹把工作当作敷衍,把自己当作漂亮的花瓶,写字间只是个摆放花瓶的场所,没有职业精神。而杨小姐则是因为家累,要养活孩子而不得不来上班,但是她的心思全然不在工作上,整天想着家里和孩子们,每天辛苦劳累,但仍然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同样的,她的工作状态也使她不能够在工作上做出成就。《家庭教师面面观》中的女教师完全视主人的态度而曲意改变自己,丝毫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更无自我价值可言。因为社会各方面的原因,女性所从事的职业领域也非常有限。所以说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这对于女性来说是很难实现的。她们只是把职业作为装点自己平淡空虚生活的点缀,或者是完全为了生计而勉强为之,而不是把工作当作事业来追求,这样的状况能做好工作吗?即使有极少数女性在事业上成功了,但她们在精神上还不敢承认自己的成功,甚至享受不到成功的喜悦。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新文化的平等自由的思想的宣传似乎并没有给中国的娜拉们带来实惠,与旧的生活习惯和环境脱离后,新的生活方向在哪里?新的出路在哪里?她们在出走之后似乎更加的困惑和彷徨,他们怀疑自己的选择,也许还带着后悔。娜拉们在重新回到家后,发现自己的“使命”又加重了。“大部分丈夫已经不把她们当作第十一等人,相反地,把她们看做了全知全能的上帝。她们既要有传统的‘道德’(妇德),还要有知识。不仅要会洗衣做饭抱孩子,还要会跳交际舞。在家里劳作时需要辛劳如江北老妈子。到了外面却要体面的像公使夫人。从前,男人虽然把女人当作牛马奴隶,但还是会有一些家庭责任感,会和发妻一起到老,但是现在却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旦马儿老了,或者马儿还没老,自己骑厌了,便想把它一脚踢开,横竖不过几千块钱的赡养费而已。”。这是苏青在《第十一等人——论男女平等》中对娜拉们回到家庭后面临的新的困难,这种状况似乎比以前更为不堪。这似乎会让读者以为苏青主张让女性回到第十一种人的位置,好安心的继续做男人的牛马。但是苏青并不是这样的目的,她只是对女性面临的新的更艰难的挑战做了客观的描述。她同样反对复古派主张的“让女人回到从前的位置”。她说“我敢说天下绝无此事,这好比一个缠足放大了的人,虽然大足须日行白里,走的脚也起泡了,但是让她们仍然裹起足来不再走,她们也是不愿意的,她们愿意苦苦练习跑步。”这就是苏青对女性的出路的思考:“跑步”“向上”!
　　但是向上的限度在哪里呢?和男人跑得一样快,一样远吗?在苏青看来,男女是不可能绝对平等的,因为女人要承受生育之苦,所以女性要求和男人做一样的事情是不平等的。妇女的要求平等的运动目的应该是减轻工作的劳苦,而不是要求增加工作,和男人一样的工作,这只会使妇女更加吃亏。她认为女人应该首先使自己的生理上的需求得到满足,首先要获得一个“女人”的权利,然后再享受所谓其他的和男人平等的权利。“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笑容声音更深。”
　　女性的幸福并不在于在职场上和男性一争高低,职业女性往往处境是很尴尬的,“男子的事业成功与恋爱婚姻成正比,而女子却成反比”,她们在婚姻中是没有优势可言的。“较她穷的,和地位低的不肯嫁,而有地位有金钱的男人又不善爱职业女性。”(《论婚姻及其他》)所以职业女性要不在婚姻上失嫁,要不就是用职业来填补没有婚姻生活的空档。
　　那么苏青认为的女性的出路在哪里呢?她不赞同女性同男性做同样的事情。她认为因为女性要承担生育之累,所以不能够和男子做同样的事情。对于妇女解放、自由平等的呼吁要以减轻妇女的劳作为目的,而不是要增加妇女的劳动任务。女性因为各种生理原因,不可能与男性达到绝对的平等,因此,女性要认清自己的特殊情况,先获得一个女人应有的权利,再去争取一个“人”的权利。
　　但是她也不赞成女人应该固守在家里,当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她认为女性还是应该经济独立。但是女性又能从事哪些职业呢?她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养儿育女作为一个职业,女性能够从中获得报酬。要不就要从事一份轻松的工作但报酬不能够少;或者是国家广建托儿所,让女性可以安心的上班。不管怎么样,女性应该有家庭,一旦有了孩子之后,还要重视孩子的养育事宜。
　　这就是苏青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她为女性设计的出路。但与其说这是苏青为女性设计的出路,不如说这是她的期望。这些问题不仅在苏青的年代没有实现(其实也很难实现),即使在当下也仍然是大家关注的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似乎还越来越糟糕。所以,寄予所有的女权运动者能够像苏青一样多思考一些能够给女性带来实惠的东西,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吧!
　　女人,既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女”人。两者同样重要!
　　
　　张继荣,女,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教师。

• 张继荣： 俄罗斯民族精神及其文学艺术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3期
• 张继荣： 苏青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