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超的《〈论语〉》“慎言”思想的三重依据》[1]、《〈论语〉》“慎言”思想的具体内容》[2]中,笔者谈到了《论语》“何以慎言”和“如何慎言”的相关言语思想。然而,《论语》的言语思想并不局限于此;在慎言的主导价值体系下,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范畴和内容。
　　首先,关于“讷”。《里仁第四·第二十四条》孔子说: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言语要谨慎迟钝,工作要勤劳敏捷) ”[3]41;《子路第十三·第二十七条》他又声称:“刚、毅、木、讷,近仁(刚强、果决、朴质、而言语不轻易出口,有这四种品德的人近于仁德)。”[3]143这里“讷”,与《颜渊第十二·第三条》“仁者,其言也讱(仁人,他的言语迟钝)”[3]124中的“讱”,可以说二而实一:即一种克制性的言说情态。而从《乡党第十·第一条》孔子在朝堂上“便便言(有话便明白流畅地说出)”[3]986的表现以及《宪问第十四·第四条》“有德者必有言(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名言)”[3]146的修身准则来看,不难体会修身有成的儒者是完全能够敏于言对的;所以要“讷”者,非为不能,实为有意。也就是说,所谓“讷”,当为儒者慎言精神的具体表现,是儒者预设的典范言说情态。
　　在“讷”的首要言说情态外,《论语》还赞许了“信”、“中”等言说情态。“信”者,主要指“诚实无欺(《论语词典》释“信”)[3]256。《卫灵公第十五·第六条》:“言忠信……虽蛮貊之邦行矣(言语忠诚老实……纵到了别的部族国家,也行得通”[3]162 ;《宪问第十四·第十二条》“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经过长久的穷困日子都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也可以说是全人了)”[3]149。不难看到,对言而有信的言说品格,孔子给予较高的定位。至于“中”,用来界说言语,主要指“中肯”(《论语词典》释“信”)[3]219。《先进第十一·第十四条》:“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个人平日不开口,一开口一定中肯)。”[3]114显然,对言辞中肯的人,孔子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论语》中,“讷”的反面言说情态,无疑是“佞”。所谓“佞”者,“即有口才,能说会道(《论语词典》释“佞”)” [3]146;在当时社会,“佞”应当颇受青睐。《公冶长第五·第五条》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冉雍这个人有仁德,但是没有口才)”[3]43,正是一副为冉雍可惜的样子。然而,孔子却不以为然;他反问那个人道:“焉用佞(为什么要有口才呢)?”[3]43其后,在《先进第十一·第二十五条》、《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二条》他分别明确表示:“是故恶夫佞者(所以我讨厌强嘴利舌的人)”[3]118;“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我不是敢逞口才,而是讨厌那种顽固不通的人)。”[3]156 此外,与“佞”实质相同的“巧言”、“口给”、“利口”,当然也逐一受到孔子的激烈批判:《学而第一·第三条》:“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是不多的)”[3]3”;《公冶长第五·第五条》:“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强嘴利舌地同人家辩驳,常常被人讨厌)”[3]43;《阳货第十七·第十八条》:“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强嘴利舌颠覆国家,可憎恶)。”
　　除了斥“佞”,孔子还有几种颇为不满的言说情态:一、“言不及义(不说一句有道理的话)(《卫灵公子第十五·第十七条》)”[3]165;二、说人坏话:“有恶。恶称人之恶者(《阳货第十七·第二十四条)。”三、心口不一:“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就讨厌不说自己贪心无厌,却一定另找借口)。”(《季氏第十六·第一条》)[3]172四、言行不一:《公冶长第五·第十条》中宰予昼寝,使孔子认识到对人要综观言行。五、大言不惭:“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那个人大言不惭,他实行就不容易)(《宪问第十四·第二十条》)”。[3]153
　　要言之,《论语》以“讷”为儒者的典范言说情态,赞许言语之“信”、“中”;贬斥以“佞”为代表的一系列言说情态;归根结底,它们仍然旨归于“慎”的言说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魏超.《论语》“慎言”思想的三重依据.文学教育[J].武汉:文学教育杂志社,2009,04(下)。
　　[2]魏超.《论语》“慎言”思想的具体内容.文学教育[J].武汉:文学教育杂志社,2005(下).
　　[3]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刘翠红,教师,现居湖南华容;魏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 刘翠红 魏 超： 《论语》中的“讷”与“佞”及其它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