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和孙犁同为解放区文学中的佼佼者,但他们的审美情趣却大相径庭。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赵树理和孙犁身份认同的差异来分析两人不同的艺术追求。
　　抗战爆发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赵树理和孙犁。孙犁在《谈赵树理》[1]中说:“赵树理,如果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的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孙犁谈到自己时也说:“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也就是在家里继承我父亲那点财产,那么过下去,过成什么样子那也不知道。”[2]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参加了革命,并在革命队伍里都从事文艺工作。可以说两人都拥有了革命者和作家双重身份。但由于两人不同的性格、经历等原因,他们对革命者和作家这双重身份的认同却存在着微妙差异。
　　作为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对革命的赤诚是毋庸置疑的。赵树理说:“参加了革命,我就像维护宗教一样维护革命。”[3]孙犁也曾直言“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个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做的真实记录”[4]。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关注使他们的创作都打上了“政治烙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赵树理和孙犁会在革命者与作家之间拥有相同的认同。相反,在革命话语厚重的幕布之下,他们以不同方式实践着各自不同的革命理想和艺术追求。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步的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5]赵树理看来,创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他从没把写作看作是安身立命之地。因此,赵树理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革命者,而非作家。与此不同,孙犁不仅认同革命者身份,且把写作视为一种神圣的事业。他说:“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融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6]事实上,孙犁对于革命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处理在解放区作家中是做的最好的。赵树理和孙犁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具体而言,就是两人在创作中对于政治与艺术表现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
　　
　　赵树理对革命身份的认同,使他的创作有着明确的革命目的。“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7]因此陈荒煤指出赵树理“写作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群众的,为了战斗的,为了提出与解决某些问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8]“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是赵树理创作的根本出发点,这一文艺观念在他的创作中确实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我们可以断言,在政治与艺术之间,赵树理总是优先满足政治的需要。
　　《小二黑结婚》是据一桩真实的人命案写成的,原型故事很悲惨。岳冬至(小二黑原型)和智英祥(小芹原型)拒绝了父母为其包办的婚姻自由恋爱了。但村里两个恶霸也企图沾污智英祥,在屡遭碰壁后,他们便迁怒于岳并将其活活打死。在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作者将故事进行了改变,有情人终成眷属,悲剧变成了大团圆的喜剧。对这一改变赵树理这样说:“要把小二黑写死,我不忍,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也不应该把小二黑写死。”[9]其实,为了在抗日战争艰苦时期鼓舞革命斗志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为了政治上起作用”而改变人物的命运,正是革命者赵树理工作的需要。
　　赵树理的创作不仅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而且在写法上也是煞费功夫。赵树理作为革命作家在小说的语言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自觉的探索。“老百姓喜欢看”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他非常注重对群众口语的加工提炼,在艺术形式上他也以农民的口味为切入点。赵树理说:“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10]赵树理之所以这么做,终究说来是为了让农民能及时地读懂、能及时地起到宣传和鼓动的作用。换句话说,赵树理对“老百姓喜欢看”和“政治上起作用”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可见,赵树理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看重的是政治。但他的作品的艺术性也是值得称道的。这里,我们不想涉及其作品的艺术性方面,因为,对于政治性的强调更符合赵树理本人的意愿,也更能显示赵树理的伟大之处。
　　
　　二.“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
　　
　　孙犁在创作中也曾改变过原型人物。如《山地回忆》中妞儿创作原型来自作者遇到的一个妇女。1947年孙犁去延安,在一村庄里遇到了敌人炸弹的袭击,他大难不死且无大伤,只是弄得满脸血污。当孙犁去河里洗脸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洗菜的妇女。这个妇女很刁,孙犁也刚受了惊,因此吵了起来。
　　在小说中,作者对这一场景进行了改写。初遇时,我和妞儿发生了口角,而后却将争吵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交谈。妞儿见“我”光脚没穿袜子时,主动提出给“我”缝袜子,还邀“我”到她家热水洗脸。孙犁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提到对原型人物的改变时说:“小说里的女孩子,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可见,作为孙犁对原型人物的改变与政治无关,而是源于作者的艺术追求。
　　孙犁虽身在革命阵营,但他的文艺观念却与主流文学有所偏离。主流文学强调政治性,以“文艺服务于政治”为最佳的形式选择。孙犁的创作则惯于在政治事件之外表现生活的真、善、美。孙犁甚至立下了这样的文学信条:“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11]因此,孙犁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有别于主流政治文学的、以表现生活真善美为旨的话语。
　　作为革命者的孙犁也把文学也看作是革命的宣传方式、强调文学的鼓动作用。但孙犁对政治与艺术有着与当时其他解放区作家不同的理解。“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法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12]基于这样的理解,“政治”在孙犁的作品中常常是作为“时代”的具体背景而存在。他把笔触放在了对真善美的事物和情感的歌颂上。他把战争的风云变幻凝聚在人们思想的一些侧面上,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浪漫轻快的笔调写了出来。而集中描绘的则是人民群众爱民族、爱国家、爱同志的优美情操。他写一些邪恶的事物也是为了去衬托、歌颂那些美的事物。但孙犁最成功的作品却是把握了时代精神的小说。如《山地回忆》没有直接写战争,只通过妞儿的话“我的房子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来点出抗战的大背景,他把笔墨放在了日常生活中,但作品中普通老百姓对生活的执著、对人民子弟兵的爱戴却同样体现着时代风尚。
　　可见,革命者、作家的双重身份在赵树理和孙犁的自我认同中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两人对身份的认同差异,使得他们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追求。因此,对赵树理和孙犁的批评必须联系他们不同的身份认同,仅从政治或艺术的角度去进行错位的批评那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2]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孙犁文集》四,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317页
　　[3]赵树理:《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赵树理文集》四, 工人出版社 1980,1777页
　　[4]孙犁:《自序》,《孙犁文集》一
　　[5]戴光中:《赵树理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219页
　　[6][11][12]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M]∥《孙犁文集》第四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384页
　　[7]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文集》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24页
　　[8]《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赵树理专集》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201页
　　[9]康濯:《赵树理文集跋》,《赵树理文集》四,1969页
　　[10]赵树理:《赵树理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246页
　　
　　岳鹏,男,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岳 鹏： 论赵树理与孙犁的审美差异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