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潮对封建传统的反叛唤醒了沉睡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高昂的理想主义和乐观情绪鼓舞着人们的斗争精神,但狂飙过后,无边的黑暗窒息着苏醒的灵魂,广大群众仍处在愚昧麻木之中,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159,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判,并没有停留在愤恨和不平上,而是和当时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总是能触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的思考总是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和历史的价值,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能够引起人们深层的思索。本文试图对鲁迅先生笔下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进行深入挖掘,剖析他们的灵魂,并把他们放到历史发展的角度中去考察,以此来揭示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
　　
　　一.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和殉葬者
　　
　　在旧中国,大多数下层知识分子都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最终成为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者,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乙己(《孔乙己》)和陈士成(《白光》)。孔乙己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打折了腿,在人们的笑声中悄然地离去了。陈士成这个连续考了十六次都未考中的老童生,在想象财宝的白光诱惑下淹死在河里。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对他们不幸的遭遇作者给予同情,对他们迂腐不觉醒的灵魂作者也给予了深刻的批判。
　　在《孔乙己》中,鲁迅以他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从容不迫地叙述了孔乙己极为凄凉的一生,“他正是在用文言文构建着他的观念世界,而他的观念世界恰恰完全堵死了参与现实中与民众共有的日常世界的道路”[2]37,所以他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和无聊看客们的麻木不仁。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毒害和小生产者生活方式的局限,社会上的人们都变得麻木不仁,把孔乙己的痛苦和屈辱作为自己取悦的笑料,这是一种多么冷酷多么刻薄的社会处境,是多么病态的国民性!鲁迅是人道主义者,他怀着无限激愤的情绪,控诉吃人者,揭露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凶残本性,号召用暴力手段“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表现出彻底的战斗精神。
　　如果孔乙己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的遭遇使人感到心灵上的刺痛和沉重,那么陈士成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者。
　　造成陈士成的悲剧根源也是封建科举制度。陈士成十六次考试,场场落选,以至他疯疯傻傻。他的性格完全被封建科举制度给扭曲了,他一辈子没有坑害过人,甚至比孔乙己还要“清白”,连小偷也未做过,但他却被科举制度坑害至死。从这个角度看,他和孔乙己一样,都是封建制度可怜的祭品。
　　封建科举制度对这类知识分子产生的精神影响是巨大的,最终逼他们走上了生命的绝路。封建制度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以一人或一家之利害为天下之利害。为了维护其统治,对人采取各种各样的压制手段。知识分子本来有知识能思想,对专制独裁构成巨大的威胁,封建统治者便采取以利禄诱之的办法,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变成封建阶级的组成或奴才,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实行严厉的思想压制,从精神上摧残打击他们,进而在生活上把他们逼向绝路。鲁迅的创作,着意刻画这类知识分子的形象,揭示他们不幸遭遇和悲惨生活的根源就在于封建科举制度,使人们对当时封建社会有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认识。
　　历代封建统治者,统治知识分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科举取仕制度。只要科举制度还被作为一种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存在,孔乙己和陈士成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以喜剧方式表现这种悲剧的杰出代表,他概括了各种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典型。孔乙己和陈士成的遭遇和性格又带有辛亥革命前后动荡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孔乙己和陈士成实际上成为了社会的赘疣,这恰好表明他们所附着的社会肌体已经腐败,许许多多的孔乙己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特定的中国社会的产物,从他们身上可以映照当时社会生活的状况。科举制度虽然在封建社会的初期起到过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但当封建社会即将走完其历史行程的时候,整个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只能是没落和潦倒,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出路和借以踏上这条人生路的阶梯已经失去了依附。
　　
　　二.封建礼教的卫道士
　　
　　在鲁迅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他们往往以道德楷模自居,表面像个饱学之士,整日里说着伦理道德,实则是在恶毒诽谤新文化运动,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冲击后,他们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被颠倒了的是非迟早总要翻转过来”[3]91,对于他们,鲁迅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是《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他们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是顽固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
　　《肥皂》中的四铭,以正人君子自居,痛恨世风的堕落,攻击新事物,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简直就是祸国殃民的万恶之源。其道貌岸然的外表和慷慨激昂的言论背后深藏着一个肮脏卑琐的灵魂。表面看去他是为太太买的肥皂,实质上是四铭的潜意识之淫欲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由女乞丐向他太太身上转移的结果。四铭在饭前饭后两次讲述女乞丐,极力夸赞“孝女”,抨击世风之不良,并津津有味地重复无赖调戏女乞丐的那番下流话,显然是四铭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又回到了产生淫念的始发点,是披着卫道士的伪装表白自己。鲁迅把这一群卫道之徒的丑态揭露得含蓄而深刻。“封建伦理秩序的虚伪性和这一秩序的维护者自身的精神变态在这里昭然若揭”[4]136,鲁迅运用心理分析手法,从外部言行,穿过表层蛛丝马迹,揭开他的潜意识心理状态,辛辣地嘲讽了四铭不学无术假卫道、心地丑恶的本质。四铭这样的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只会因循守旧,阻碍社会的前进。透过四铭外在行为和潜在心理,我们看到了一个表面上讲究儒家礼仪道德的“正人君子”,而实质是一个政治反动、道德败坏的伪君子。四铭这种人物虽然是小说中的形象,但他却有现实的真实性,他代表的是五四落潮后复辟寒潮中的复古主义者。
　　再看高尔础,他是一个披了欧化新衣的国粹派人物,他头戴新帽子,手提新皮包,怀揣新名片,留心新学问,关注新艺术,使用着具有“深远意义”的新名字,此人身为一个女校的普通的历史教员,却是个不学无术、冒充正经的伪君子。
　　他不懂历史,就连起码的常识也只是一知半解,他所聊以自慰的历史知识,不过是一些诸如桃园结义、孔明借箭之类的民间通俗故事。他备课艰难和上课的狼狈,体现了他不学无术的真面目,他赌钱和窥视女学生,完全暴露了他的内心虚伪和他的卑琐肮脏的灵魂。
　　高尔础这样的封建卫道士就如封建僵尸,企图借新的形式继续生存,但也只能多几年残喘的生命。高老夫子内心的丑恶与外表的掩饰,高尚的言论与卑劣行径的矛盾,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地道的狡猾顽固的复古主义者。鲁迅透过他的语言、表情、动作和心理,彻底揭露了他的虚伪的本质,有力地讥讽和抨击了高尔础之流的无耻嘴脸。
　　四铭和高尔础是新旧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封建怪胎,在他们身上所流露出的这种极端丑陋的人格,正是被封建文化的长期压抑,被新思潮的强烈冲击后,才暴露出来的。他们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知识败类。
　　
　　三.封建制度的叛逆者
　　
　　“五四”时期,在西方近代思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逐渐觉醒,外来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与他们的内在要求相契合,理性的反叛意识就成了他们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精神动力,他们自然成了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此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但接受过封建教育,也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影响,对封建制度他们具有内在的反叛要求,对封建势力作过程度不同的争斗。但是,他们又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性,缺少韧的战斗精神,五四思潮“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深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5]320,最终他们在痛苦中终于被封建黑暗势力打垮、压碎,以至于走向生命的终结。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觉醒的敢于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敢于向世俗社会挑战的民主主义先驱者的形象。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是作者对一个启蒙者、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处境下象征性的表达。“在有意识的组织起来的日记进程中,狂人很快就把眼前的事实和过去的事实交织起来,也就把现实和历史结合了起来。当他‘从字缝里看出字’的时候,终于逐渐取得‘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一关键性的认识”[5]49。“小说里的狂人,狂妄与醒态交织在一起,披着狂人的外衣,却有着反封建战士的性格。从前鲁迅期望的精神界之战士还只是理想的阁楼中的,现在脚踏实地的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6]104他以理性的批判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性,最后发出“救救孩子”这样跨越历史的呼唤。
　　《孤独者》主人公魏连殳的结局更凄惨,更令人战栗。魏连殳原本是旧传统旧势力的反叛者,他曾经满怀激情地冲锋陷阵。当他面对更加庞大的旧势力的包围时,“他与社会群体的旧思想意识的矛盾冲突是对抗性的,他的动作具有与情境抗争和选择个人道路的自主性”[7]53,他不得不为了苟活去当封建军阀杜师长的顾问,但是他又对自己的选择深恶痛绝。如果说当顾问以前他是以独立完整的人格在与旧传统抗争,虽然生活困窘,但是人格并无损伤,此时每月的高薪,时常与先前他憎恶的墨客奉承应和,使他感到内心的痛苦和无奈。鲁迅把魏连殳当顾问看作知识分子的绝路,是封建势力高压下遭到的更大屈辱和不幸。魏连殳人生的转向,是以变态的方式向社会反抗。他的反抗虽然是消极的,但却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屈服的灵魂。魏连殳生活在辛亥革命失败五、四运动新潮尚未崛起的空前黑暗的年代,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把无数善良正直、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逼上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魏连殳们是在新思潮呼唤下觉醒的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不能也不会给他们提供用武之地,“他们行动意志的软弱,扰乱了参与社会变革的步调……最终只能清醒地咀嚼降低人格尊严的痛苦”[8]546,他们必然要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挤压,承担痛苦、折磨和煎熬。也正是他们觉醒的灵魂,向中国传统文化和黑暗丑恶的政治势力展开了抵抗,向在沉闷的黑屋子里麻木的中国人发出启蒙的颤音。他们是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历史见证者,他们亲身感受到现实沉重的打击,也看到新文化新思想软弱的一面。他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最终失去了勇气,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如果没有执著于信念的坚强意志,就难免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败下阵来。即便能生存下去,也难免要采取消极顺应的形式,以调整、缓和与旧势力的矛盾。鲁迅从对中国黑暗现状的清醒认识中,看到了改造社会的艰难,才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这正是服务于他那要从精神上改造社会的目标的。
　　
　　四.新的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鲁迅小说中还涉及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一类型包括《伤逝》中的子君、涓生,《药》中的夏瑜,《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具有进步思想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现代意识、进步思想和改革精神,也有过为理想而奋斗的努力,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一开始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洗礼,在新的形势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封建礼教冲击,追求着幸福的生活。“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425但是,黑暗的旧社会终于压倒了他们的反抗和追求,给予他们的是毫不留情毁灭性的打击。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的人生都是从美好开始在痛苦中结束。子君是在追求自由婚姻失败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勇敢地出走的家庭,而最终带着无限的凄怨死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虽然想展翅高飞,也不过是寄希望于渺茫的梦想,到头来只落得悲哀和悔恨。鲁迅正是通过这一颗颗痛苦灵魂的刻画,展示出知识者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自我意识分裂的过程。
　　《药》里的夏瑜是一位致力于创造新生活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形象。他不仅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传统思想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之展开了决绝的斗争。这样一位革命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中,为统治者所不容,是很自然的;可悲的是,民众视他为“异类”,不仅不理解他,甚至唾骂他,对他的受难与牺牲幸灾乐祸。夏瑜被一个亲戚告密而被捕,连他亲生母亲对他和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也是根本不理解的。鲁迅在“五四”暴风雨到来的前夕就提出了革命者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把握,确实是相当准确的。“但是这革命者又和基督不同,他不能依靠那更高的权威——神,不能凭借任何超现实的东西解决终极的意义的问题。这也是鲁迅人道主义的最后悲剧。”[4]62
　　《幸福的家庭》是针对当时报刊上讨论正热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而作,用的是玩笑之笔,有对知识界带有英美色彩的舆论趋向的鄙薄嘲讽。小说中的家庭并不“幸福”,因为“生计问题”男主人公连《幸福的家庭》也写不下去。“主人公作者脱离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源泉枯竭了。环堵萧然,而又强作欢颜,他的生活不能不是一个悲剧。结果,诺大的一个中国,他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来安置他所构思的‘幸福的家庭’”[5] 106,于是终于在白菜、劈柴和孩子的哭声中撕碎了稿纸,回到了艰难的现实,重新陷入庸俗。
　　对于以上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鲁迅认为他们善良正直,不满于黑暗势力的压制,渴望自由平等,追求和美幸福。“为我们展现了历史巨变时期觉醒了的青年灵魂深处的痛苦挣扎过程,袒露了他们灵魂蜕变过程中的矛盾与困惑”[9]160,但是由于旧中国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封建传统观念过于顽固,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弱点和缺陷,他们的奋斗终究要归于失败,他们或者被封建势力摧残致死,或者被旧社会压榨崩溃,或者失去生活目标走向死亡。
　　纵观鲁迅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我们从悲剧的痛感和从喜剧的快感中,都感受到某种主观精神力量对现实世界的抗争。鲁迅剖析这些知识分子悲剧的本质和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总结他们人生道路的经验教训,既批判他们性格的弱点,又同情他们的不幸的遭遇,既批评他们狭隘自私的落后意识,又肯定他们反抗黑暗专制、渴求民主自由的进步表现。作为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鲁迅真正从生活实际出发,用深刻的思想认识社会反映现实,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对社会的本质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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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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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 [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张春胜,陕西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 张春胜：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