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尊敬的刘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文学教育》的专访。得知您参与了由华中科技大学承担的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研究”这一课题，您主要负责的是哪一块呢？
　　刘：我主要负责的是关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研究。
　　张：哦，您在学术上主要研究的是外国文学，对于俄罗斯文学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所以今天就请您谈一下俄罗斯民族精神与文学的关系，您看如何？
　　刘：可以。
　　张：那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涵吧。
　　刘：首先：俄罗斯人民的典型特征就是勇敢顽强和坚忍不拔。这种性格特征和俄罗斯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处于中高纬度地带，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夏季短促、温暖，春秋季很短，年温差大，降水少，尤其是西部地区，条件更加恶劣。这种生存环境，培养了俄罗斯人极强的耐受力，因此俄罗斯人能够顽强地忍受生活中的各种苦难，能够坚忍不拔地与命运进行抗争。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勇敢顽强与坚忍不拔不仅仅是能力与毅力的体现，而且是生存与发展的必须。俄罗斯人很注意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这种精神，比如在俄罗斯的公园里漫步，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走了几步，父亲故意将他轻轻推倒，待小孩爬起来后再推倒，这样让他经受一种挫折教育，培养他的忍耐力与毅力。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见俄罗斯民族的顽强与坚韧。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他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钢铁般的意志，在身体伤残、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他仍然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拉赫美脱夫也体现了为实现理想锲而不舍、甘愿受苦的坚强意志与毅力……
　　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崇尚武力，极具扩张性。我们从俄罗斯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对外扩张、建立军事强国几乎贯穿在它的全部发展过程之中。沙皇俄国在16世纪初形成统一国家的时候，其领土面积只有280万平方公里，伊凡四世上台以后，为实现成为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他开始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在他之后的沙皇，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一世等等，都延续着扩张的野心。到19世纪末，俄罗斯国家的版图最终确立。经过长达350年的血腥兼并和殖民扩张，俄国的版图由280万平方公里扩展为2280万平方公里，俄国由单一民族——俄罗斯民族组成的国家扩展成为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其实俄罗斯的这种对外扩张和它的宗教信仰也很大的关系，俄罗斯民族很重视宗教信仰，俄罗斯人民具有浓重的宗教情怀。宗教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第三个特征。
　　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在上千年的时间里通过潜移默化，对俄罗斯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正教主张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俄罗斯人便产生一种超民族主义精神。他们认为，东正教是基督教的正教，继罗马和拜占庭之后莫斯科是东正教唯一的保卫者，即“第三罗马”，因而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理念，这种理念为俄罗斯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大规模地向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使俄罗斯的强国梦想因此成为了神圣的事业。同时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也使俄国民众对沙皇充满敬畏，人民即使身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也不怨恨沙皇，认为都是领主的罪恶，皇上则是好的、善的，是圣者，于是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也常常变成了对好皇上的期盼，而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变得更加稳固。长期以来，东正教的信仰赋予了俄罗斯人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好像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肩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这些东西渗透到俄罗斯文化中间去，就体现出了一种很复杂的面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显得特别虔诚，恭顺；另一方面，又好像非常爱训诫，老是想教导人。
　　俄罗斯民族是个很复杂的民族，在它勇敢坚韧，对外扩张的同时，它又具有浓厚的艺术气质。俄罗斯人民非常爱好文学艺术，崇尚优雅。说起俄罗斯，我们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起俄罗斯的芭蕾舞、歌剧、油画艺术，还有普希金的诗歌，托尔斯泰的小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俄罗斯人对艺术的热爱是普遍的，剧院，音乐厅，艺术展览馆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俄罗斯人民对艺术的热爱是从小都培养的，他们非常重视对小孩的艺术培养，周末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去音乐厅等艺术场所。
　　张：听您这样一介绍，我似乎更能够理解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和风格了，一般来说，民族精神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里会得到非常好的体现和保留，文学可以说就是一个时代特征和心理的历史记录，是这样的吗？
　　刘：对，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会有很多体现方式，比如战争，政治、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等，但我觉得民族精神的最佳载体之一，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学。文学是对生活的高度艺术的概括。文学作品中的人，就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典型化，就是艺术化了的现实人物。同样，文学中所表现的生活和场景就是一个时代诗意艺术的表现，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历史风云和人物的思想状态，同样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在在作品中的渗透。
　　张：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这是俄罗斯民族崇尚武力和扩张在文学中的折射和体现吗？
　　刘：是的，俄国人有两大爱好，一个是爱打仗，一个是爱艺术。这两个爱好结合在一起，自然要促成战争文学的发达。中国的文学起源于《诗经》，《诗经》是关于爱情、关于劳动的描写。但是俄国的文学起源却是关于战争的，最早的就是《壮士歌》，现在也可以翻译成《史事歌》。这些口头文学基本上谈的都是部落的民族英雄及其战斗事迹。再接下来就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这是俄罗斯文学发源处的一座宏大的纪念碑。在此之后就是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文学成就不高，创作水平也不高，但仅有的几部作品基本上都是谈战争的。比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还有一部《顿河彼岸之战》，都是描写战争的。18世纪以后，俄国兴起古典主义。古典主义一般是比较严谨的，是一种颂歌体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国家和帝王的。而在俄国，国家最重要的内容是战争，帝王最突出的功绩就是打胜仗，因此，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歌颂战争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到了19世纪，即我们常说的普希金的世纪。普希金对俄土战争的描写，开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战争主题的先河。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如普希金的《高加索俘虏》、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都是以高加索这个浪漫的地方为背景的。公元1812年，俄国为抗击拿破仑的入侵而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之后，有人对它进行了一个宏观的概括，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托尔斯泰开始，把人物放在战争的特定背景下，通过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生活对照，勾画出人物的性格发展史的心灵的成长史，这成了俄国长篇史诗常常采用的一种模式。托尔斯泰的这种写法后来在肖洛霍夫那部同样不朽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
　　到了20世纪，俄国以及苏联同样遭遇了许多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构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战争文学的最大的描写对象。有人统计，在卫国战争之后，几乎每一年都有500余部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面世。这个势头一直保持到苏联解体之前。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大家开始写战争中悲哀的东西，残酷的东西。这时出现一个流派，叫“战壕真实派”。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作品，就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又有翻译成《人的命运》的）。这个作品中写到了人性，所提倡的就是对人的关怀。再后来，作家就把英雄主义和悲剧的东西结合起来写。有一部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可以作为其代表，因为它将英雄主义的场景和悲剧意味的情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再往后，苏联文学开始提倡“全景性的军事文学”，写最宏大的场面，试图表现整体性地再现卫国战争期间全民各个阶层的丰功伟绩，这也是为了配合“冷战”时期美苏在军事上的对峙。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解放》和《围困》等等。所以从整个俄罗斯的文学史来看，俄罗斯文学和战争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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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崇尚武力与扩张在文学中的显现比较容易被发现，那宗教情怀在俄罗斯文学中又是怎么体现的呢？
　　刘：首先，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来看：俄国的书面文字是由教会发明出来的，因为要传教，要翻译经文，所以才出现了文字。这比中国文字的起源，比起甲骨文来，要功利得多，文字和宗教的联系也要密切得多。在19世纪，有三个伟大作家和宗教的关系就非常明显了。一个就是果戈里，他写的《死魂灵》是一种“含泪的笑”，是对现实中那些不义之人的抨击和讽刺。我们以前过于夸大了果戈里及其《死魂灵》的“笑”，而对其含有的“泪”则关注不够。看到现实中的丑恶而满含泪水，这已经体现出了作家宽容、博大的胸怀。于是，他想接着写《死魂灵》的第二部，想在揭露和讽刺之后，对现实中的好人和好事进行一番肯定和歌颂，写一些与乞乞科夫们完全相反的具有宗教胸怀的、宽容的人物，但是写完之后，他觉得非常苍白，就烧掉了作品。后来，他写了一本《与友人书信选》，在这里他显示出了一种宽容、谅解、博爱的态度。别林斯基看过这本书后非常愤怒，就写信把果戈里大骂了一顿。果戈里回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想人们会宽宏大量谅解我的，因为这本书种下的是全面和解的胚胎，而不是纷争的种子，未来的世纪将是一个理智的世纪，它会心平气静地权衡一切，宽容一切。后来变成一个虔诚宗教信徒的果戈里，去了一趟耶路撒冷，朝觐回来后，继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一直写到死，在死前还是把作品给烧了。
　　再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精神，他的创作是所有搞哲学、搞宗教、搞文化的人都愿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所有的俄国作家中，他也许是最有宗教感的，或者说，他的人物是最有宗教感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的那种博爱，《白痴》里梅什金公爵的那种纯净，《罪与罚》中索尼娅的自我牺牲，这些都是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宗教人物。如果说果戈里没写出那种理想化的、充满宗教虔诚的人物，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写了出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感，更体现在其人物内心激烈的斗争中，即所谓善与恶的斗争，灵与肉的斗争。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人之后激烈的内心冲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两个伊万的对话”，都是最为经典的段落。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定的宗教情怀，没有一定的忏悔意识，又如何能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内心独白和双重人格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美将拯救世界。”我觉得，他所说的这种美，可能就是宗教和艺术的结合。
　　再谈一下托尔斯泰，他是被教会革出教门的，但实际上，他通过文学却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他自己的宗教。他的作品，说到底就是一种道德说教，一种布道方式，他晚年写了一本书叫《生活之路》，实际上，这个题目也可以用来概括他毕生的创作。
　　苏维埃时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但是，在苏联文学中是否有宗教精神的渗透，却仍然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我们在解读苏维埃时代文学的时候，有时不妨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比如，现在我们就能感觉到，《母亲》中的巴威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一种殉道者的形象。这未必不是俄罗斯文学中传统道德情感的一种体现，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会觉得两个“巴威尔”（“保尔”也可以翻译成“巴威尔”）也是为理想献身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圣徒的形象。
　　看到俄罗斯文学中的这些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我们会觉得，两者都是具有宗教性的，都是有信仰的，但有些时候他们似乎也有很多的彷徨，他们是虔诚的，但这种虔诚里往往又有一种很功利的目的。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很矛盾的宗教情怀的存在，产生了“多余人”的形象，产生了“忏悔的贵族”的形象。这样一些很彷徨、很有丰富内心生活的形象，这样一些精神世界充满缝隙和分裂的文学人物，在俄罗斯文学中为什么这样多见呢？这和他们那种有所分裂的宗教感无疑是联系在一起的。
　　张：宗教的力量的确很大，它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的精神指向的作用。而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中，艺术同样对他们有着重大的影响，那俄罗斯民族的艺术气质在文学中又有怎样的体现呢？
　　刘：俄罗斯民族的艺术气质在文学中体现为一种审美的乌托邦精神。我一直觉得俄罗斯民族比较爱幻想，俄罗斯有很多森林，又处在寒带，有漫长的冬季，这一切都使它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或者说，是迫使它去作更多的思考，有很多揣摸自己内心、回味自己的时间，更不用说，森林和冬季还会带来一种很神秘的感受，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也许就是俄罗斯人艺术气质的形成氛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又一直是非常入世的，和西欧的文学相比，尤其是这样。古代文学就不用说了，属于教会阶层，是典型的“工具”；到18世纪时，叶卡捷琳娜倡导文学，她自己就创办过文学杂志，但是当时她就说：文学是一种时尚，如果我们俄国人不懂文学，怎么去和欧洲的其它民族平起平坐呢？也即是说，文学是附庸风雅的，是抬高身份的。再往后看，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理论更是介入生活的，最出名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命题：“美就是生活。”艺术就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审美关系。到了白银时代，诗人别雷提出了“创造生活”这样一个概念，认为文学和艺术的终极使命，就是再造一个更合理、更美的生活。到了托尔斯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不再写小说了，而写了一本《生活之路》，他觉得用虚构的东西去教育人太费劲了，不如直接向人们指明生活的方向。到了高尔基，他提出了“人学”的主张。到了苏维埃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流传最广的关于文学的两句话就是：“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我们常说，俄罗斯人善于把生活艺术化；然而同时，俄国作家和艺术家们又善于把艺术生活化。综观俄罗斯的美学观和艺术观，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叫“审美的乌托邦”，对于俄国人来说，现实是一个世界，艺术也是一个世界，甚至是比现实还要合理的一个世界，要通过艺术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我们经常说，俄国文学读起来很沉重，很有道德感，这和它想建一个审美乌托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张：听您这样一介绍，我觉得我对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有了更加明晰的了解，同时也让我对俄罗斯文学理解的更深更准确。同时我还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品格，作家的精神性格，这样才能够更好更准确的理解作品的内涵和精神。我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很受启发，再次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谢谢！
　　
　　张继荣，女，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张继荣： 俄罗斯民族精神及其文学艺术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3期
• 张继荣： 苏青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