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诗类”正目共收录62部书籍,其中宋代学者的书有18部,存目中所收84部书籍中宋代学者所著的有3部。前人从不同角度对四库馆臣的经学态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四库馆臣尊汉抑宋,而本文旨在通过对比经部“诗类”中正目与存目收录的宋代书籍的提要并结合正目中收录的清朝学者的22部书籍的提要来探讨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评价。
关键词:存目 宋代诗经学 消融门户 折衷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将经学研究概括为“宋学”、“汉学”两个流派,并出现了“宋学”、“汉学”之争。①可见宋代的经学在我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诸经之中,惟《诗》文义易明,亦惟《诗》辨争最甚。”②目前有学者对四库馆臣的经部“诗类”批评进行了梳理概括,但是,对于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评价则没有学者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对比经部“诗类”中正目与存目收录的宋代书籍的提要探讨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评价,并结合正目中收录的清朝学者的22部书籍的提要来分析影响其评价的因素。
一.《四库总目提要》收录的宋代诗经学著作
正目中所收62部书中,宋代学者的著作共有18部,占29%,在84部存目中所收录的宋代学者的书3部,占3.6%。以下根据《提要》对这些书及其作者的评价措词将这21部宋代《诗经》学的书分为三类:只要作者在评价中进行正面赞扬的都列入褒赏类;提要中有褒有贬,或者直接说折衷处理的均入折衷类;提要中直接进行批判或者谩骂的均列入否定类。
折衷:正目:欧阳修《毛诗本义》;苏辙《诗集传》;王质《诗总闻》;朱子《诗集传》;段昌武《毛诗集解》;朱鉴《诗传遗说》。共6部,占总书的28.6%。
肯定:正目:佚名《毛诗集解》;逸斋《诗补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袁夑《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林岜《毛诗讲义》;严粲《诗缉》;王应麟《诗考》《诗地理考》。共9部,占总书的42.9%。
否定:正目:蔡卞《毛诗名物解》;杨简《慈湖诗传》;辅广《诗童子问》。存目:张耒《师说》;程大昌《诗论》;王柏《诗疑》。共6部,占总书的28.6%。
二.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评价及其标准
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评价围绕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1.对《诗序》的肯定与否定成为馆臣评价宋代《诗经》学的重要标准
《诗序》真伪的质疑开始于宋代,这也从了“汉学”与“宋学”分歧之所在。作为官修书目的《四库全书》,其编撰的指导思想是乾隆皇帝御纂的《钦定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使孔门大义,上溯渊源,人乐旧传,永承端绪。”所以馆臣认为《诗大序》一篇是“出自圣门之授受”。③“《总目》对攻击《毛诗序》及《郑笺》者虽也委婉回护,以为‘终不可废’,但坚持维护《诗经》的神圣面目,认为《小序》总体上瑕不掩玉,体现了《诗经》的经学主旨”。④于是:
第一、赞赏以吕祖谦为首的肯定《诗序》的那一类宋代《诗经》学著作。
《吕氏家塾读诗记提要》说:“后朱子改从郑樵之论,自变前说,而祖谦仍坚守毛、郑。”所以诸如吕祖谦坚守毛、郑而认可《诗序》的一些学者,如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毛诗集解》《毛诗讲义》。这种溢美在严粲《诗缉提要》中是如此表现的:“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并称善本,其余莫得鼎力,良不诬矣。”《诗补传》是“盖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郑樵,最尊序者则处士矣”。
第二、对于以朱子《诗集传》为代表的否定《诗序》或对《诗序》提出异议的进行批判。
评价杨简《慈湖诗传》为:“是书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反复发明;而据《后汉书》之说,以《小序》为出自卫宏,不足深信。”说其“盖简之学出陆九渊,故高明之过,至于放言自恣,无所畏避。”《诗童子问提要》说“其说多掊击《诗序》颇为过当。”
2.治经方法是汉学的“经义”还是宋学的“义理”
李兆洛说:“治经之途有二:一曰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专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心得是也。能守专家者,莫如郑氏康成。而其于经也,泛滥博涉,彼此通会,故能集一代之长。能发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于经也,搜采众说,惟是之從,故能为百世之宗。”⑤关于“经义”与“义理”,《总目诗类叙》中说“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诗传大全提要》里面也对汉学与宋学做出了描述。所以意在“经义”是汉学的治经方法,意在“义理”是宋学治经方法,对于意在“经义”还是“义理”,直接彰显出清代的学术取向以及治经之径。
于是《毛诗本义》因为“是编皆其讲论《毛诗》之语……大都简括笺疏,依文训释,取裁毛、郑而折衷其异同”而受到赞同和认可。《诗集传》因为“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居多”袁夑的《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因经义所有而推阐之”被评为“理明词达,无所矫揉,可谓能以古义资启沃矣”。
相反《诗童子问提要》和蔡卞《毛诗名物解提要》则遭到否定,“卞则倾邪奸险,犯天下之公恶,因其人以及其书,群相排斥,亦自取也”。对于“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最终将其打入存目之中。为什么馆臣们倾向于“意在经义”?戴东原先生对此作过精辟的阐释,即“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⑥
三.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处理及其原因
(一)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处理
1 从收录情况看,尽量纳入正目
2 评价时尽量按其旨意进行折衷肯定
四库馆臣为了调和汉宋两家的矛盾,在《总目·经部总叙》《总目·诗类叙》中提出了折衷处理,各取所长是《总目》的理想,在诗学小类里面共收录的21篇文章中“折衷”在《诗集传提要》《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提要》《毛诗讲义提要》《慈湖诗传提要》中共提到4次。综观这21部书籍的提要,我们发现馆臣们《总目》所谓的折衷处理是“汉学”与“宋学”中倾向于“汉学”,而在“汉学”中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中倾向于“古文经学”。对于宋代学者的《诗经》学态度就是按照这么个评价标准进行靠拢,尽可能从中发现与自己的思想相一致的地方。
(二)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折衷评价的原因
第一,编纂实践工作过程与编纂者编纂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
梁启超先生说:“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⑦所以馆臣们要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就得对与之敌对的宋学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当然这个更多的是语言上的,而一旦真正面临宋学时,在实际过程中会有所消弱。
第二,受分纂官诗经学思想的影响
章太炎这样评价“经部”的分纂官戴震:“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⑧从这可以看出戴震对于朱子的学说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所以这也导致《四库总目提要》对宋代诗经学的评价总体来说否定之处很少,也没有过激的言辞攻击。
又根据司马朝军的考证,《毛诗本义提要》《诗传遗说提要》由余集所撰写,余嘉锡先生《四库总目辨证》:“朱熹废《诗序》之故,《总目》非不知也,知而仍信《丹铅录》之臆说,盖纪昀不喜宋儒,以杨慎之书与己意相合,遂助之张目,而不暇平情以核其是非也。”⑨可是纪昀个人的喜好问题不能完全影响其他人的思想与判断,“余集所拟提要稿与《总目》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何评价朱子上,其焦点仍然是汉学,宋学之争……《总目》重汉学轻宋学,而余集反其道而行。”⑩“余集对于朱子之诗学极为尊重……”于是总纂官与分纂官的意见分歧导致了对待《诗序》问题的折衷。如:根据司马朝军的考证,“《总目》虽然承认‘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家,其所以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但接着笔锋一转,对其末流如王柏大加针砭。
通过对比经部“诗类”中正目与存目收录的宋代书籍的提要,发现四库馆臣选录宋代学者《诗经》学著作的时候,对与自己学术思想相悖的书籍进行了否定,但是这只占据少数部分,馆臣做的更多的工作还是在“消融门户之见”,对于那些不合己意的书先是指摘其不足之处,继而又转折,说出其符合规范的地方,尽量把这些书进行圆饰。而对于完全不符合自己要求的,就纳入存目中,因此总体看来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评价否定很少,肯定和折衷评价占主导。
注释:
①该论断由张舜徽先生考据出,见张舜徽《张舜徽文集·中国文献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32页。“宋学”、“汉学”之名最先出现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经类序”之中。
②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第213页案语。(以下所言《总目》均为此本)
③转引自宁夏江:《四库全书总目》中《诗》学著目的纂修思想,图书馆工作与研究[J] ,2009/04。
④宁夏江《四库全书总目》中《诗》学著目的纂修思想,图书馆工作与研究[J] ,2009/04。
⑤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三《诒经堂续经解序》,转引自张舜徽《张舜徽文集·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32页。
⑥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09页。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三联书店,《三大师谈国学》版,第16页。
⑧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三联书店,《三大师谈国学》版,第146页。
⑨转引自《钦定四库总目》第193页注释①。
⑩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M],武汉大学出版社,第29页。
杨艳琼,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