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纳兰性德的词幽艳哀断，风格近于李煜。这种悲剧意识的成因是复杂的：从主观方面看，是他性格悲剧、理想悲剧和自幼体弱多病三重作用的结果；客观上说呢，就是外界因素（婉约词的传统、友人的落魄、前期的完美生活）对他所造成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纳兰词 悲剧意识 主观 客观
　　
　　纳兰性德是清初著名词人，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其词以小令见长，情调多感伤。有人做过统计，在纳兰性德现存的三百多首词中，用“愁”字90次，“泪”字65次，“恨”字39次，其余“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词语，触目皆是。整个《饮水词》里，充满了哀伤悲戚的情调，令人九转肠回，颇有李煜之风。然而后主李煜乃亡国之君，自然作离丧之调。但纳兰性德是豪门贵族，少年得意，深受皇帝宠信。究其生平境遇，可谓是一帆风顺了。无论怎么说，他都不应该有那么多的痛苦忧愁。可是他的词集中十之八九都是苦吟之作，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一.纳兰词悲剧意识的主观原因
　　
　　（一）纳兰性德的悲剧意识源于他的重情性格
　　纳兰的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多情善怨”。“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蝶恋花》）、“人间何处问多情”（《浣溪沙》）等，都体现了纳兰重情的性格。其情归纳而言，主要是夫妻爱情，父子亲情，知己友情。但是忠于爱情的他，却要承受爱妻早逝的打击；父慈子孝的背后，是不可调和的灵魂折磨；珍视友情，却又不得不承受别离的不幸。
　　纳兰十九岁与卢氏成婚，婚后夫妻情投意合。在纳兰被授以侍卫之职后，夫妻二人却聚少离多，只有满怀的离愁别恨，卢氏的突然离逝更给纳兰带去了无尽的死别之痛。《荷叶杯》词言：“知己一人谁是？已矣。赢得误他生。多情终古似无情，莫问醉耶醒。未是看来如雾，朝暮。将息好花天。为伊指点再来缘，疏雨洗遗钿。”他不仅把卢氏当作妻子，还视作人生一知己，所以他不能接受妻子早逝的现实。可见纳兰的悼亡词是他丧妻后悲痛情感的外化，非他这种多情且有深痛者不能吟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深切的痛苦逐渐成为郁结在纳兰心灵深处，弥漫了他的性格的无处不在的悲观情绪。
　　爱情的不幸，已使纳兰身痛不已，而在父子亲情面前纳兰也饱受灵魂折磨。明珠身为权相却声誉不佳，依纳兰正直、清高、淡泊的性格，对父亲的所作所为自然颇有非议。然而他又是一个孝顺之人，明珠对纳兰也是疼爱有加，相当重视他的学业，四处延揽名士教他，还帮助他营救因科举案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纳兰死后，明珠“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复者”。正是这父慈子孝，非同寻常的父子情深背后，两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纳兰只能默默承受对父亲爱恨交织的情感折磨。
　　纳兰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他对朋友的一腔真情。尽管身为满人，可是他不仅痴迷于汉族文化，还对优秀的汉族文人相当倾慕。张任政在《纳兰性德年谱·自序》中说纳兰：“先生笃友谊，生平挚友如严绳荪、顾贞观、朱彝尊、姜宸英辈，初皆不过是布衣，而先生固已早登科第，虚己纳交，竭至诚，倾肺腑……惟时朝野满汉种族之见甚深，而先生友俱江南人，且皆坎坷失意之士，惟先生能知之，复同情之，而交谊益以笃。”纳兰与这些江南才士志趣相投，推心置腹，披肝沥胆，相濡以沫。尤其在爱妻早逝之后，能够宽慰纳兰精神上痛苦的人只有他的那群好朋友了，但与好友难得相会。每一回的别离都给多情重义的纳兰带来了难以尽言的苦楚。每每送别好友时便将别愁写入词中，如送徐艺初归昆山时，他“打叠起伤心无数”（《雨中花·送徐艺初归昆山》）；送顾梁汾南还时，他感叹“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别离间”（《鹧鸪天》）。纳兰遇上了这么多的挚友，再又一个个送走，剩自己一个人寂寞，怎么不让人觉得悲哀呢？
　　（二）纳兰性德的悲剧意识源于他理想的破灭
　　纳兰是满族正黄旗人，却痴迷于汉文化。儒家“经世致用”、“济世安邦”的思想使他树立了远大的理想。这种建功立业，效身于社稷的理想伴着青春的热血曾在他胸中奔涌。他常用诗词倾吐理想破灭的悲哀：“世无伯乐谁相识，骅骝日暮空长嘶。我亦忧时人，志欲吞鲸鲵。请君勿复言，此道弃如遗。”（《长安行》）侍从生活不仅给纳兰造成了精神上的苦闷，而且也给他带来了羁旅上的劳苦和离愁别恨。无怪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时常流露出对漂泊无定的行役生活的厌烦情绪，从这些词作中，可以看出纳兰对侍从生涯把壮志消磨滞尽的悲怨情绪。但儒家传统思想给他打造了一个黄金的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观念让他不得不忠于自己厌恶的差事，这种欲进不行，欲罢不能的处境终日折磨着纳兰，销尽了他的壮志，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形成无法排遣的苦闷，引起了思想情绪的悲观低沉。
　　（三）纳兰性德的悲剧意识源于他的体弱多病
　　纳兰自幼体弱多病，寒疾给纳兰带来的更多是精神上的痛苦，多病的身体使他对人生短促，生命易逝，无法把握的感受更加强烈。纳兰留下的340余首词作中，写到秋意与冬寒的竟达130余首之多，出现得不仅频繁而且凄楚悲凉。这种对病痛长久而真实的生命体验，使他意识深处、精神内部自然涌起一种强烈的缺憾、焦虑、孤独、失落、空虚的情绪与感受，可见寒疾对纳兰凄婉词风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纳兰词悲剧意识的客观原因
　　
　　纳兰曾自述“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词这种文学样式始终在倾诉着一种无常、无望而又无告的人生痛苦和生命忧患。可以说，选择了词其实就选择了忧郁。纳兰在《与梁药亭书》中说：“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言调铿锵，自然协律。”这种爱好固然是他天性多情的表现，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他走向对悲哀的深刻体验。他在《填词》一诗中说：“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这既是对词坛规律与传统的总结、概括，也是对词的特长与特质的体认。他要传承并体现词的婉约传统，就不得不“多秋思”。
　　纳兰所结识的友人都是有才学的汉族名士，如朱彝尊、陈维崧、顾贞观等。这些人大部分是明朝的遗少或世家子弟。他们身经沧桑之变，在民族失败的耻辱、国家灭亡的悲痛、个人仕途的坎坷面前，感到了人生空幻无常，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感伤影响了纳兰。因此在纳兰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兴亡之叹：“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望海潮》）“须知古今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尽成非。”（《满庭芳》）……纳兰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了深深的茫然和忧虑，再加上目睹了父亲独揽朝纲，作恶多端，他也不能不为自己家族的命运担心。这种担心见诸笔端就成了“荣华及三春，常恐秋节至”（《拟古四十首》）。
　　纳兰生于权贵之家却并没有染上一丝纨绔习气。相反，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即使文武双全，风度翩翩，也依然既忠且孝，待人真诚，完美得简直无可挑剔，一如他的生活。然而，当他走上仕途事与愿违时，他就会比一般人觉得痛苦更深一些。因为他对挫折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更别说承受能力了。幸福本就是一个相对概念，人都是经历过痛苦之后才懂得什么是幸福的，纳兰也是，怎么会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呢？直到他认为他的理想成了空。
　　纳兰性德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是完美的。他的不幸，是他强劲的生命追求和他所生活的环境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他的一生都在苦苦追寻幸福的人生美境，但他所要的那种幸福却不是他可以得到的，偏偏他又不肯放弃，所以他“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他的愁苦无边无际、无穷无尽，又无处诉说，只好尽付与词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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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娜，女，兰州教育学院教师，助教，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 魏娜： 纳兰词的悲剧意识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