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一部伟大的作品应当具有怎样的特点，才能使其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长廊里经久不衰，得到不同阶级与种族的认可，笔者认为，主体的多元与人物的典型是文学作品拥有长久生命力的主要特点之一。而《红与黑》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小说紧紧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与最终失败的经历这一主线，广泛展现了“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反映了19世纪早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问题。在艺术上，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广泛运用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挖掘出了主人公深层意识的活动，从而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司汤达因此被后人称为“现代小说之父”。从它诞生以来，许多文学评论家对《红与黑》的主题莫衷一是、各执一词，对其主人公于连的性格特点更是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个定论，但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即认为于连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个人野心家，虚伪的小资产阶级和敢于同封建复辟王朝斗争的反抗者。但是笔者认为，《红与黑》其实就是一面镜子，一面叫人认识真我，回归本性的镜子，它不仅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幸福，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如何寻找幸福。据此，笔者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谈谈于连索雷尔的形象特点。 一.社会——自卑的根源，动力的源泉 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第十二夜》中说：“这都是我们生性脆弱的缘故，不是我们自身的错处，因为上天造下我们是哪样的人，我们就是哪样的人。”我想，这句话可以作为于连悲剧的最好注脚，人的一生有许多选择，但唯独不能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出生，社会给了于连一颗飞翔的心，却没有给他用以飞翔的翅膀——他长的“颇周正，还有一个鹰钩鼻。一双大而黑的眼睛，静时显露出沉思和热情……他的身材修长而匀称，更多的显示出轻捷而非力量”。这是他天生的优势，好的面貌毕竟是在社会上行走的一张有效的通行证。他才华横溢，拉丁文掌握得炉火纯青，他有自己的梦想：进入上层社会，获得巴黎最美女人的青睐。他是一粒优秀的种子，只需给他一点阳光，他必定可以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然而，于连生逢的年代是波旁王朝复辟时代，这是一个一切荣誉和优雅只由两种东西——地位和财富决定的年代。一切的行为和准则都以“带来受益”为前提，于连卑微的出身决定他除了平庸、木然的生活之外，他不能够生来就享有任何被称其为精神层面的品质，他既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他问自己：“我举止不高雅，我谈吐笨拙而单调，伟大的天主啊，为什么我是我呢？”并说，“实在的我算不了什么，总之我这个人很平凡，很庸俗，他人固然讨厌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他只能靠自己像蜗牛一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从精神上武装自己，他读卢梭的《忏悔录》，让他明白了人要自由而平等的活着，而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他更是奉为金科玉律，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圣经》，拿破仑是他的上帝，他的神，他处处以拿破仑精神来要求自己，时时在反问自己“我对我的责任完全尽到了吗？我的角色扮演的好吗？”书籍赋予他独特思想的同时，更为他展现了一幅幅上层社会钟鸣鼎食的美好画卷，使于连在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中野心勃勃，拥有着顽强的反抗意志。他小小的心总在算计着怎样离开他的阶层，怎样过上风光的日子，“宁可死上一万次也要飞黄腾达”，他什么也没有，但是他有手段，有灵活的大脑，他深知复辟王朝的特定时代，阶级的偏见、矫饰的习惯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方式，要想出人头地往上爬，单靠勇气和才能未免太天真了。 于连需要敲门砖使自己攀上贵族社会的阶层，于是他转而去追求教士的出人头地和贵族的权势地位。他烧毁了所崇拜的拿破仑肖像，还要当众咒骂他；他穿起架裟，加入最憎恶的僧侣行列，还要故作虔诚顺从，孜孜修道不倦……于连正常的性格被扭曲了，他变成具有强烈野心又伪装藏起了真面目的人。在侯爵府上，他能以有礼貌的轻蔑、聪明的言词和勇敢的行为周旋于“漂亮的坏蛋和带勋章的恶棍”之间，也只是为了不失尊严；他为侯爵效劳十分卖力，甚至不惜为复辟势力出卖民族利益的黑会忠实记录并冒死送出情报。为了实现他所谓精神品质的需求，他几乎无所不干了。这时候的于连完全成为了丢达尔夫的弟子，将其虚伪与自私运用得炉火纯青。 二.亲情——寒冷的冰，热情的火 不得不说，于连的家庭就像一个寒冷的冰窟，在那里，他感不到一丝的温暖：一个势力而粗暴的父亲，两个庸俗的哥哥，“家里人都看不起他，他也恨父亲和两个哥哥；礼拜天在广场上玩耍，他总是挨打”，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算了，索老爹还要剥夺他看书的权利，直至因为他自己不识字的缘故，他“跳上支撑着棚顶的横梁，猛地一掌，把于连拿着的书打落在河里，又是猛地一掌，打在于连的头上……”，索老爹对待儿子的方式就像对待一个下人，可是于连从不反抗父亲的专横与暴力，他虽然努力要逃离这一切，但他始终记得这是他的父亲，他即使被打的晕头转向，满脸是血，他也只是含着泪，任父亲推推搡搡地把他往家里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于连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精明与自私，练就了他寒冷如冰的心，但他却很好的摒弃了他们的庸俗与安于现状。 值得安慰的是，于连一直有个温暖的去处，那就是老军医，他童年全部的快乐就在此，老军医虽然不是于连的父亲，可他一直在扮演着父亲的角色，给予他深深的爱，默默的关心着他：他付钱给索老爹，让于连跟着他学习拉丁文和历史，于连听着老军医讲意大利革命战争的故事，受着他的教诲。于连藐视权贵，却崇拜着这位老军医。老军医如同一道光，照亮了他黑夜般的童年，因而于连内心的善良和热情才未泯灭：他得意时不忘把钱捐给穷人，谴责瓦勒诺私吞孤儿的钱。并说：“即使他们把偷来的钱给我一半，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他的生活交织着冷与暖，他有善良的种子却不得不用坚硬的外壳保护自己，这也为他以后在事业上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装出来的伪善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友情和大自然——永远的避风港 我一直觉得，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于连的好友富凯才是真正的智者，他懂得怎么独善其身，也懂得怎么兼济天下，他远离喧嚣虚伪的尘世，在山区安心的做着农场主，他身上虽然有小生产者的投机，但他对朋友的真诚却始终如一，及至最后于连入狱时，他愿意倾家荡产解救于连。于连尽管时时小心，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被人耻笑，可是在富凯面前，他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他什么话都对富凯说，遇到困难时也首先是想到：“我要找富凯商量，他也许有办法……”，这个把虚伪和泯灭一切同情心作为获得安全的通常手段的人，同样不允许自己对一个爱他的人有任何有欠高尚的念头。 于连固然四面树敌，但他究竟还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大自然“我喜欢树林的清新和田野的宁静”，他在树林里可以自由的呼吸，不用强迫自己去演虚伪的戏，“高山上纯净的空气给他的心灵送来了平静，甚至快乐”。他在去朋友富凯家的路上偶然发现了一个山洞，欣喜地说“在这儿，谁也伤害不了我”，他怔怔地，看着黄昏的光线一道道消失，“他长这么大，从未像在这个山洞里这么幸福过”。这些平凡其实就是他的乐土，只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大脑被拿破仑伟大的事业充斥着，他像赫拉克勒斯一样，不是身处罪孽与美德之间，而是身处衣食无忧的平庸和青年时代的英雄梦之间。 四.爱情——最后伊甸园 于连本想以爱情为工具，作为他发迹的跳板，却不想自己会掉进爱情里并被它所融化。他对德莱纳夫人的爱情就始于他的报复“若当着他的面占有他（市长）妻子的手，不是嘲笑他的一种方式吗？我一定要这么做，他曾经对我表示出那么大的轻蔑。”他面对德莱纳夫人越来越狂热的爱情表现出的是一种无上的虚荣“我尤其应该在这个女人身上去的成功，万一我发了迹，若有人指责我当过低贱的家庭教师，我可以说是爱情把我推向了这个位置……”，可是德莱纳夫人的温婉贤淑和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渐渐俘获了于连的心，特别是在乡下的那段时间，他天天和市长夫人带着孩子们一起指挥工人铺路，他平生第一次感到有人爱他，市长夫人的真诚和赞赏，常使于连忘掉那些无用的理论，他高傲的心甚至觉得是这位钦佩他的高贵的夫人对他一大堆细小习俗一窍不通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他出身卑微，但他并不卑贱，和市长夫人在一起，他感到的是做人的平等、自由和独立，他“觉得做个真诚的人是那么甜蜜愉快”。于连对德莱纳夫人始于诱惑，终于热恋，爱情最终战胜了阴谋和野心。 而于连与玛蒂尔德的爱情是他一次巨大的社会成功，玛蒂尔德的出身、地位以及她自身的聪明才智还将保证他有更大的成功。然而，这两个同样高傲、目空一切的人的爱情却几经波折，走的异常辛苦，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变了质的爱情，因为他们想的不是怎样给对方以温存，而是想着怎样征服对方，“我越是对她冷淡、毕恭毕敬，她越是来找我”，他追求玛蒂尔德是出于荣誉而不是爱情，自始至终，他都在扮演一个征服情妇的情人角色；恋爱中，他丝毫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因为那会遭遇对方的鄙视，感情事业也将随之出现危机；得到爱情保证后，他不敢加以享受，因为谁也不能告诉他玛蒂尔德的热情能够维持多久。他和玛蒂尔德的关系就好像旅人与老虎的关系。“他养了一只老虎，他经常爱抚他，但他的桌上总放着一把上了膛的枪。”他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就像一场战役，“出身的骄傲犹如一座高地，在她和我之间构成了战场。战斗就在那上面进行……”，在与玛蒂尔德的斗智中，于连的虚伪达到了新的高度，野心也不断得到满足，爱情到底是他一贯的手段，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男子，总是把爱情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 于连亲手接的两张爱情的网，本是想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通天帝国，却不幸而又万幸的跌在了自己的网中，两个女人是于连生命中重要的两次转折，也彻底扭转了他的命运：一个把他引上了爱的轨道，并用爱给他以滋养；一个给了他事业的成功，并且死心踏地。司汤达对人生的三大信条是“自我、幸福、精力弥满”，我认为这三者于连都有了，他一直都是“少数幸福的人”，只不过幸福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体会到的。 入狱后，于连一直以来浮躁而狂妄的心终于尘埃落定，眼前是一片拨云见日的清明，他的内心异常的平静，他睡得着觉，他还有心欣赏监狱里建筑的“优雅和动人的轻盈”，并注意到两道高墙之间有一片“极美的风景”。他坦然地等待着死亡，他也悔恨，但他的悔恨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是为自己伤害了德莱纳夫人，他拒绝上诉，开始反思，他希望让蜉蝣延长五个钟头的生命，让它“看见和理解什么是夜”，他也希望再给自己五年时间，让他“和德莱纳夫人一起生活”。往日的野心、幻想和伪装统统失去了迷人的色彩，他终于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死亡的临近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卸去一切伪装和面具，露出一个真实的、美好的自己，“他不曾像大多数人那样从温和走向狡猾，年龄反而给了他易受感动的仁爱之心，那种过分的孤疑也会得到治疗”。他死前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的辩白更让他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我很荣幸并不属于你们那个阶级，在你们看来，我不过是一个反抗卑微命运的乡下人而已，我绝不请求你们的宽恕，我不报任何幻想，死亡在等着我：它是公正的”。这一刻，于连是真正的自己，他的心灵是被爱净化了的心灵，这一刻，他也是真正的贵族。 参考文献： [1]司汤达著，郭红安译，《红与黑》译林出版社，2000。 [2]李迎丰，《外国文学经典赏析》，中国社会出版社。 [3]《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人民出版社，1964。 [4]苏红丽，蒋兆存《于连形象分析》，河南教育学院报，2005，3。 李诗，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学生。 内容摘要：“阿波罗精神”的实质就是正确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不要为达到一些无法达到的目标而烦恼。济慈是一位具有阿波罗精神的诗人，他的阿波罗精神一方面体现在他能够限制自己的愿望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另一方面体现在他能够从自我中解放出来并进行无利害的观照。正是由于他把这种阿波罗精神蕴于自己的诗作之中，所以他的诗作能够起到“缓解人们的忧虑，提升人们思想境界”的作用。 关键词：阿波罗精神 济慈 心灵的自由 无利害的观照 在丹尼尔·伯特教授编著的《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上，济慈排名第25位（华兹华斯、拜伦、雪莱远在其后）。为什么济慈会受到如此高的推崇？原因在于他的诗作不仅能使读者充分地享受到意象之美、音韵之美，更重要的是他的诗作能够起到“缓解人们的忧虑，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1]的作用。 济慈认为文学家应该“是智者，是人文主义者，是所有人的医生”，文学家写作的目的就在于“缓解人们的忧虑，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济慈努力通过自己的诗作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并劝导人们平静地对待生活中各种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悲伤。例如，在《歌》一诗中他告诉我们光秃秃的树枝在冬天是快乐的，因为它从不怀想以前绿叶成荫的幸福时光；冰封的河水在冬天是快乐的，因为它从不怀想夏日水流潺潺的幸福时光；当美好时光逝去，当境况变得不如从前时，我们也应该平静地接受现状，不要沉溺于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不要总是梦想回到从前，这样就不会因为欢乐消逝而倍感痛苦。 又如，在《忧郁颂》一诗中他指出美与欢乐转瞬即逝，这确实会使我们感到忧郁，但这种忧郁的心情能使我们更加充分地体味美与欢乐。因此诗人告诫我们不要去饮忘川的水，试图以此来忘记忧愁；更不要榨取附子草的毒汁，试图通过死来摆脱忧愁。当我们被忧郁的情绪所笼罩时，我们应该将哀愁“滋养于早晨的玫瑰，波光粼粼的海面虹霓，或者是花团锦簇的牡丹丛”。 再如，他在《论名声》一诗中指出枝头的玫瑰快乐地绽放，不在意是否会得到人们的赞扬；成熟的李子并没有穿上鲜艳的衣裳以吸引别人的目光；人也应该像这些植物一样，不要太在意名声，否则只会徒增自己的烦恼。 由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济慈的诗作中蕴含着一种阿波罗精神，正是这种阿波罗精神起着“缓解人们的忧虑，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的作用。所谓的阿波罗精神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其本质“是一种谨慎的限制，是摆脱一切过分的愿望而获得的自由”。显然，尼采所说的自由是指心灵的自由。如果我们不限制自己的愿望，力求实现一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那么我们便会被这些过分的愿望所控制，因而失去心灵的自由。 其实尼采所说的阿波罗精神与济慈提出的“消极能力”本质上是一样的。济慈在论及“消极能力”时写道：“我突然想到是什么品质能使人有所成就，尤其是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莎士比亚就很具有这种品质——我指的是‘消极能力’，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平静地处于变幻、迷惘和疑惑之中，而不是烦躁地定要达到某一事实或找出某种原因。”可见济慈与尼采一样，都强调我们要限制自己的愿望，不要为达到一些无法达到的目标而烦恼。 济慈是一位具有阿波罗精神的诗人，他的波罗精神体现在他能够平静地接受生活中的各种变幻，甚至死亡。他自幼就生活在疾病与死亡的阴影之中，他年仅八岁时父亲从马背上跌落而死，十四岁时母亲死于肺炎，二十三岁时弟弟也死于肺炎，而他本人即使是在健康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也一直预感到自己会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在《睡眠与诗》这部作品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希望能有十年的时间专心从事诗歌创作，把心中涌动的思潮抒写出来，他也希望能够凭着自己的诗作一举成名，但他知道自己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夙愿（事实上五年后他就去世了，死时年仅二十六岁），他知道自己在短暂的一生中很可能既得不到荣誉，也享受不到爱情（虽然他与范妮相恋，但贫困和疾病使得他们最终未能结合）。每当他想到这些而感到害怕的时候，他就独自沉思，直到爱情和名声都没入虚无里。 尽管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悲伤，但他从不幻想世间的苦难能够被彻底消除，因为他知道这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只会使人们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在《海披里安之亡》一诗中他借莫妮塔之口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快乐的日子和悲伤的日子， 不管他的职业是崇高还是低贱—— 区别仅在于他们有不同的欢乐和不同的悲伤。 只有空想家才会终日怨恨， 承受着许多不该有的恐惧和忧伤。 济慈的阿波罗精神使他能够保持心灵的自由并创造出艺术理想。在《美学》第一卷中黑格尔指出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创造出艺术理想，因为艺术的理想是和悦，是静穆，即使是悲剧，也应当“表现出一种退让任运的喜悦，一种在烦恼痛苦中的泰然自若[2]。”济慈在《海披里安》一诗中创造的海神欧申纳斯（泰坦神中的一员）的形象就是典型的艺术理想。 温和慈祥的泰坦神被奥林匹亚神推翻后，他们当中有些成员坚持要复仇，而海神却认为他们应该平静地接受失败，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 能够承受一切赤裸裸的真理 预见环境的变化，而处之泰然，这才是最高的权威。 不仅如此，海神还在他们的失败中看到了成功。他认为正如朴实的土地养育了美丽的森林而且甘受森林的统治一样，泰坦神也养育了比自己更为先进的奥林匹亚神。虽然他们被推翻了，他们仍要为这些更美、更强大的新生力量感到骄傲。 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还指出：“德行之神阿波罗要求他的信徒们要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为了进行自我控制，则须认识自己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发现‘认识自己’和‘慎勿过分’这些要求是与审美需求密不可分的。”为什么“认识自己”和“慎勿过分”这些要求是与审美需求密不可分的呢？因为日常生活我们经常会意识到自己有很多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因此我们经常会感到痛苦、烦恼，而当我们进行审美观照时我们全神贯注地欣赏所观照的对象，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各种欲望，由此也暂时摆脱了生活中的各种痛苦和烦恼，也就是说我们从自我中解放了出来。“这种摆脱自我的本能，乃是一切审美享受，乃至于人类对幸福的一切感受的最深层的终极本质。”[3]要想摆脱自我，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局限性并限制自己过分的愿望，不要为达到一些无法达到的目标而烦恼，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从而达到审美静观的状态。 济慈的阿波罗精神使他能够从自我中解放出来并沉浸于凝神观照之中，他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提到：“对于一位诗人来说，美感超过了其它一切考虑，或者说消灭了其它一切考虑。”在另一封论及诗人的特点的书信中，济慈写道：“关于诗才本身……我要说它没有个本身——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它喜爱光明与黑暗；它生活在兴趣之中……那些使品德高尚的哲学家感到震惊的事却会使变色龙一样的诗人感到高兴。不管是品味事物的阴暗面还是品味事物的光明面，都不会给诗人带来什么害处，因为这些都归于沉思（即凝神观照）。”[4] 在《秋颂》一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济慈如何以宁静愉悦的心情来欣赏苍茫的暮色和秋虫的哀鸣： 春天的歌声在哪里？啊，在哪里？ 不要去想它们，你也有你的音乐—— 当一条条的浮云布满了即将融于夜色的天空， 并给收获后的旷野染上晚霞的色彩； 于是蚊蚋开始在河边的柳树上哀鸣， 悲伤的合唱随风起伏飘荡。 在这首诗中我们体会不到任何悲伤的情绪。尽管济慈写作这首诗时已经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是这苍茫的暮色和秋虫的哀鸣并没有引起他的感伤，因为此时他的个人意志和欲望都归于沉寂，秋天带来的成熟与死亡都只是他凝神欣赏的一个意象而已。而他之所以能够从自我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深知生命就是一个不断成熟、不断衰败和死亡的过程，既然我们无法抗拒死亡的来临，那么我们就应该平静地面对死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济慈是一位具有阿波罗精神的诗人，他的阿波罗精神一方面体现在他能够限制自己的愿望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另一方面体现在他能够从自我中解放出来并进行无利害的观照。正是由于他把这种阿波罗精神蕴于自己的诗作之中，所以他的诗作能够劝导人们平静地对待生活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悲伤，能够起到“缓解人们的忧虑，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的作用。 参考文献： [1]John Keats. Selected Poems and Letters[M]. London: England Viking Penguin Book Inc, 1988: 17.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97. [3]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5. [4]John Keats. Selected Poems and Letters[M]. London: England Viking Penguin Book Inc, 1988: 376. 叶杰琳，女，首都医科大学外语系讲师。

• 李 诗： 从不同角度看于连的形象特点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