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围绕着曹氏父子聚集而成的邺下文人集团直接承袭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其“慷慨悲凉”的诗歌风格形成了后人所称道的“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掀起了第一个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所以说建安文学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一席独特的令人瞩目的地位。
　　关键词：建安时期　建安风骨　文学的自觉
　　
　　首先从文学自身的地位来看。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它是从劳动中产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最初的文学活动总是与音乐、舞蹈等祭祀及娱乐活动相伴随的。它的特点体现为创作的集体性和口头性，并不是作为单纯的文学作品而独立存在的。殷商昏期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许多原始时期的口头创作得以记录并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至周代，统治者为了教育子弟和娱乐，更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开始有意识地组织采诗。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最后编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成为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也保存了许多优秀的含有文学性的作品。但这些只是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存在的，还算不上标准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是到了屈原才开始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至此，文人创作始蔚为大观。东汉出现了“文章”的概念，文士“以文显章”。《后汉书》特立《文苑传》与《儒林传》并立。文学方得以从经学中分离出来，开始自成学科。但直到建安，人们对文学的价值评价是不高的，作家的地位也很低。汉朝的帝王们把作家当做“倡优”。武帝时东方朔曾著《答客难》一文对自己的“倡优”地位发泄不满。建安时期作家以及文学的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作为统治者的曹氏父子本身就是作家。他们都爱好并奖励文学。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曹丕更明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从作家队伍来看。前面谈到，建安时期，文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曹操、曹丕、曹植本身就是作家。当时，围绕他们聚集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埸、刘桢七子以及蔡琰(文姬)等优秀作家。他们都曾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同情人民的苦难，思想较为先进。他们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诗中一方面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又表达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进取的精神。在建安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虽有“哀民生之多艰”“上下而求索”的作家，但像这样在同一时期同时出现如此众多整齐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局面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也不能不归功于充满文学自觉精神的时代风气。
　　再次从建安文学作品的特征来看。抒情化个性化的倾向是建安文学有别于前代文学的最大特征。建安作家的作品都极“本色”，这是前人早有公论的。现举曹操的作品来看。曹操的诗文总是以质朴的形式披露自己的胸襟，读其诗如见其人。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的开篇就表达了诗人对人生易逝，功业未成的感慨。紧接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心情。最后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了统一祖国的雄心。感情流露是那样真实自然。建安作家作品的个性化倾向是很突出的，如孔融的“体气高妙”，徐干的“时有逸气”等，鲁迅说曹操由人格而影响到文章，“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文心雕龙·时序》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准确地描画出了建安文学的总体风貌。正是这种风格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建安风骨”的传统。
　　综上所述，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民族文学成熟的起码标志。而文学的自觉又体现在人们对文学价值认识的提高，作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作品个性化风格的发展。只有这样，文学才成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始于建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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