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被誉为桐城派鼻祖的方苞其政治态度之转变，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他的身世、经历及《南山集》案是对清政权心向转变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政治态度　方苞　心向转变
　　
　　清代著名古文学家方苞生于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字风九，号灵皋，晚号望溪，是“桐城派”的创立者。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事考中，提升为内阁学士，在当时文坛上很有名望，一生著文甚富，有《周官析疑》、《周官集注》十三卷、《周官辩》、《仪礼析疑》十七卷、《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诗义补正》八卷等多部著作。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等等。
　　方苞的出生距清朝1644年建立政权624年，清政权的统治已经趋向稳定与繁荣。方苞一生颇具戏剧性，46岁前漂泊辗转，《南山集》案入狱，因康熙欣赏其学识文采，免罪入旗重用，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仕途通达，身居高位，对待清政权的态度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关于方苞恋明
　　
　　方苞出生于仕宦家庭，青年时耕牧与枞阳黄华，因其性格豪放，多感而又好客，“所结交友人多为明朝遗老，杜溶、钱秉镫是在清兵侵江南时弃笔从戎，拿起锄头梭镖”闹革命，早年“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他又与清朝搞“不合作运动”的李恕、万斯同常相往来，耳濡目染，受这类硬骨诗文家所表现出来的反清恋明情绪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修复双峰书院记》中论晚明以及五代之士风曰：“夫晚明之事，犹不足异也。当靖难兵起，国乃新造耳，而一时朝士及闾阎之布衣，舍生取义，与日月争光者，不可胜数也。尝叹五季缙绅之士，视亡国易君，若邻之丧其鸡犬，漠然无动于中。及观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后知无怪其然也。彼于将相大臣，所以明之兴也，高皇帝之驭吏也严，而侍士也忠。其养之也厚，其礼之也重，其任之也专。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学者，虽以峻法加焉，而不害于士气之伸也。故能以数年之间，肇修人纪，而使之勃兴于礼义如此。”
　　方苞又比较前明与有清士风之不同道：“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可见方苞恋明之态度，是有“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的。
　　
　　二　方苞履历与清政权
　　
　　方苞自幼聪颖过人，笃学修内行，攻读古文，专心好学，还是诸生时就以闻名于时了。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的文学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四五岁能对对子、诵章句。七岁读《史记》，十岁开始读经书古文，皆能背诵，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
　　方苞26岁时作《与王坤绳书》：“饥驱宣、歙间，人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胸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乃终岁仆仆，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颠顿怵迫；或胥易技系，束缚于尘事，不能一日宽闲其身心。君子固穷，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诚恐神智滑昏，学殖荒落，抱无穷之志而卒事不成。方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则由此而四十五十，岂有难哉!无所得于身，无所得于后，是将与众人同其蔑蔑也。每念兹事，如沉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绕屋彷徨，仆夫童奴怪诧不知所谓。苞之心事，谁可告语哉!”抒发自己的愤懑，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方苞其人颇有抱负。
　　戴名世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灵皋稿序》叙及与方氏兄弟的文墨交谊时云：“始与居乡年少，冥心独往，好为妙远不测之文，一时无知者，而乡人颇用是为姗笑。居久之，方君灵皋与其兄百川起金陵，与余遥相应和，盖灵皋兄弟亦余乡人而家于金陵者也。始灵皋少时，才思横逸，其奇杰卓荦之气，发扬蹈厉，纵横驰骋，莫可涯涘。已而自谓弗善也，于是收敛其才气，浚发其心思，一以阐明义理为主，而旁及于人情物态，雕刻炉锤，穷极幽渺，一时作者未之或及也。盖灵皋自与余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而灵皋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诵，常举余之所谓妙远不测者，仿佛想象其意境，而灵皋之孤行测出者，故自成其为灵皋一家之文也。灵皋于《易》、《春秋》训诂不依傍前人，辄时有独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与灵皋互相师资，荒江墟市，寂寞相对。而余多幽忧之疾，颓然自放，论古人成败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己。盖用是无意于科举，而唾弃制义更甚。乃灵皋叹时俗之波靡，伤文章之萎荼，颇思有所维挽救正于其间。”戴名世与方苞私交甚密，对方的为人性情理想定有深刻了解，从戴名世记载方氏的文中，也可以印证，方苞心存维挽救正之志，因此，当后来方苞有机会进入仕途，他会向清政权妥协，和他本身的理想追求也有相当的关系。
　　
　　三　《南山集》案及后仕途显达对方苞的影响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方苞为戴氏《南山集》作序。云：“余自有知识，所见闻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始相见京师，语余曰：‘吾非役役于是而求以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而一其志于斯，未能诱而出之也。’褐夫之文，盖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子一发，方苞自然逃不掉，他也被解往北京刑狱，经“最高院”审理，决定“拟斩”。当把审判结果呈报最高领导康熙审定的时候，康熙有根神经被触动了，他力排众议，刀下留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康熙就这样成了方苞的救命恩人，不但救了其命，而且将其“连升三级”，把方苞放在身边当自己的秘书，谓为南书房行走。因其年老，奔趋佝偻，康熙对他还高看一眼，厚爱一层，特许他“直立行走”，“扶杖而行”，可以在殿内殿外拄拐杖走路，直把方苞感动得热泪横流。
　　康熙统战成功，从此，方苞也就摇身一变，从康熙的敌人变成了康熙的同志。方苞也不把康熙当敌人以笔相伐，而是当救星以歌相颂了。康熙把他纳到身边不几日，就命其作《湖南洞苗归化碑》。方苞适应能力超强，一下子“转变了身份与角色”，本来是做负面文章做惯了的，一天两天就做起了正面文章，而且一挥而就，文采斐然，甚得康熙赞许。康熙六十一年(1721)，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裁。对于康熙不杀、雍正赦许归籍之恩，方苞有《两朝圣恩恭纪》、《圣训恭纪》记载之。对两朝恩典，方苞表示“欲效涓埃之报”。
　　方苞出狱后所作《游潭柘记》：“余生山水之乡，昔之日，谁为羁绁者?乃自牵于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负此时物，悔岂可追耶?夫古之达人，岩居川观，陆沉而不悔者，彼诚有见于功在天壤，名施罔极，终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敝精神于蹇浅，而蹙蹙以终世乎?余老矣，自顾数奇，岂敢复妄意于此?”作此文时方苞51岁，年岁的增长，岁月的磨砺，《南山集》案的打击，方苞此时的性格已明显脱离青少年时的锋芒毕露，而转为深沉痛楚。
　　方苞政治态度之转变，对清政权由反对到最终的臣服，不但有其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而且也受人生履历之影响。

• 魏慧娟： 论方苞政治态度之转变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