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到了晓苏的一篇小说《给李风叔叔帮忙》(原载《小说界》2010年第5期)。初看小说的题目，满以为作者是要讲述一个李风叔叔如何央求人给他帮忙，别人又是怎样给他帮忙，最后得以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这是我们一贯的思维定势，可一路细读下来，故事大出我们的意料，李风找“我”帮忙，可每次在“我”穷尽九牛二虎之力，大功告成之际，他却又不需要“我”的帮助了。
　　显然，作者是有意回避了传统老套的叙事策略，故而使得我们在故事的进展中，欲罢不能，有一览究竟的欲望，我想，这不仅仅是那种凡夫俗子的生活圈，饮食男女的声色场让人仿佛一见如故，格外亲切。更重要的恐怕是作者在情节的安排上有意创新的缘故，在作家晓苏看来，情节就是文学作品中主要事件的形式序列，它不仅是形式的，而且还是内容的，情节如何安排，不仅会涉及到故事本身有没有悬念，而且还关涉到作品会不会起到引人深思的效果。
　　《给李风叔叔帮忙》在情节上的创新确实起到了一石二鸟的功效。具体来说，这种情节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情节的突转，即小说情节的发展，一开始按读者事先期待、猜想、评估的思路进行，而到了矛盾冲突的关键处，“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向相反的方向”(亚里士多德语)。作者这种有意为之的情节突转策略，不仅使得小说的发展富于变化，产生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效果，而且在小说的内容上也生成了丰富的内涵，向读者敞开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就小说所叙述的这个很特别的故事来看，显然写出了李风叔叔对“我”的伤害，为了给他帮忙，“我”遭人白眼，被人称着骗子，受人侮辱，遭受身体上的伤害，甚至还受到情感上的挫伤。而他呢，却高度自我，对“我”所受的委屈很冷漠。作品通过这一有悖常理的社会现象，似乎是要揭示当下混乱的人情世态和众生相，可是，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小说的里层，就会看到，李风叔叔在伤害“我”，利用“我”的同时，也是作为一个被伤害、被利用的角色存在的。李风叔叔几翻折腾，到底是为了谁?周蜜。周蜜反复的“跳槽”，无非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有更高的工资，更多的钱，一定程度上说，周蜜在小说中是一个典型的类似于金钱的符号化的人物。小说在叙述“我”每一次为周蜜奔波的时候，总在突写“钱”的影响力，因为钱，周蜜决定留在老垭镇中心学校；因为缺钱(规定应聘者要推销五百斤香菇)，周蜜为山珍贸易公司业务副总经理的位子很是苦恼了一阵子；也大抵因为钱，周蜜与李风离婚(因为黄克万足够有本事，有钱)。更为重要的是，钱的魔力甚至还让人互相利用、互相不理解、互相伤害。李风为了周蜜，不惜作践自己一再伤害“我”利用“我”，对“我”的每一次受伤害都表现出隔膜和不解；周蜜为了自己，也并不理解李风的年迈辛酸，不惜在身体上情感上伤害李风；“我”为了周蜜的事，也竟然可以对纯情的小枣加以利用和伤害，以致他和“我”产生了永难消除的误会，更可怕的是，金钱还让人逐步丧失最初的纯朴，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越陷越深，越染越黑，愈发没有自我。小说中的“我”作为一个来自基层政府的镇长的秘书，善良、朴实、厚道，重情，懂得知恩图报，可却在“周蜜事件”的全盘操作中，不知不觉的成为了“权力的共谋者”(福柯语)。
　　而李风、周蜜，这对曾经真心相爱、情感专一的夫妻，到了最后却戏剧性的以离婚收场，而导致他们分手的正是那个始终未曾正面出场的象征作金钱、权力的黄克万的夺爱。曾经浪漫的爱情竟然也经不起金钱的冲击，金钱的魔力无处不在。
　　事实上，翻开中外文学历史，表现金钱对人的腐蚀和异化的作品比比皆是。象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佩甫的《等等灵魂》、莫里哀的《悭吝人》、巴尔扎克的《守财奴》、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奥尼尔的《合有者自我剥夺的故事》(未完稿)、莫泊桑的《项链》等等均属此列。可以说，金钱它不仅简单的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生活的理解，金钱的确在最本质的层面上操纵着我们的人生。同样，《给李风叔叔帮忙》也写出了金钱对人生全面的扫荡，全面的腐蚀，包括身体的、心灵的、人生观的、世界观的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 朱亦农： 金钱对人生的全面扫荡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5期
• 朱亦农： 自救与他救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