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五先生生于1944年12月，鄂籍武汉人。1963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68年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被派遣到解放军某部农场劳动锻炼一年有余，后又分配在湖北某县的大队乡村民办学校和区高中教书，1972年调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和辅导工作。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胡国瑞、王启兴、苏者聪、吴志达、刘禹昌、毛治中诸先生。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被分派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主攻唐宋文学方向，曾担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出版过《诗歌论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汉武帝的人生哲学》(台湾汉扬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唐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多部著作，主编及参编各类教材、辞书、选集多本，在《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
　　本世纪初，我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被保送攻读古代文学研究生，有幸拜在先生门下，跟随先生修习唐宋文学。先生为人温和，性情恬淡，于名利看得甚轻。他在六十岁时写了一首七言古诗《步入花甲书怀》，诗中说：“本性不喜揖权要，宁随清流守愚拙。任他哂笑不谙世，金石无声自咏歌。”正是他性格和处世的真实写照。前两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著作《唐诗论集》，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先生写道：“白居易在第一次自编诗文集后，给其好友元稹和李绅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云：‘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我当然不是、也不敢与鼎鼎大名的白先生相比，更无意所谓的‘身后名’，但‘世间富贵应无分’倒是我与千多年前的诗人的相通之处。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颜如玉’不是我的奢望和追求，但我却认为：‘书中自有苦与甘，书中自有水与山，书中自有闲与淡。’这就是我的满足与快乐。”可见其于名利富贵并不在意，只一心享受着读书所带来的满足与快乐。在当今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能如此静心于闹市，澄怀于俗世，淡薄于名利，从容于人生者，着实令人钦敬。
　　先生不重名利，淡然富贵，却于感情看得极真。对曾经的亲朋师友俱怀深情，对所带的学生弟子时时念想。先生是一个常怀感恩之心的人，他曾与我们谈起过自己在武汉大学读书的诸位恩师，言辞之中满是感念之情。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教授，是先生的导师之一。在其八十寿辰时，先生特撰《瑞鹤仙》一首，以示敬意：
　　祥云拥瑞昶。正南极长庚，杏坛称酿。人欢笑声爽。忆兰章风雅，青灯绛帐，辞情秀朗。是堪道、诗文哲匠。更高标，名节恂恂，处世立身清尚。
　　难忘。别庠离去，负笈归来，步趋承仰。槐厅宏讲，传词理，拨疑惘。又东观谆语，西昆前席，寄寓悠悠厚望。愿耆英、碌骥腾飞，奋鸣嗣响。
　　世事悠悠，年华荏苒，不变的却是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在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学生对于老师的无限敬意和由衷感谢。
　　我作为先生的弟子之一，2003年硕士毕业留校，2004年底先生便已退休。退休后先生来院里的次数很少，我与先生接触的机会也变得较少了，但先生每次到院里来，总还要到我的办公室看看，跟我聊聊天，拉拉家常，虽然都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事，但令我倍感温暖。这几年，由于照顾小辈的原因，先生与师母一道寓居北京，我们交流的机会就更少了，除了节日的祝福和问候，其余的时间基本很少能交流，这也常常令我感到惭愧。而先生也总是理解我，还经常关心我的工作问题，常常记挂我的个人发展，每每想起这些，我总是十分感动。我常常以能遇到这样的老师而感到幸运。
　　先生学风严谨，而学术视野开阔，眼光独到，很多研究具有前瞻性和独创性。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国内学者还较少关注中唐苦吟诗人群体的时候，先生便开始在这方面展开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唐苦吟诗人综论》《不得其平则鸣——孟郊诗歌思想内容评述》、《孟郊与中唐诗歌革新》、《孟郊诗歌的艺术特色》、《“病态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征——中西苦吟诗人比较研究》等系列论文，对以孟郊、贾岛、姚合、卢仝、马异、刘叉为代表的中唐苦吟诗人群体进行集中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他的《中唐苦吟诗人综论》一文，既继承了前人某些行之有效的传统解读方法，又运用了当代西方的一些艺术观点与美学理论，对“中唐苦吟诗人”这一独特群体展开研究，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文学遗产》杂志的编委会和编辑部对该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把它作为当年的代表论文之一，在“论文选登”中摘录了该文的主要内容，并在“研究综述”中进行了专门评介，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后又收入《唐诗研究论文集》，文中数据、资料及观点经常被后来研究者所采用。可见在中唐苦吟诗人群体的研究上，先生不但走在前面，而且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再如《“病态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征——中西苦吟诗人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对孟郊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比较研究，探究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诗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显示出了宽阔的学术视野。
　　先生不但有着宽阔的学术视野，而且学术眼光非常独到，往往能够敏锐把握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准确找到学术研究的理想切入点。他关于唐诗文化传播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唐诗文化传播无疑是唐诗发展繁荣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但一直以来人们研究得很少，而先生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便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过认真的梳理，深入的考究，合理的总结，最后形成一系列关于唐诗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唐代艺术与诗歌文化传播》、《唐诗传播的文字形态与功能》、《唐诗传播中的特殊行为方式》、《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兼论唐人的传播意识》等，这些成果的形成对于唐诗的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所以在学术界也获得了广泛好评。如其《唐诗传播的文字形态与功能》一文发表后，即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北京大学学报》摘登了该文论点，光明日报社《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15日“最新学术观点摘录”也介绍主要观点，《华中师大报》1999年元月10日刊载《马承五积极拓展唐诗研究新领域》一文，介绍了他关于“唐诗文化传播研究”的情况和成果。由于该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获得华中师范大学1998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先生也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优秀作者。可见，这些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关于唐诗文化传播方面的这组论文作为“系列论文”，获得了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府奖)。可见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受到了社会上的充分肯定的。
　　唐诗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之 外，先生关于杜甫研究方面的成果亦显示出他的学术敏感。历来研究杜甫的文章、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先生亦能于其中独辟蹊径，敏锐把握其间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开展有意义的研究。他先后写成了《试论杜甫七律组诗的连章法》、《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诗圣·诗史·集大成——杜诗批评学中之誉称述评》、《论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创新——以“三吏”“三别”为中心》等多篇关于杜甫研究的文章。其中烁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一文，不仅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7期全文转载，还得到了《新华文摘》、《杜甫研究学刊》等核心期刊的高度关注。这些文章多从杜诗形式上的创新及后世关于杜诗接受批评的角度人手，探究杜甫在诗歌创作方面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对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杜甫诗歌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先生精研唐宋文学，虽然终日徜徉于唐风宋韵，但天性敦朴，故并无洒落不羁之态，于学问更是看得极虔诚。不为虚言，不下妄语，不故作惊人之论，不盲从他人之说，显示出了极严谨的学风。印象中，先生虽然记忆力甚好，但从来不仗恃记忆，讲课的时候，在遇到引用材料之时，总是拿出一叠小卡片，认真地给我们对照讲解，虽然表面看来有些麻烦，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先生对于学术的严肃态度。我在先生家里看到他做了大量的读书卡片，他的书籍资料，都是认真进行分门别类，而且一些重要的书籍上都做了很多标记以方便查阅。
　　因为这种严谨的态度，所以先生在做学问上是极肯下功夫的，哪怕是一些别人多不愿去付出的“笨”功夫。比如说，他1988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中唐苦吟诗人综论》一文，就花费了很多功夫去进行数据统计。其中关于孟郊诗歌用“死”字的统计，中唐苦吟诗人用蝉、虫、蛩、萤、苔、叶、萍(蘋)、草等字眼的统计，用双字的统计等等。显然，每一份数据的统计都耗费了作者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电子技术尚不发达，基本上没有什么检索系统可以利用，所以这些数据完全都是他一篇篇翻阅，一首首核实才得来的，这种作学问的态度实在令人钦敬。而建立在可靠数据之上的结论自然也就是令人信服的。
　　正因为先生学风严谨，用功甚勤，数十年如一日，所以形成了丰厚的学养和渊博的学识。其研究唐宋文学，主攻唐宋诗歌，却对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大势有精确的把握。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诗歌论要》一书，就是其究心中国古典诗歌数十年的结晶。全书近30万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诗路心语”，从“襁褓中的中国诗歌”开始，对包括先秦、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现当代在内的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作了一个精要的勾勒，其中词曲作为诗歌的另一种样式也被纳入了论述的范围之内，相当于一部中国诗歌简史。这种勾勒纲目明晰，内容全面，精练通达，对于学习、研究诗歌者来说，显得非常实用。而且，其中不乏作者对中国诗歌(含词曲)的见解与审视，是其诗歌研究成果的浓缩。
　　下篇为“诗艺丛谈”，主要从一些诗歌的基本理论人手，帮助读者对诗歌的某些内在因素和本质特征作更全面的认识。例如对诗歌特质的论述，对诗歌类型的分析，对诗词曲格律的介绍及对诗歌艺术赏析的引导等等。作者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论及诗歌理论问题，如诗的意象与意境，语言与句式，鉴赏方法等，时有真知灼见，能帮助人们对诗歌的艺术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书的最后一章，还专门附有诗词韵和词曲谱，包括韵书ABC，诗韵常用字简编，词谱举例释要，曲谱举例释要等。这为那些爱好诗歌并且有意尝试着写作古典诗词曲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由此人手实践摸索或可略窥古人作诗填词谱曲的门径。全书既有理论性，又具实践性；既有可读性，又具知识性；既有中国诗史的纵向把握，又有诗人及群体的横向阐释，对于想较系统地获得有关诗歌知识的读者而言，该书无疑是很好的指路标。既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中国诗歌发展大势，又能深入浅出地解析中国诗歌艺术概要，显然要归功于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积淀。
　　他除了学术理论研究外，也重视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从八十年代到退休以后，他先后在原武汉军区老年大学(将军学府)和华中师大老年大学讲授“古代诗词的格律与鉴赏”课十余载。同时，他已创作了古典诗词近百首，有的收入诗词集出版(《丝绸之路诗词选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7年)，有的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他认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也应该学习写点古诗词。这既能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古代诗词的艺术形式与表现特征，又能更深刻地体验与理解古诗词描写生活与抒发情感的手段、方法、技巧，这对我们讲授和研究古代诗词是大有补益的。同时，也可以运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感悟。
　　先生讲授唐宋文学，于诗词有精深的造诣，尤其对于文学作品的品读鉴赏具有深刻的体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大学毕业后十年的基层生活有关。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跨出校门即奔赴基层工作，虽然于学术有所亏欠，却于人生更有历练，所以提及这一段岁月，先生显得很从容。“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先在解放军某部农场劳动锻炼一年有余，后被派送到湖北某县一所戴初中帽子的农村大队民办小学任教。在那些日子里，我曾多少次孤独地在小山冈上的土墙筑成的学校里，耳听呼啸的寒风从屋顶掠过，眼见血色黄昏给山川草木撒下残照。后来调到文化部门工作，也是常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辅导文艺创作，组织文化活动……虽然我们失去了最宝贵，最具活力的十年，但我们感受过人生，品尝过人生，阅历过人生，解读过人生，故往往能和前代的作家们产生更多的共鸣——即所谓‘得失寸心知’吧。”(《唐诗论集·自序》)因为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所以先生对于前人作品蕴含的深沉情感有着相似的感悟，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其实，先生一生研读杜诗，其于杜甫又何尝不是心有所通之处?
　　先生长于诗词鉴赏。《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血》(霍松林主编)、《王维孟浩然诗歌名篇欣赏》(王启兴主编)等书中均刊载有先生的文学鉴赏文章。在他退休之前，应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诚邀，撰写了十余篇诗词鉴赏文稿，配以影像视频在央视播出，受到各方好评，并应邀参加了央视相关栏目的研讨会。这些文章虽然篇幅不大，但凝练精悍，对诗词作了精要的分 析鉴赏，开掘出作品最富魅力、最有价值的艺术精髓。如对王维《过香积寺》、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杜牧《江南春绝句》、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等广为流传的名篇的赏析，都体现了他对作品的准确把握和深刻解读。如他认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突破了常规的语法规则，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语句形态……其语法关系是灵活的，主语与宾语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很难作出明确的语法阐释。这样，诗句的语法具有了多解性，同时也形成了诗意的多义性，而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求证这种语法关系的‘合理性’，只需要从这种描写中调动各自的审美经验，把握诗人的生命体验——‘冷’。‘冷’在这里是一种心理感觉，是诗人对佛家‘清静’境界的哲理体悟。”从具体作品的鉴赏，阐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特质和艺术表现，从对诗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把握。又如，他在分析晏殊《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和“小园香径独徘徊”时，联系他人相关诗歌作品，结合前人关于“诗词分界”的讨论，简要阐明了古代诗和词的不同艺术本质与审美特性。
　　赏析品鉴之外，先生也在考证方面颇下工夫。他参编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文学大辞典》(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编撰“陈朝文学”的所有辞条，内容包括作家传记、文学流派与并称、文学总集与作家别集、名篇简析与欣赏等。他广阅资料，潜心研读，细致梳理，认真考订，不仅很好地完成了编撰任务，而且写成并发表了《陈朝作家生卒年求证》、《萧黄生卒年考及“仕陈”辨疑》等考证文章，对于南朝一些文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考辨，给后来研究这些作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他还参加了湖北人民出版社《校编全唐诗》(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2001年1月出版)的编写工作，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进行缜密的甄别、分析、勘正，对唐代部分诗人及其作品做了细致的考证与校订，完成约80万字的文稿。
　　先生一生与诗文相伴，恬淡情怀，从容岁月，在诗书中写意生涯，怡然自乐。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于谦的《观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先生的学术人生与此何其相似?其终日所近的不仅仅是诗书学问，更是一种从容恬淡的人生态度。

• 毛德胜： 论李商隐赠别诗的情感内涵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8年第7期
• 毛德胜： 诗共人生的马承五教授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