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钟嵘的《诗品》是以五言诗为对象的一本文学批评专著。本文从其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两个方面论述了其文学理论思想。他通过感物说，渊源论，滋味说，风骨说和气论等确立起评价诗歌的标准。并以知人论世，摘句，借言，象喻批评和比较等方法践行自己的批评实践。
　　关键词：钟嵘　诗品　批评
　　
　　魏晋南北朝是诗歌自觉的时代，而五言诗歌更是盛极一时。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涣散，儒释道走向融合。诗人们也张扬着个性……所有的这一切从内容和形式影响着五言诗的发展和批评。钟嵘的《涛品》是一本详述五言诗歌的文学评论专著，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文学批评理论。
　　
　　一　批评理论
　　
　　文学(诗歌)发生论——感物说。钟嵘在开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于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他与刘勰在关于诗歌本源的观点是契合的，但是刘勰更侧重的是社会生活方面，而钟嵘则更加看重自然的力量，所以他重视“自然英旨”的美。但是钟嵘在其对诗歌的评述中，也对社会矛盾刺激和促进诗人创作，予以了肯定。“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何能至此。”且不论钟嵘所看到的五言诗是否为李陵之作，就其将李陵放置于上品，可见其中也必然包含了他对身负悲情色彩人物的推崇。社会生活的矛盾催生诗人，也在一定程度提升了钟嵘对这些“玉兰夙凋”之类的人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钟嵘极爱陈思王植的才思敏捷，也赞扬“才能就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焉”。
　　诗歌流派和继承关系，是钟嵘热衷他探讨的问题。在上中下三品之中的一百二十二人之中，大部份诗人，钟嵘都为他们划定了继承关系。古人的学习方法是不断吟诵前人的佳作名篇，体味其中的妙处，并最终化为己用。所以对于五言诗这个讲究音韵格律文辞的文体而言，在诗人们的诗歌中出现前人的影子很正常。但是钟嵘似乎对此过于热衷，以致将诗人风格过于简单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对某些诗人品级判断有失偏颇。他认为，楚辞、国风和小雅是五言诗的最基本的三个源头，而其中楚辞的凄怆清秀、哀怨绮靡的阴柔和国风的温丽典雅、骨气深远的阳刚深得钟嵘喜爱。上品中品很多诗人都源于这两个源头。在钟嵘的《诗品》中，“上品作家只能源出于上品作家而不能源出于中品作家，中品作家只能源出于上品或中品作家而不能源于下品作家”。Ⅲ上品中品和下品之间保持很森严的关系，但是这样也就限制了诸如陶渊明这样源于中品的应王豦的诗人无法成为上品。不难看出，钟嵘过于牵强附会，而对于后起诗人的创造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在如何看待前人和今人的问题上，他出现了失误。
　　钟嵘从文学实体的独立性出发，针对当时诗坛的弊习，他在序言中鲜明的表示崇尚自然英旨和吟咏性情，反对过分用事、用典和强调音韵。“余谓文制本需讽读，不可蹇阻，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文采词藻，也是钟嵘评判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于诗歌的意蕴层，钟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推“滋味”说。他认为四言诗歌文约意广，而世人难以习得，而五言是“有滋味者”合于流俗。言意矛盾早已有之，他认为在诗中，言多意少是可以通过五言直陈事物创造形象，充分抒发情感来弥补。“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造形能详，使得形象具体生动，穷情能切，显得自然质朴动人，文尽而意有余，现象层生出了言外之意的意蕴层，这就产生了“滋味”。唐代皎然《诗式》中说“取像曰比，取义日兴，义即象下之意”。比是一种描写外物的方法，兴则更像是一种唤起作品内在含义的方式，这与钟嵘殊途同归。
　　风骨，也称风力，骨气，骨力。钟嵘的批评方法就现在看来应该划归为印象批评方法。风骨是一种内在于创作者心中的气质才性和浩然之气转化为诗歌中独特的气势和风格。风源自于《国风》，风韵富有审美感染力。骨，源于魏以“骨法”论人。有“风骨”指诗歌直率而有文采，浅近词语表达了深远的情意，在温厚和平的辞气里，表达悲怆的怀抱。刘桢“贞骨凌霜，高风跨俗”。在他看来，风骨并不是寻常诗人所能企及的。
　　气也是钟嵘评价诗人常用到的标准之一，在文中一共出现十一次。钟嵘说陆机“气少于公斡”，张华“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古人将气视为生命和精神之元。文艺学中，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除了指自然之气，钟嵘主要指诗人的才性精神的主体之气和诗歌生成的风格气势。气贯穿于物象引发创作，诗人的主题气质和在诗歌语言显现的滋味中，仿若浑然一体。气和风骨的区别在于，气是诗文外露的，而风骨是诗文内含的，这和评价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批评方法
　　
　　知人论世是最常见的批评方法。钟嵘为诗人寻源判风格，讲述诗人的独特经历，甚至谈逸闻趣事。如江郎才尽的典故，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句的由来。在评诗歌时，夹杂着他对诗人的评价，常见于一篇短品的开端和结尾。陶潜“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又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叹赵壹“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孟子提倡“知人论世”，而南北朝本就盛行人物品评之风。而《诗品》所记之事，或是流传广的趣闻，或是作者印象深刻的轶事，但都服务于诗人性格的描绘。这种做法，在后世的诗话以及诗歌选本中诗人小传频繁采用。
　　摘句法，在先秦已有，而文学批评意义上的摘句法始于六朝。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使令在外交场合经常赋《诗》言志，其方法是断章取义。在《论语》等书中，也常摘引《涛经》的句子来说明道理。在《诗品》中“‘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评郭璞“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土禀咏怀，非列仙之趣也。”但是钟嵘选取的不一定都是经警妙句，他所摘之句，或为诗的起句，以代表全篇诗歌，或直接摘出原句，为其评诗提供依据，但他并没有把“佳句”特别摘出来。他的摘句法仅用于序言和上中品中，未涉及下品。他如此广泛使用摘句法，为后世诗话摘句批评的盛行开了先河。
　　有训诂学传统的钟嵘也大量选用了借言批评的方法。他借汤惠休之口说自己相对于颜延之的精雕细琢，更偏好谢灵运的清水芙蓉。李充的《翰林论》也被他用来说明潘岳、张华等人的诗歌在当时的地位。钟嵘所借用的言论一般都源自前人古籍和当下的名士。有的观点与他的一致，说明自己的观点言之成理；有的相近，体现自己的看法更加精妙；有的甚至相左，为后世品读留下一个参照。究其原因，魏晋南北朝极为重视门第，所以文士阶层，拜访交友名士的风气盛行，相互借言也就成了风尚。在序言中，钟嵘也重申嗜欲不同，而商榷不同。他在这里借他人之言，也是一种变相对他人的评判。
　　象喻批评法，主要是通过借助描述一些生动具体而又含蓄隽永的形象或意境来说明解释对象的不易于言说之处。可被视为印象批评的一个分支。钟嵘说谢灵运的诗歌“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谈“白马与陈思赠答，伟长于公斡往复，虽日以莛撞钟，亦能闲雅。”他既引用了不少他人的象喻批评，也自创了大量生动平易的象喻批评。形象和比喻，本就具有多意性。通过具体形象表达抽象的理念，重在形象所预示传达的生动传神的效果，以便读者能悟妙不可言之处。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的批评过程。象喻批评方法的采用，是与中国重直觉、重领悟、重灵感式的传统思维方式及追求天人合一审美艺术境界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联的。这种方法并非钟嵘的独创，但他的象喻批评方法是具有承前启后性的。
　　至于比较的方法，他或是将诗人的地位和诗歌风格等进行比较，或是将批评家之言进行对比，或是将诗人事件进行对照。借用他人的比较，也自己对比，也许只比较两个人，也许将多人放在一起比较，但是篇篇的比较方法都不相同。钟嵘这样做，不但不至于使品文显得杂乱无章，反而妙语连珠，清晰明了。
　　钟嵘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生成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与他本人的自身的文学素养密不可分。他的思想来源归结起来，主要有道家玄学尚自然、儒家的中和以及佛教的生命意识。针对当时的风气，他力图破出永明拘束，提倡自然英旨清雅，痛斥危险的世俗之音，重申雅正之音，反对用事造作，强调直寻性灵真情。

• 石雯： 钟嵘《诗品》批评理论方法探微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5期
• 石雯： 评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