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仲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驱车穿行孔林,飘忽片片思绪,预测孔学的未来,预测21世纪孔学与中国、孔学与世界的关系。费孝通先生的《孔林思片》,以“世界公民”的眼光来看待孔学,以“地球村”意识来思考儒家文化的困境与出路。费老提出“心态关系”一说,他指出:人与地球的关系(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等)是生态问题;而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国与国之间如何相处,则是心态问题。后者是第一位的,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今世界动荡不安,东欧的民族冲突,中东及东南亚的宗教纠纷,南非的种族残杀……都是严重的心态失调。费老警告世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危险的世纪!因此,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它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个新的孔子需要培养,我们要学会培养孔子,要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下造就自己民族的思想家,去认识并总结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为二十一世纪作出贡献。费老的《孔林思片》,为儒家文化如何走出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世纪转折时期的儒家文化及其人格理论欲走出“世纪末困境”,从根本上说,在于她有没有能力重新塑造一个新世纪的“孔子”。这种“塑造”既要忠实于孔子的“原型”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虚构,又要对社会转型期的人格建设提供一种文化的借鉴和导引。
　　孔子是“即之也温”的师长,更是一位教育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有起码的文化知识。以孔儒人格治疗“现代综合症”,其性质是一种“文化疗救”。当代中国人的种种人格缺陷,其基本病因还是文化素质问题。作为我国历史上“平民教育”的首创者,孔子办教育,多半是为了培养贵族政治家,所谓“平民以学术进身而预贵族之位”。而新世纪的孔子,所要献身的教育事业,不是培养“仕”,不是造就贵族,而是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吾与点与”的孔子,其人格构成中,有着艺术的、审美的内核。因此,孔子在新的世纪,还应该是注重美育的人格心理学家。当代中国人,在提高文化素质的同时,更应该有健康的人格。传统儒家文化的人格理论有着重大缺陷,迫切地需要新世纪的孔子取中外古今多种人格理论之长,补儒家人格理论之短。新世纪的孔子不仅要研究现当代西方有代表性的人格心理学理论,更要研究西方社会中活生生的人。新世纪的孔子应该在广阔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文化的环境中,以被改造过的儒家人格理论,来重新塑造当代中国人的形象。这种人格理论,应该给个体的人更多更大的自由,使得主体心灵有一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容量,从而提高作为人的存在的文化——意义的度。
　　孔子有“仁爱”之心,人情味很浓。然而,传统“仁学”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内涵,是有条件的,是不彻底的。首先,她是本氏族的人道主义,她的兴趣中心是氏族成员的互爱互助互利;其次,她是有等差的人道主义,在承认并维护等级差别的前提下,强调上对下的责任与下对上的义务;再次,她是以伦理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仁”的外壳是“礼教”,是一整套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一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道以及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道,必须在“礼教”之内方能有效,方能实施。新世纪的孔子则应该是一位彻底的人道主义,他要超越氏族的、等差的、伦理的种种局限,赋以孔儒人道主义全新的内涵。新世纪的孔子要将“氏族本位”扩展为“人类本位”,对人际关系的关注要从本民族走向多民族走向全世界。不要以强调民族或国家特点为理由而拒绝接受人类通行的人道主义标准,不要用“民族特色”或“民族主义”的栅栏,限止人道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通行。代表等级制的“官本位”和“父本位”,同样是阻止人道主义通行的文化障碍,因为它们忽略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前提:平等、自由、博爱,是人的与生俱来且与生共存的权利。人与人之间,一旦失去平等失去真诚,人道主义便不复存在。新孔子的人道主义,要走出传统儒学以伦理为中心的封闭性圆圈,要在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地带,寻找人道主义的全新内涵。
　　
　　毛三红,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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