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中国特色刘继红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6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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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ID: 156945

[ 刘继红文选 ] 　　

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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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中国特色

◇ 刘继红

　　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盛行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美学意识形态。浪漫主义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提倡个性解放;艺术上反对古典主义,主张创作自由;理论上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反对科学理性对实践理性的压抑。浪漫主义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大面积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
　　首先,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个性的张扬。第二,强调情感。“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穆勒也曾说“诗人的诗就是感情本身”。第三, 对自然的缅怀与向往。
　　五四新文学中,郭沫若的《女神》像冲天的爆竹一样,以其狂飙突进的恢弘气势与反叛传统的时代精神闯入五四文坛,亮出了一个光彩炫目的烟花。而郁达夫则以其感伤的抒情发展了浪漫主义的另一种传统,其对压抑的情感和内心苦闷的宣泄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五四一代的中国文人被认为是浪漫的一代,20年代前后的十年被看作是浪漫的十年。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浪漫主义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浪漫主义掺杂了现代主义、启蒙主义等复杂的成分。基于此,浪漫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
　　浪漫主义被引进中国,在中国得以发展,也必然受中国国情和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产生新的特点。民族传统文化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国化提供了内在的依据。西方浪漫主义的“回归自然”之所以能在中国浪漫主义者那里引起回响,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对自然亲和的老庄哲学和美学思想,有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作为依据。外来文化决不能断裂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演变是连续性的,人的思想和想象必须有所依托,这种依托只可能从已有的文化传统中获得,我们只可能用传统所给予的价值准则、语言工具对外来文明进行介绍。现代浪漫主义者们只能站在传统的土壤上接受新思想,反过来又借助西方的文化和视角阐释传统,从而发现中西文化的联系和契合点。
　　由于浪漫主义的兴起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政治色彩,这就使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政治有了不解之缘。浪漫主义超出其文学性,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使得浪漫主义在中国未能真正体现西方浪漫主义的理论本质。文学创作中感情的自由宣泄,体现个人的主观意志等。这从根本上消解了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郭沫若思想的前后变化足以说明之。
　　作为创造社的重要代表人物,郭沫若曾讲到他在1924年前“‘本质上带浓厚个人主义色彩’。‘企图通过贯彻艺术是我的表现’的艺术实践来达到‘尊重自我’的文艺化目的”。特别是《女神》获得巨大成功,使他感到自己仿佛超然了文学。他认为:“生命和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开了生命,没有文学。”然而当他于1923年从日本回国后,客观现实促使他调整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在1923年9月4日发表的《艺术家与革命家》一文中讲道:“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传革命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借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他宣传的工具确是艺术的作品,那他自然是个艺术家。”到1926年,全身心投入救亡图存政治洪流中的郭沫若,燃烧起的政治热情已经明显多于文学创作激情。他说:“一个超贫富、超阶级的彻底自由的世界还没有到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的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郭沫若文艺思想前后变化的过程足以说明当时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浪漫主义,这一曾为中国现代文学呐喊助威的文学思潮,也理应成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学工具。从那时起,浪漫主义就背负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并以牺牲自身的理论特点与创作实绩,取得在中国生存权利。它以政治为掩护,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但它的特点已经衰弱,不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而具有了中国的特点。
　　
　　刘继红,郑州幼儿师范学校语文教研室助理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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