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钱国币》是丁西林的独幕讽刺喜剧,品读剧本,我们深深地感到作家的幽默艺术渗透到剧本的各个层面,让人在轻松的微笑中,感悟作品传达的情感意蕴。
　　
　　情节:小事件掀起大波澜
　　
　　剧本写的是大学生杨长雄和邻居吴太太的一场矛盾冲突。由于佣人李嫂打碎了吴太太的一只心爱的花瓶,吴太太让她按原价赔偿三块钱国币,杨长雄认为不应该赔偿;当吴太太知道李嫂只有三毛钱时,打算当了李嫂的铺盖,杨长雄坚决反对;最后,因为杨长雄骂吴太太“无耻的泼妇”,吴太太一逼再逼,杨长雄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摔坏了另一只花瓶,交上了三块钱国币。由此看来,三块钱国币将一个本来平静的小院闹得沸沸扬扬,扬、吴二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那么三块钱国币在当时究竟有多大的价值?1939年,在国统区,经济危机,价格飞涨,尤其是国币就更不值钱,用吴太太的话“猪肉一块五一斤,三毛钱一棵白菜”来推论,三块钱国币只能买二斤肉,十棵白菜。为了二斤肉,十棵白菜,掀起轩然大波,差点大打出手,实在没有太大的价值,因此鲁迅先生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可见,作家有着“在不笑中发现可笑,把可笑变得更可笑”的高超技艺,从中挖掘出了让人发笑的喜剧因素,小中见大,寓庄于谐。
　　
　　人物:对比衬托,凸现个性
　　
　　剧中杨长雄和吴太太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两个人物。吴太太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逃到西南省城,住的是每月四十块钱的有廊子的三间正房,廊子上有无处可放的“桌子、椅子、茶几、板凳和小孩子的车马等”,屋里摆放的是花瓶这样的奢侈品,对“一桌酒席,一场麻将,一双丝袜,一瓶雪花膏……”可以想办就办,想买就买,毫不在乎,衣食起居又有姨娘伺候的人,因此相对李嫂和杨长雄来说,该是一个阔人。可就是这样一个阔人,由于佣人打碎了一只花瓶,就不依不饶,不赔不行,自然让我们想起了因为“两根灯草”死不瞑目的严监生,其贪婪、吝啬、自私的性格呼之欲出,可恨而又可鄙,可卑而又可怜。对于杨长雄,作者也没有把他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在突出他的正直热情时,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性格弱点。他和吴太太在四合院里朝夕相处,对吴太太的尖酸刻薄,冷酷无情,胡搅蛮缠,应该了如指掌,可是他却在那里大谈“情”“理”“势”。毛泽东说过“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说话和写文章可以不看对象吗?”,看来杨长雄的长篇大论对于吴太太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无的放矢。作者用近乎夸张的笔法,写了他的可爱可笑。喜剧作家雄佛西说过“幽默家所以要幽默他的国家或社会,都是因为爱护他的国家与社会”,我想套用一下,作家之所以要幽默杨长雄这个人,也是因为爱这个人。
　　
　　语言:违背常理,有些牵强
　　
　　高尔基曾经说过“剧中人物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依靠他们的台词。”可见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对刻画人物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当然戏剧人物的语言还必须“轻松、俏皮、幽默夸张等等”。我们先看看吴太太:“这样贵的伙食,她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我并没有扣他的工钱呃。”有谁听说过仆人为自己干活,每顿多吃了几碗饭还要工钱的?不扣就对了,吴太太却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心地善良,实在是大言不惭,可笑至极。退一步讲,如果这还可以说吴太太有一点善心的话,那因李嫂打碎了花瓶而辞了她就显出吴太太缺少人情味儿了。作者让吴太太自己充分表演,让他的语言和行动形成强烈的反差,她越是自诩善良就越让人觉得滑稽,文章的喜剧色彩就越浓。而杨长雄的慷慨陈词,寸步不让,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语言有很多不合逻辑之处,甚至有些狡辩,让人哑然失笑。如“擦花瓶是姨娘的义务。姨娘是代替主人做事。所以姨娘有打碎花瓶的机会,有打碎花瓶的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姨娘有打碎花瓶的机会,这不假,可怎么就有打碎花瓶的权利呢?吴太太无论如何不会请一个可以随便摔碎他家物品的人做佣人,这样的推理显然荒唐,可细想想对吴太太这样不讲理的人又有什么理可讲呢?因而这样的强词夺理也就“化腐朽为神奇”了。
　　剧中幽默艺术的运用,让我们在轻松中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幅众生相,在笑声中思考着做人、做事的真谛。
　　
　　杨卫东,河北唐山师范学院玉田分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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