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毫无疑问是中国先锋小说家的代表人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固执地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凭借其敏锐的思维、感受能力,执着地书写着血淋淋的暴力,将一切的残暴与血腥撕碎给人看。这种毫无顾忌的暴力渲染作为一个异端成为彼时文学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开创作用不可否认。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余华依然是文化圈讨论的热门话题。其早期“暴力”主题的先锋小说也已经被广泛认同,批评家们往往一致认为余华早期小说的暴力描写俨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暴力美学”,有些作品甚至被推上至高的地位,成为文学的典范。然而在笔者看来,余华早期“暴力”主题小说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两种向度:一种只是单纯的暴力的堆砌,并没有上升到美学的层面,另一种则达到了美学层次的要求。余华的这类小说并非每篇都像一般所认同的那样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暴力美学”。本文着力应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这类小说中被广泛认同的代表作品——《现实一种》以及《一九八六年》进行解读。
　　
　　一
　　
　　小说《现实一种》完全颠覆了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亲情。讲述了一个恐怖的故事:山岗的儿子四岁的皮皮无意中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即山峰的儿子,山峰随后将侄子皮皮踢死,接着山岗又用令人发指的手段将自己的弟弟山峰弄死,而山岗也被执行了枪决,连尸首都被一群医生“瓜分”了。整个小说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血腥、冷酷甚至诡异的气息,通篇读完让人感觉很压抑。余华用他惯用的“零度叙事”的叙事手段对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暴力进行了近乎冷酷的正面、直接描写,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场面:“与此同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他看到儿子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的不再动了。”[1]医生解剖山岗的情景更是让人看不下去:“胸外科医生已将肺取出来了,接下去他非常舒畅地切断了山岗的肺动脉和肺静脉,又切断了心脏主动脉,以及所有从心脏里出来的血管和神经。他切着的时候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给活人动手术时他得小心翼翼避开它们,给活人动手术他感到压抑。现在他大手大脚地干,干得兴高采烈。他对身旁的医生说:‘我觉得自己是在挥霍。’这话使旁边的医生感到妙不可言。”[2]这篇小说可以说将余华的这种“暴力”题材发挥到了极致,鲜明地体现了此类小说的特点——暴力的内容和虚伪的形式。[3]
　　对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暴力书写,余华曾给予这样的解释:“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奴隶们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情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当中去了,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类文明的递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行为是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然而拳击运动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即便是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4]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余华试图通过这些血腥的暴力书写对人类的暴力进行反思,试图“以暴制暴”,对形形色色的暴力进行有力地质问和批判。然而,遗憾的是余华在其经典作品《现实一种》中并没有实现这个目的。
　　余华对于暴力的描写可以说已经到了一种偏执的迷恋地步。在他与张清华对谈中,余华说出了另一个促使他偏执于暴力书写的内在驱动力——“骨子里的喜欢”。他说:“从理性来讲,我不认同写暴力,但在写作时我又非常振奋,《兄弟》下部也是这种情况,可能这是一种矛盾,知道它不好,但骨子里又喜欢。”[5]余华在医院长大,见惯了死亡、鲜血、哭声的特殊的童年以及孩童和少年时期见证“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与疯狂的特殊经历,使余华倾向于通过暴力这个特殊的纬度构建一种迥异的置身于价值和存在的审美高地,从而探讨人的存在价值的深刻命题。但正如赵学成先生所说,余华却常常被这种“骨子里喜欢”的炫技心理所支配,[6]不能实现真正的“零度叙事”。他笔下的主人公并没有自己说话的权利,完全是余华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他们的,他所讲述的“现实一种”其实只是自己臆想的结果,他的小说完全成为他想象力的跑马场,而没有以真实做基础。
　　对于先锋小说的真实观,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写道,“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事实”,“简单的说法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
　　余华所谓的“虚伪的形式”,其实就是一种打破经验、常识和事理的叙事方式,这种形式可以释放作家的想像力,比中规中矩按照经验事理叙事的方式更自由地接近世界的本来面貌。由此可知余华在他的作品中追求一种完完全全的“反常理”的经验秩序,他认为这样才可以“无限地接近事实”。但是,这种完完全全“反常理”、与现实经验秩序唱反调的形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任何的想象与虚构必须构建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如果固执地坚持这种叙事方式,一味地依靠想象而不重视客观的现实,只会使作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余华多次提及他受卡夫卡的影响。诚然,卡夫卡确实颠覆了那种中规中矩对现实存在的书写的小说叙事方式,比如《变形记》里主人公格里高利起床后居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地洞》中“我”渴望在地洞里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的荒诞变态心理等等,卡夫卡确实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怪诞、反常理的世界。像《变形记》里格里高利变形为甲虫的事情就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情节似乎比余华小说中夸张的暴力还要“反常理”。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卡夫卡小说的这种“虚伪的形式”只是在一些情节上的反常,而小说整体是真实的,它们是建构在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和心理的基础上的。比如《变形记》,尽管格里高利变形为大甲虫这个情节很反常,完全是作者卡夫卡的想象与虚构,但他变形之后的生活以及他周围人的生活、情感、及环境等都是完完全全的真实,这就使作品整体上是真实可信的。而其中“变形”这个“虚伪的形式”恰恰使他所要表现的真实更为内在、更加有深度,在审美上也达到更好的效果,从而更自由地接近世界的真相,这也体现了小说文体独特的虚构的魅力。布罗德曾经这样写道:“卡夫卡……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是用始终对现实加以浓缩的合法写作手段描写下的我们时代的状况。”[7]
　　但是余华所谓“虚伪的形式”显然太过“虚伪”。他并没有学习卡夫卡将真实渗透到反常的情节中,只是一味地追求“个性化”,并屈服于自己内心深处对暴力的激情。在《现实一种》之中,这个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只是无缘无故、不明所以地冷漠着,残忍着,每个人都面无表情,毫无意义地生活,没有任何事理逻辑可言。就连年仅四岁的皮皮都不知为何会有那么冷酷嗜血的残酷内心。小说写到:“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然而不久之后这哭声便跌落下去,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只是感到这一次耳光下去那哭声并没窒息,不过是响亮一点的继续,远没有刚才那么动人。”“皮皮趴在那里,望着这摊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血,使他想起某一种鲜艳的果浆。他伸出舌头试探地舔了一下,于是一种崭新的滋味油然而生。接下去他就放心去舔了,他感到水泥上的血很粗糙,不一会舌头发麻了,随后舌尖上出现了几丝流动的血,这血使他觉得更可口,但他不知道那是自己的血。”[8]而且,这个四岁的小孩竟然有很多成人都无法堪比的观察力和思考力,他居然听到四种雨声:“他在听着雨声,现在他已经听出了四种雨滴声,雨滴在屋顶上的声音让他感到是父亲用食指在敲打他的脑袋;而滴在树叶上时仿佛跳跃了几下。另两种声音来自屋前水泥地和屋后的池塘,和滴进池塘时清脆的声响相比,来自水泥地的声音显然沉闷了。”[9]我们不禁要怀疑,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已经不是“真正”的孩子,倒像是作者余华自己,跳进作品中替他思想、替他活动了。即使作者余华本意是想证明“人性本恶”论,但由于小说完全脱离了真实,小说中的人性本身就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又如何证明人性呢。而评论一般认为的这篇小说所体现的所谓解构了亲情,戳穿了亲人们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是对中国的家族伦理的无情颠覆”,表征了“一种中国的现实”。[10]这类评论却没有看到《现实一种》中所谓的亲情本身就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又何来“颠覆”,[11]更谈不上揭示了什么“中国现实”。且看小说中对这些亲人间关系的描写:“于是他就哆哆嗦嗦地出现在父亲的跟前。他的模样使山岗有些不耐烦。山岗问:‘你这是干什么?’‘我冷。’皮皮回答。山岗不再答理,他将目光从儿子身上移开,望着窗玻璃。……‘我冷。’皮皮又说。山岗没有去理睬儿子,他站在窗口,阳光晒在他身上使他感到很舒服。“不一会他听到母亲在一旁抱怨,他便转过脸来,看到母亲正愁眉苦脸望着那一碗米饭,他听到她在说:‘我看到血了。’他重新将头转过去,继续看着屋外的阳光。”[12]一个父亲竟然对自己的儿子不关怀,做儿子的竟然对自己的母亲冷漠无情,更不要说丈夫对妻子的毒打,叔叔对小侄子的杀害了,这个家根本没有亲情可言,人与人之间是莫名其妙的冷酷与敌意,完全没有家庭温暖可言,小说叙事的基础就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又何谈颠覆、揭露?
　　在小说本身完全没有了真实可信的基础上所书写的种种暴力,也因而失去了本该体现的丰富的美学价值,变成了一个个暴力场景的简单堆砌而已。
　　
　　二
　　
　　余华早期小说的缺陷确实存在,但并不是所有作品都是这样。当他的一些小说摆脱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和凭空想象时,小说中的暴力叙述确实体现出了尖锐的批判力,正如大部分批评家所认同的。下面对比《现实一种》,对《一九八六年》进行略简地解读。事实上,当我们了解了余华此类小说的缺陷后,也就比较容易把握他另外的那些成功作品了。
　　《一九八六年》是余华“暴力”主题小说的一部力作。这篇小说旨在揭露、鞭笞“文革”中暴力及对人的压抑,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文革”,只是以“文革”作为一个大背景,讲述了一个本本分分、“对学生不错”的历史老师在“文革”中被抓走后失踪十年后回到家乡,十年过去了,“文革”结束了,而这个老师却疯了。小说也没有直接叙述这个老师所遭受的不幸,而是写疯子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他在此过程中目睹了各种暴力,而且因为曾经在学校教历史的时候他就对历史上的刑罚很感兴趣,在他被强权迫害却无力与之对抗的同时又不甘于沉默忍受痛苦,于是在内心最原始、最古老的暴力渴望的驱动下,在疯狂的幻想当中放肆地对周围冷漠的人们施以暴力,并且最后借助自己研究过的古代酷刑在众看客前自戕,批判人们对“文革”的麻木的态度并唤醒对“文革”的反思。同样,小说《一九八六年》描写的暴力场景更加血腥、更加震撼,余华细致到冷酷地对疯子自戕的过程进行极尽详细地描绘:“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了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拚命地喊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于是他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然而不久后他又一声一声狂喊起来,刚才那短暂的麻木过去之后,更沉重的疼痛来到了。他的脸开始歪了过去。锯了一会,他实在疼痛难熬,便将锯子取下来搁在腿上。然后仰着头大口大口地喘气。鲜以血此刻畅流而下了,不一会儿工夫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有几道流到了头发上,顺着发丝爬行而下,然后滴在水泥地上,像溅开来的火星。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里闪烁着红光。他的动作非常仔细,又非常迟钝。抠了一阵后,他又认认真真检查了一阵。随后用手将鼻子往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但这次他的双手没再摆动,只是虚张声势地狂喊了一阵。接着就将钢锯取了出来,再用手去摇摇鼻子,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13]这个被暴力主宰终又成为暴力的代言人的可怜虫。这样详尽的暴力、血腥的书写在余华所有的暴力场景描写中也算得上最残酷、夸张的了,比《现实一种》中的暴力更血腥,更为震撼人心。那么为什么笔者反而认为这篇小说比《现实一种》更真实可信,达到审美这个层次了呢?
　　首先,《一九八六年》里,这种“虚伪的形式”是构建在真实之上的,这里的反常规的情节是与正常的、合理的世界形态完好地契合在一起的。小说中的人物是真正的人,他们有完整真实的人格与心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余华主观臆造的形象。历史老师前妻的怯懦、害怕、不安,他们女儿对父亲的不承认,都是合理的,是符合常规经验和事理逻辑的。即使是那些早已麻木不仁的、看疯子自戕的群众,也是真实的。鲁迅先生也曾多次批判过中国人这方面的劣根性。故事的情节发展也不是作家主观的推动。疯子发疯的前因后果等等都交代地清清楚楚。对于历史老师反常的行为,余华也给予了交代,他是个疯子,疯子做出这些事情,既是不同寻常的“虚伪的形式”,又是可以理解的“正常”行为。
　　另外,作家描写这种极端反常的暴力情节的意图可以理解。余华曾说过“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他的写作方向”,记忆尤其是童年的记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卡夫卡一直执着于书写那种绝望、毁灭的感觉,就和他压抑不自由的生活有很大关系。余华成长在“文革”中,当时充斥整个社会的批斗、武斗等触目惊心的暴力形式所带来各种血腥的场面,给余华留下了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生的影响。使余华更多地看到社会的阴暗面,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文革”的记忆让余华对暴力很坦然,甚至有些变态地喜欢,从而他的笔端就有意无意地流泻着波涛汹涌般的暴力。这篇《一九八六年》更是将“文革”和暴力结合在了一起,也就难怪余华写得极端了。当时即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文革”的惨痛记忆在慢慢遗忘,就如那些标语被一次次粉刷墙壁掩盖了一样。余华悲哀于人们对“文革”这段血写的历史的遗忘,因此在这篇写“文革”的作品中,极尽详细地书写、渲染残酷的暴力,他正是要通过这种强烈的感官刺激,对人们似乎业已淡忘的历史作寓言化的描写,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激起人们对“文革”的反思。
　　在这篇“暴力”主题的小说中,对暴力的残酷书写已经不再是余华内心“骨子里的喜欢”作用下的结果了,暴力书写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堆砌了,它们被作者赋予了美学的意义,它成为作者为表达主题运用的一种有效的“虚伪的形式”。作者采取极端和隐喻的方式来写“反常”,实质上是对人生苦难的深切关注和人的存在价值的思考。
　　
　　三
　　
　　余华是一位有实力的作家,他早期的“暴力”题材小说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为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和思考维度。余华对人类内心隐藏着的暴力情结的洞察使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颠覆了中国传统体系中所坚持的“人性本善”论,在中国文化界具有非凡的先锋性意义。但是,我们对一个作家应该抱以客观的态度,对他创作中所出现的弊病进行客观地批判,这才是对作家本人的负责任,从而促进作家的成长。而且余华早期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弊病、败笔我们也可以理解。毕竟在先锋阶段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行,出现漏洞是难免的。对这些不足我们应该给予客观的批评指正,这样也将促使余华在创作上更加成熟,而不应该人云亦云。
　　
　　注释:
　　1余华:《余华作品·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2余华:《余华作品·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50至51页。
　　3赵学成:《虚伪的暴力》,www.leterature.org.cn。
　　4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以下所引同处不再标注。
　　5张清华、余华:《一个时代的写作——余华访谈录》,《经济观察报》,2007.第1期。
　　6赵学成:《虚伪的暴力》,www.leterature.org.cn。
　　7马克斯·布罗德:《对一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的谋杀》,《卡夫卡传》,第290页,转引自赵学成:《虚伪的暴力》,www.leterature.org.cn。
　　8余华:《余华作品·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第18页。
　　9余华:《余华作品·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0余华:《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作家》,1996第4期。
　　11[丹麦]魏安娜,吕芳译:《一种中国的现实》,《文学评论》,1996第2期,转引自赵学成:《虚伪的暴力》,www.leterature.org.cn。。
　　12余华:《余华作品·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
　　13余华:《余华作品·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参考文献:
　　[1]余华.余华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2]余华.余华中短篇小说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3]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5)。
　　[4]余华,王尧.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J].当代作家论,2002,(4)。
　　[5]余华.我的真实[J].人民文学,1989,(3)。
　　[6]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通讯[J], 2002,(2)。
　　[7]约翰·克罗·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吴义勤.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余华研究资料[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9]王又平.先锋的漂泊—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赵学成.《虚伪的暴力》[J],中国文学网,www.leterature.org.cn。
　　
　　千利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 千利江： 论余华早期“暴力”小说的两种向度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