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其中形声字占85%以上。形声字是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由表示意义范畴的意符(形旁)和表示声音类别的声符(声旁)构成。字是词的书写符号,是语言中词的音和义的最小载体,所以字义也往往与字的读音有关。这种现象在形声字中的反映,就是声符除了标声之外也往往兼有表意的功能。而声旁的表意功能,往往被我们忽视。
　　语言的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但当这种联系固定下来以后,语音和语义便有了密切的关系。汉语中许多由同一声旁组成的形声字,往往是同一个语源发展、派生而来,我们可以以此来寻找字来源和本义。
　　《梦溪笔谈》记载:“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类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从戋为义也。”“凡字类左,其义在右”的意思是形旁确定了字义的类别,声旁进一步限制了字的具体意义。例如,“汊、杈、衩”三个字具有相同的声旁,均有“分支”的意义,而形旁限定了它们分别类属于小河、木制农具和衣服。
　　对于与声旁字有关的同源字,清人黄承吉有一段精辟的解释:“古者事物未若后世之繁,且于各物未尝一一制字,要以凡字皆起于声,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已通知其义……至后世事物日繁,则必须逐目区分,以免混淆歧误,是以制字日多日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也会出现一些新字。例如古人早期使用的“几”,是一种有四条腿的较矮的小桌子,适合席地而坐,后来座位高了,“几”也相应地升高,叫做“卓子”,再后来为了表意更准确,因其是木制就给它加了“木字旁”,写为“桌子”。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它的读音上分析出它的部分意义。黄承吉“右声说”,认为声符之声对形声字的意义起决定作用,纠正了“右文说”仅强调声符之形的不足。
　　清代一些训诂学家据此提出了因声求义的方法。黄焯《形声字借声说》说:“凡形声字所从之声,未有不兼义者。其有义无可说者,或为借声。”据此,我们知道,这类同源字是先利用某声旁字与别一字同音,造出一个借声字,然后在这个借声字影响下,可产生出其他同源字。我们可以通过因声求义,也就是利用语音线索来明假借、系同源、考证古书词义的方法,来寻找字的本意。
　　例如“赃”字的本意是来路不正的钱,也可以说是不干净的钱。既然是钱,那么古人就给它加了一个“贝”字旁,因为贝壳是最早的货币,许多与钱有关的字都以“贝”为形旁,如“贵、贱、赠”,而其声旁“庄”(zāng音)主要功能是表音,但我们智慧的古人造字时用“庄”做它的声旁,恐怕有一个深层的含义,就是“这种钱是不干净的,是脏的”。所以对“赃”字而言,形旁“贝”表示了该字所要表达的类别,而声旁“庄”则在表音的同时,附带了一个意义,对形旁表示的类别做了进一步的限制。很多学生朦胧地意识到了声旁所表示的意义,而忽视了形旁“贝”所表示的类别,经常把“赃款”“赃物”写成“脏款”“脏物”。
　　再如,同从一个声符得声的抱、袍、雹等,都含有包裹的意思;从仑得声的沦、轮、伦、论、纶等,都含有条理、伦次的意思;嗔,怒,生气,瞋,发怒时睁大眼睛,均与生气有关。
　　声旁所表示的附属意义在我们的字形教学中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从有利的一面来说,汉字声旁可对形旁的表意功能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限制,以使表意更加准确、具体;从不利的一面来说,声符的表意作用和范围有限,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只标音,不表意,不可以偏概全。如果学生经常受声旁表意的影响,而忽视形旁所表示的类属,就会出现错别字。这一点在字形教学中需要加以重视。这就要求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加以正确引导,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声旁的表意功能,理解字意,防止声旁的表意的片面性,出现写错别字的现象。
　　形声造字法突破了象形、指事、会意造字法的局限,丰富了表达的内容,增强了汉字的生命力。标音与表意的结合使形声字造字法成为了汉字中最能产的造字法,也使汉字成为仍在广泛使用的古老文字。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认真研究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使汉字乃至汉语言永葆生机。
　　
　　于虹,教师,现居河北正定。

• 于 虹： “右声说”探究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