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倪焕之》是叶圣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茅盾称为一部“扛鼎”之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评论者们基本延续了茅盾对《倪焕之》所作的评价，从时代性、社会性以及革命性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评析。但是，随着时代气候的改变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一些评论者试图倡导回到作品本身和作者独特的创作方法上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倪焕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即关注评论者对《倪焕之》所做的这种评价转变，主要从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及主人公形象的再评价中，分析现有评价中提出的新观点。
　　关键词：倪焕之 时代性 心灵叙事传统 现代知识分子
　　
　　一.前言
　　《倪焕之》是叶圣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最初连载在1928年的《教育世界》上，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倪焕之，作为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在历经社会变革和动荡的岁月中不断追寻价值并最终走向了绝望的历程。诚如叶圣陶所说“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本《倪焕之》，曾经有过倪焕之这样的人……他有良好的心愿，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找不到该走的道路”[1]313-314。倪焕之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些青年人的特点，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记忆，为我们认识那些逝去的梦想与困惑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在创作中，叶圣陶虽然也与许多作家一样，秉承“为人生”的文学理念。但是他的小说创作却独具一格，既不同于鲁迅“直面人生”的锐利，也不同于茅盾“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宏愿，而是凭借他冷静的观察和浓厚的感情，将其温柔敦厚的气质溶入进“表现人生”的创作中。他的作品既有对客观现实的冷静描写，也有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描摹，因此使得作品既带有一定程度“讽”的意味，又仿佛带着极大的“同情”，其“题旨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多义性”[2]。
　　在《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品既呈现出了广阔的社会时代进程，也生动刻画了主人公倪焕之在其中所经历的转变，对于作品的主旨是在着力展现时代对人心的影响，还是在借时代的变化来反映主人公的心灵历程，随着小说历经80几年的风雨，评论者对此所作的评判也颇有不同。例如在20世纪的大多数评论中，评论者们基本延续了茅盾对《倪焕之》所作的评价，从时代性、社会性以及革命性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评析。但是，随着时代气候的改变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一些评论者试图倡导回到作品本身和作者独特的创作方法上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倪焕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即关注评论者对《倪焕之》所做的这种评价转变，主要从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及主人公形象的再评价中，分析现有评价中提出的新观点。
　　二.《倪焕之》在文学史上的重新定位
　　（一）评价标准的转换：从“时代”到“人心”
　　对《倪焕之》最早且最有影响的评价来自茅盾的《读<倪焕之>》。评论推崇《倪焕之》为一部“扛鼎”之作，认为在小说中描绘了广阔的世间，展现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后至五卅惨案、大革命失败的进程中，时代壮潮对人的影响。夏丏尊在《关于<倪焕之>》中也同样认为小说是“全力描写时代”的“划一时代”的作品。但是，沿着“革命现实主义”这一路径的评价方式，评论对于小说没有展示主人公在革命中的成功转变以及全面描写革命历程也颇有指摘。茅盾指出，小说的缺陷在于后半部分没有能够展现人物如何推动时代的进步。因为在他看来“所谓时代性”，“在表现了时代空气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动又怎么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3]。
　　但是近来，一些评论者表示以这种评价标准对叶圣陶的小说进行评价，犹如以斤两论短长，认为应该对《倪焕之》在现代文学史上进行重新定位。阎浩岗在《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2003）中，认为“小说最根本的天职是关注人的生存，展示人类各种生存状况，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探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2]，因此不能简单以“革命现实主义”标准来评价叶圣陶的小说创作，而是从小说艺术本身和作者创作方法独特性的角度进行评价。他通过考察叶圣陶小说创作的独特性，认为《倪焕之》在艺术上的成功，真正的原因在于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大动荡年代的心路历程，小说的重心在于“人心”而非“时代”。他用“生存状态小说”命名叶圣陶的作品，认为叶圣陶的创作宗旨是描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揭示其内心世界，具有跨越时代感染人心的作用。这对于重新认识《倪焕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重新理解倪焕之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青年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另外，德国学者顾彬在《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2002）一文中，也认为“小说承担了描写现代英雄的困境的任务”，“在倪焕之这个形象上，叶圣陶描写了一个处于持续变动的世界中的现代人的状态”[4]。他在“现代性”的角度下，解读了倪焕之面对中国社会向现代性转换中所不能解脱的“彷徨”。这同样指出了《倪焕之》在描写“人心”上的独特价值，提示我们从新的角度深入发掘这部作品的价值。
　　（二）“心灵叙事传统”的开创
　　评论者在提出对《倪焕之》进行评价标准转换的同时，也对这部作品的内容和结构特征作了进一步的解读。从认为小说具有描写社会巨变以及知识分子心灵变迁的双重史诗性，到最终提出小说描写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外在社会事件只是提供了必要的叙事框架，从而全面过渡到突出小说在叙写“人心”上的价值，提出《倪焕之》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心灵叙事”传统。
　　例如，何希凡在《叶圣陶的教育情节与倪焕之的心灵变迁》（2005）中指出《倪焕之》“既是一部恢宏壮阔的社会巨变的史诗，更是一部中国近现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心灵变迁的史诗”[5]，倪焕之的形象具有代表时代青年的精神典型意义。但是并未真正脱离以“时代”标准评价小说的方式。而冯鸽在《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2010）中则完全跳出了这一评价方式，指出“人物的外部人生轨迹也就是传统的情节成了一个叙述框架，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倾诉成了结构的中心”[6]，小说的这种文本特征表明作者的叙事兴趣不在外在故事情节的编排，而在人物内在心理的呈现，对主人公的心理历程的呈现和反省是这种叙事的意义所在，从而她把《倪焕之》称之为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叙事”作品。另外文章也指出这样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叙事作品，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种集体性的“激进性”心理状态。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走向集体的行为做出了预言，是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价值所在。
　　三.倪焕之形象的再评价
　　（一）倪焕之身份的定位
　　众所公认，《倪焕之》中所塑造的倪焕之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但对于倪焕之所代表的究竟是何人，其所走的道路又如何，评论者们对此却莫衷一是。20世纪的大多数评论者从政治性角度评析倪焕之，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倪焕之显示了时代的潮流对他的深刻影响，体现了这一历史潮流中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7]。普遍认同把倪焕之定位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对于倪焕之的转变历程及其所走的道路，在这些评论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但总得看来，这些评论更多的是站在政治性的角度对倪焕之进行解读从而对作品做出相应的评价，乃至对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都做出了评判，但却缺失了对人物心理的具体分析，忽略了作品在人物心理刻画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新时期，评论者站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不再局限于对倪焕之进行政治上的定位，而是把视野放在了整个时代进程中，寻觅倪焕之所代表的精神典型。
　　例如，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是启蒙者，是拯救者，是革命者，是先驱者，集多种身份于一身”[8]，认为倪焕之始终怀抱着的是“教育救国”的理想，从小学教员时的“一切希望悬于教育”，直到加入革命者的行列，依然是把教育当作是革命的“凭借”，因此指出倪焕之身上体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坚持以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改造、振兴中国的信念。当然，这样一种定位拓宽了倪焕之所代表的形象范围，但难免有拔高之嫌，实际上没有指明倪焕之的典型意义。现在一些评论提倡回到作品本身，从而把倪焕之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来看待，分析他们在社会变动中的心灵历程，本文以为这是符合实际的。因此，文章接下来以这种身份定位为基点，进一步分析新的评价中对倪焕之心理所做的深入解读。
　　（二）倪焕之心理的解读
　　可以看到，倪焕之的一生，虽有一股做出一番事业的劲头，却在追求理想和遭遇现实之间徘徊，始终“找不到该走的道路”[1]314。作品中倪焕之也对自己进行了简短的评价：“我是个简单不过的人。烦恼的丝粘在心上时，哪怕只是蛛丝那样的一丝，我就认为捆着粗重的绳索。但是，希望的光照我的心象阳光照着窗户时，什么哀愁烦恼都消散了，希望就是整个世界”[1]100。毫无疑问，倪焕之的这种心态和性格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些青年人的特点，具有生动的典型意义。
　　冯鸽认为倪焕之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激进性的人生诉求，正是由于这种“激进性”心理，造成了他始终处于一种忧郁感伤的否定性精神状态，变成一个积极的寻觅者和生命的流浪者。“倪焕之的否定性情绪不是对理想追求不到或者追求理想受挫而感到的伤感失落，而是在人生一个阶段的理想实现之后感到不满足而带来的空虚感和没有寻找到新目标的迷茫痛苦。他痛苦的不是追求的本身，而是目标的失缺和理想实现的不完美。”[6]同时也指出这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现代性生存状态，一种生命哲学，正如鲁迅笔下的过客，不断前行，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作者认为倪焕之的这种心理实际上是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但这样一种“国家天下”的责任感却是与知识分子所处的个人立场相悖，他们无法超越这种困境，因此在“文本叙述中始终蕴含着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现代性母题：个体和集体的尖锐冲突”[6]。当然也有学者把这囊括进“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精神悲剧的叙事母题”中，指出小说文本以“教育培养的幻灭——婚姻理想的幻灭——事业理想的幻灭”三站式幻灭进行建构，是这种母题叙事的基本结构。并剖析了倪焕之式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虽然不缺少道德和知识层面的贤才，却没有改革社会的能力，即“有明辨是非的‘才’，却无寻求办法的‘能’”[9]。
　　我国新时期学者对倪焕之形象的重新解读，为倪焕之在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中确立了重要的位置。
　　四.结语
　　对《倪焕之》进行评价，或许我们真得需要重新回到作者那里，回到作品本身，从作者独特的创作方法中理解作品的艺术性。叶圣陶曾经谈到他在创作小说时的想法，“我一直不把写小说当作甚胜甚盛的事……所谓讽它一下也只是聊以自适而已；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我是不甚相信的”[10]120。事实上，他与具有浓厚社会批判性的写作者在创作理念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他认为文艺的目的就在表现人生，在“表现一切的内心”[10]50，由此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唤起同情，增进人们之间的了解。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11]的原因。在他笔下，由于真实的展示了个体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作品“具有了超越特定时空的永恒价值”[2]。那么，《倪焕之》的出现，是否真的唤起了人们的同情，现在的读者又是否依然能够感应到倪焕之的心灵，这在研究者们以贴近作品的姿态重新对其进行评价的进程中，应该是会存在的。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倪焕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阎浩岗.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J].文学评论，2003(4).
　　[3]王晓明.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P75.
　　[4]顾彬.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J].清华大学学报，2002(2).
　　[5]何希凡.叶圣陶的教育情节与倪焕之的心灵变迁[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5(2).
　　[6]冯鸽.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J].西北大学学报，2010.5.
　　[7]乐齐.《倪焕之》与叶圣陶的文学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3).
　　[8]张江元.知识分子的心灵“镜像”：中国现代小说的“教育救国”理想[J].文艺论坛，2009(1).
　　[9]张静.“叙拉古”悲剧——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精神悲剧的叙事母题[J].作家杂志，2010(3).
　　[10]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P51.
　　
　　薛腾，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

• 薛腾： 《倪焕之》再评价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