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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期 ID: 155303

[ 王国华文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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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华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宗璞打电话邀请梁漱溟出席其父冯友兰的寿宴。老友梁漱溟一口回绝，在给冯友兰的回信中，他没写上款，即不屑提其大名之意。信中说：“尊处来电邀晤，我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
　　言辞很是慷慨。
　　一九四九年后，同为大儒的梁漱溟和冯友兰处境都不好。冯友兰因为历史原因，屡遭围攻，不得不一次次发表文章进行表态；梁漱溟则因为当众质问毛泽东“有无雅量”而被点名批判。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提出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冯友兰的际遇一下子好起来。他写了两篇“批孔”文章，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大受欢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有的来自黑龙江，有的来自新疆；有的信写的很长，很好，有真挚的感情，有诚恳的希望。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此时的梁漱溟却因反对“批孔”，处境更加艰难。
　　一九七六年后，梁漱溟翻盘了。翻盘的结果是，他敢正大光明地斥责老朋友了。此前，他坚持己见，不苟且，不迎合。但他对老友的改弦更张不敢多言，起码不敢这么义正词严。
　　那么，冯友兰由“尊孔”变成“批孔”，就是屈服和投降了吗？不一定。我看，他是认命了。以为这也许就是最终结论了，坚持己见没有出路，心中虽有犹疑，还是认了吧。大儒如冯友兰者都如此，况一般人乎？
　　忽然间天翻地覆。这在梁漱溟的期盼之中，但不一定在他的意料之中。
　　但是，翻盘并非都是一翻定案。或许还有反覆的时候。
　　上世纪三十年代，写小说的沈从文是鄙视郭沫若的，他认为：“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沈从文对郭沫若的热衷政治，尤其不以为然。被小自己十岁的沈从文“羞辱”，郭沫若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那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
　　后来，郭沫若成为左翼文坛的领袖，可谓一言九鼎。在一九四八年发表《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沈从文从此在劫难逃，他先后自杀过两次，不得不离开文坛，到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文物为生。
　　可是，一九七六年后，情势又变了，沈从文被从故纸堆里拎出来，成为新一代文坛公认的泰斗级人物，而郭沫若却越来越冷门，几乎无人问津了。
　　沈从文对自己有句评价：“……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沈从文的得势、失势、得势，似乎可以证明时间和历史的公道。但是错了。谁敢说目前的一切结论都是盖棺定论？一定就没有变化和反覆了？
　　我想说的恰恰是，不要完全寄望于历史和时间，历史也不一定说真话。很多人在期待中含恨离世并永远沉冤于历史的淤泥中。诚然有人昭雪了，但亦有本应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却被昭雪了。个人的际遇不在于个人的专业、识见、人格，却要寄托于他身后的那个更大的变迁，即时代变迁，意识形态的变迁等，可悲如斯。
　　（选自《杂文报》2011年1月7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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