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当前“以人为本”的课程文化建构过程中,必须关注教师的文化适应问题。
没有人怀疑,教师是课改成功的关键因素,所以,为实施并推进课改,通识培训、专业培训一轮又一轮,一番又一番。但是,即便如此,多数教师通过培训“得来”的“新观念”仍没有内化为个体自觉的课程意识,更没体现为新理念指导下的教学行为。因此,教师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指责。诸如:教师的思想观念落后,习惯于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对课改有畏难情绪等等。事实上,这些现象也的确普遍存在,但一味地怪罪教师却有失公允。
实质上说,这原来就是个文化适应问题。当下倡导的教育理念、教育信仰、教育评价方式与广大教师久已形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有很大差异。可以说,传统的理念与习惯对教师的心理、教学等产生的影响早已渗透到教师的血液里,成为教师难以摆脱甚至是难以割舍的行为规则。让教师突然改变方式,就像让他突然进入一种异质文化,等于戴着面具,扮演一个陌生的、别扭的角色。就是那些指责教师的人士,他们也很少有会彻底地转变了观念,他们的“知识观”、“伦理观”、“政治观”、“师生观”都在“支配”他的行为,他可以大讲“对话”、“平等”,但不经意间依然会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别人的同时,也扭曲了自己。
那么,是不是教师的课程观不能变呢?当然不是。不妨以那些著名的优秀教师为案例去剖析。譬如魏书生,改革之初,他也着眼于学生的学业成绩,他的“知识树”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一个阶段之后,带着迷惘,他开始去探索学生的“动力系统”,最终他站在“人”的高度审视,经历痛苦的思索后,才决心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可以说,转变的过程无疑是异常艰难的。再如李镇西,从他的文集中也时时能够见到批判性反思的文字。这里只想说两点启示:一是名师的成长必须也必然经过长期的“心灵跋涉”,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二是在这种“跋涉”的过程中,定然经历了“文化整合”、“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甄别、取舍等心理的实践的种种复杂状态。
以此观照新课改理念的转变,就会发现,广大教师正是缺少应有的“文化适应”期,或者说,指导人士对处在“文化适应”期的老师关注不够。有的文化学者指出,在文化适应的模式中,理想的选择模式是“整合”,亦即个体的兴趣在于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认同,又能接纳新的文化,也就是能够很好地将两种文化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关注、指导教师的“适应”,才能形成一种成熟的课程文化和理性的教师成长氛围。华南师大郭思乐教授认为:系统的、秩序的儒家文化传统,深入到了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的细胞、每个人的头脑和生活习惯之中;作为背景文化,是不可能抹去的,它会顽强地表现出来,成为教育改革的潜在的稳定的甚至制衡的力量。所以,引导教师对传统文化和新观念的整合,才是目前实施并推进课程改革的紧迫任务;理解、关注教师在跨文化冲突中的困惑、压力甚至危机,进而鼓励教师实现文化转型、走近直至走进课改,才是“以人为本”的举措。一味指责,既不公平,也是不明智的。试想,真正经历“心灵跋涉”的管理者有多少?整个社会有这种“文化适应”的条件和氛围吗?
作家邱巍说:“实际上,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中,而这正是历史的当事人踌躇,后来的观察者隔膜的地方。”课程改革当然也如此。改革是一种创新,创新是一点一滴的,它不同于变革性的创造,它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寻求一种平衡。保持张力就是运用辩证法来处理课改中理论的、实践的问题。保持平衡就是避免在传统与改革问题上走向极端。
就目前而言,课改中的文化适应问题还没有引起业内人士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可能是孤陋寡闻的缘故,就本人涉猎的资料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少至今还不丰赡,更没有形成系统。一些重要理论成果,仅散见于《教育研究》等个别刊物。至于对课堂文化等“下位”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
葛其联,教师,现居江苏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