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先生的新作《给李风叔叔帮忙》，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浓厚的喜剧色彩。人物一亮相，就营造了喜剧氛围，一对“年龄悬殊太大，相貌也不般配”的老夫少妻，“妻子不再叫叔叔，把他叫成了老李。”两人还在公开场合发嗲，老的把少的叫着“蜜蜜”，少的“把头朝李叔叔身上一歪……轻轻抚摸李叔叔的秃顶。”这就像西方喜剧的丑角亮出红鼻子，中国喜剧的丑角亮出白眼圈一样：喜剧人物粉墨登场了，剧情开始了。
　　从情节的展开到细节的描述，都令人哑然。作品的主要情节是反复不断地求人，反复不断地帮忙。每一次最先出场的都是“给我讲过故事”的李风叔叔，他总是在为一个人求情——欲望无穷的少妻；也总是在求一个人——受过故事之恩的小秘书“我”。可以想见，无论在那个不断发出求情指令的人面前，还是在那个被迫接受求情的人面前，出场者都是很艰难的。他六十多的人了，还要像一个小丑一样，反复地从小他二十岁的妻子面前，跳到小他二十岁的“我”面前，或扮哭脸，或扮笑脸，苦苦求人。而更可笑的是每次完成了求情任务又全是毫无意义的。一次又一次的结果很意外，很滑稽，极富喜剧效果。使一次次啼笑皆非的偶然，归结出一个令读者深思的必然。
　　晓苏先生擅于在作品中运用喜剧性的细节描写，人物滑稽，鲜活，有动感，又看不出夸大变形的痕迹。这些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在演绎故事的同时，也诠释了晓苏先生自己的审丑理论，通过对丑的否定达到对美的肯定。很多用朴实的笔调描写的细节，认真一读，就有一股幽默的风透出来。你看老李，当我答应帮忙时，“立刻欣喜若狂地站了起来，还像公鸡展翅那样把两个胳膊伸了一下。”当我不肯帮忙时，他“说得好可怜，眼泪都差点儿出来了。”一会儿是“像疯子似的看着我，眨了眨眼”；一会儿是“陡然把头勾了下去”。已是退休的人了，那或喜或忧、大起大落的激动程度，不让人觉得夸张有趣吗？写周蜜这个人物的细节就更有意思，一个又当老师，又当播音员的人，竟然对常见的字都错得有“理”：认得的字读对了一半（“师”读成“私”只对了韵母，错了声母）；不认得的字读了一边（“卿”与“唧”分不清，只读出了半边音“即”）。你不笑不行哪！还有一些想一想才好笑的细节，如办假证的，你从正当渠道办不到的任何证件，他都能办，而且还很讲信誉，生怕你把他看成骗子。还向需要办证的人发火“你是骗子吧？”再如那个戴黑边眼镜的教育局长，“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而在歌厅里，则必需“快打电话请个漂亮女的来，不然事情办不成。”想想这一连串滑稽的细节时，你不发出冷笑，也会发出苦笑。或许会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肯定丑是滑稽的根源与本质时所说，“滑稽的真正领域，是在人、在人类社会、在人类生活。”
　　作品中一个接一个的喜剧细节，由一条“求人”的主线连成情节。情节发展到高潮时，结尾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而就在我们读者的笑声随着结尾打住时，会很自然地回溯情节，想到一个问题：怎么啦——当今的婚姻状况和人际关系怎么都是功利性的？
　　就婚姻而言，李风有权帮周蜜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时，周蜜成了毫无感情基础的“李风叔叔”的妻子。当李风有权把她从乡下调到镇上时，妻子是会撒娇的蜜蜜，年龄相差二十岁不是障碍，头上洗了顶也值得娇妻抚摸。而当权力失却，一切都化为乌有，包括婚姻。周蜜这个人物始终在作品的一条暗线上潜伏着，故事情节的步步推进，都缘于似乎没有出场的她。她以为退休后的李风还有利用价值，尽力“榨取”。而当她发现了新的利用目标时，把工作、家庭、甚至道德、名声……都抛弃了。（她是不是跟那个有钱的同学黄克万走了？这是作家留下的艺术空白，由我们想象）这种现象不奇怪，很典型，但不能不让人沉重。
　　就人际关系而言，求亲戚，找朋友，都跟找假证贩子办证一样：明码实价。
　　无权的李风和无势的“我”，是在潜规则之中受挤压的小人物。前者是反复地，痛苦地求人，后者是出钱出力得到一些滑稽的结果。或者说，这两者代表的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群体，他们不管怎么努力办事，也只能折腾出一些喜剧式的笑料。在这变形的社会关系中，小人物所处的尴尬、无奈、困顿的境地是令人沉重和伤感的。
　　阅读晓苏先生的这篇小说，是以读出喜剧的愉悦而始，又以领略悲剧的震撼而终。要说这篇作品属悲喜剧，应该是吧。
　　
　　黄春来，教师，现居湖北洪湖。

• 黄春来： 读晓苏新作《给李风叔叔帮忙》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