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格
　　对人格决定作品这种提法，不少人表示异议。其实这种提法当然没错，只是不能机械和简单地去将人与作品对号而已。人格低下，作品反而境界高远，这大概也不可能。
　　英国作家王尔德到美国去的时候，海关人员问他有哪些需要过关申报的？比如一些贵重物品。他回答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需要申报。”的确，王尔德不仅自信，也确有过人的才华。但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品格低下的人。其实他的人品和作品还是统一的。他的品格不是低下，而是他自己的品格，这种品格并不要求与他人一致。而不与他人一致的品格，却不一定低下。低下的品格与极为个性的行为、甚至是有极大瑕疵的性格仍然不能划等号。
　　李白当年，据记载说“世人皆曰可杀”。如果杀了，还有伟大的李白吗？超乎常人的天才总有非同常人的个性，这不是常人在当时当世所能理解和宽容的。
　　所以说，人格决定作品的说法，从根本上是不会错的。
　　所有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在当时一定是居于最高的道德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言论，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里不是指一个作家的言行“适度”，在行为规范等方面切合了一个时期的最大公约数。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这里的道德高度是不同的，它的要求甚至更高。如果说文学家的最大行为是他的作品，那么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即要看作品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在整个的精神流向里面所占有的位置，要看其对人性洞察的深度，对人类精神向上提升的强度，是这一切。这种表达可以是多个层次、多种方式的，它既可以极其曲折地表达，又可以直接地呼告。总之并非那么简单。
　　文学家有自己的规则，理解文学，就要进入到文学家的规则里面去。今天我们回头看一下，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都居于那个时期最高的道德标准之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以自己的方式充当了那个时期的道德家。但道德家不一定是说教家，尤其不会是那种满口概念化的“道德诠释”。他们的价值，在于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拨乱反正”，让思想突破“牢笼”，发现了在人性里不约而同、趋向一致的惯性中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盲角”。而这种精神上的“盲角”、思想上的“盲角”，会造成阻碍进步的最大“障碍”。
　　哲学家佛罗姆讲，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生的本能，是生长的、创造的；另一种是与生本能同样强大的力量，就是死本能。这两种本能纠缠在一起。死本能在人的潜意识里，会不自觉地以毁坏周围的世界为快意。可见任何一个时期居于较高道德水准的艺术家，都是不倦地、不屈不挠地与死本能在作斗争。面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他们是极清晰的洞察者——僵化，可以让它活跃；板结，可以把它打碎；保守，可以让它激进。总之用各种方式来推动人类的精神。
　　美国的“垮掉派”作品，如《在路上》，读后或许会认为太不道德，写了滥交、流浪、偷盗等内容，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否定、至少不能简单否定其道德高度。这要和当时美国人的普遍精神生态相结合去考察。它从另一个维度，提供了一股清新向上的气息。作者以反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完美，以反道德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道德。所以我们还不能直接地、简单化地去划分和谈论艺术家的道德，更不能简单化地去谈论文学家和艺术家人格的高下，这是一个相当晦涩、曲折复杂的问题。
　　当然，这一切都构不成作家、艺术家诲淫诲盗的理由。
　　客 观
　　我们平常谈论文学作品，总是强调它的客观性。比如说一部文学作品，作者只是宣示自己的哲学思想，宣示自己的道德伦理，大谈自己的主义和思想，这样的作品就未免“主观性”太强了，会遭到读者的反感甚至强烈排斥。阅读史上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主观的作品会越来越“小”，它留给他人、留给时间解释的余地和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全都浮在字面上，已经容不下想象。
　　所以人们一直提倡“客观主义”的作品，即作家尽可能超然，在作品里不轻易表露赞同什么，掩盖自己的倾向。这样的作品可诠释的空间就会很大，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形象和意味。如果作家本人或通过人物不停地辩论和争论，并在这其中突出了倾向性，无论多么强烈，也不能使作品变得更“大”。
　　海明威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有过对后人影响很大的评语。因为海明威本人参加过战争，他说托尔斯泰是一位了不起的伯爵，因为打过仗，所以战争场面写得太好了，说没有看到像托尔斯泰一样写战争写得如此真实的。他甚至说一个人除非疯掉了，才能设想自己去和托尔斯泰比肩，去较量。但即使这样，海明威仍然说，如果我与托尔斯泰是同时代的人，是托尔斯泰的编辑或朋友，那么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劝他少议论，少议论自己的思想。海明威的理由就是，作家的思想无论多么深刻，无论多么具有先锋的意义，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变得陈旧和肤浅。时代变了，你的思想再也不新鲜了，各种独到、深刻的发现也会变得浅显易懂，剩下的就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形象，让人讨厌。
　　在海明威看来，这违背了文学作品要留出更大的感性空间和想象空间这一普遍规律。人们对这些见解很以为然。因此，很长时间，在后来的一些作家那里，很少有敢于放手议论的，哪怕肚子里憋了很多，也要放弃，也要忍耐。如果不这样做，就违背了杰出的艺术品必须“客观”这一规律，这几乎成了二十世纪之后的文学定律。现在“杰出”的作品，写得可以简单，但不可以不“客观”，不可以不将想象的空间、生长的空间留足。马尔克斯曾说过，理性如果压迫了感性是很糟糕的，说“我是一切纯理论的敌人”。这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种趋向，就是消灭和掩盖“主观”。这当然有它积极的意义。
　　但同时我们似乎也注意到了，文学问题非常复杂，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现代主义作家所贬斥、警示的那一部分，一再号召大家要抛弃的那一部分，在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家作品那儿却又未必。无论是歌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还是麦尔维尔，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中崇高的、难以攀登的高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主观性非常强的作品。当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当作家才越来越强调客观，艺术越来越“客观”的同时，作家和作品也在变“小”。
　　大家公认的当代文学原理受到了挑战。那么，到底是强调“客观性”错了，还是我们理解“客观性”有误？我后来发现，我们理解文学的客观性与感性空间的时候，只看到了局部，而忘记了整体。那些伟大的作品，其个性化的思想、辩论和理性等等，如果退得远些，即会发现那些道德宣示和激烈的辩论，都和整个作品一起，化为了客观。作家本人也成为了历史人物，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时候一切都浑然地后退，退到了“客观”的幕后。我们会发现，连那些偏激的个性的宣言和思想，都一块儿化为了客观，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我们的作家道德感非常沉重，这和接触的文化有关。孔孟文化有强烈的道德感。现在很多作家在那儿扮鬼脸，相比较而言另一些作家好像没什么个性，比较老实和保守，殊不知这才具有更强的个性。当整个的文学潮流和精神潮流都在那儿宣泄、在那儿解构、在那儿写性和暴力的时候，有人在这个地方能够站住，稍微地停下来思考一下，不是个性吗？要有勇气从一个时期占主导流向的部分中独立出来。
　　质 量
　　许多人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写得多，而要写得好。好像作品写不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写得太多。这是误解。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恰恰是因为写得太少，才写得不好。
　　文学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会表现为出奇的、难以理解的勤奋。我们统观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不仅是文学方面的，也包括艺术甚至科技界的，都莫不如此。
　　现在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我们的作家写得太少。勤奋的写作者是不能容忍粗糙滥制的，勤奋即包含了精致在内。我们在文学劳动上投入的力量不大，热情和激情也不会大。是性格和精力的问题？是时间不够？这都不是问题的答案。要找一个最主要的答案，可能还是才华。才华的突出表现就是巨大的劳动能力、持续的劳动能力。比如说托尔斯泰，俄国出的文集大约是九十八卷左右。雨果可能也在这个规模。列宁是七八十卷——一个政治家，一辈子都在革命，不断地暴动、流亡，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写作量！
　　写得少才能写得精写得好，才会有传世之作，这是一个不可信的神话。创作固然是一个质量问题而不是一个数量问题，但繁复的思索与艺术怎么会不表现为巨大的创作量？几乎所有伟大作家的写作量都特别大，可见他们的质量都是建立在巨大的劳动基础上的。他们的全部生命的复杂性与深邃性，非有数量巨大层次交错的文字而不能表达。他们的劳动也许提醒大家，全力地投入一生挚爱的事业，就会有不可遏制的热情。英国作家毛姆曾说过一句话：“所有伟大的作家一定是多产的作家，但多产的作家未必是伟大的作家。”
　　才华即燃烧的热量和时间。劳动量是表现燃烧时间和燃烧的剧烈程度。如果不将勤奋与才能联系起来考察，就不会真正理解才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只有勤奋得不可思议的作家才更有精致的写作。他们勤于做功课，作品中涉及到的任何问题，都会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比如说写土改的小说，要研究多少关于土改的资料？走访多少事件现场？听多少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功课不做，想象力又从哪里来？还有，作者的想象力，哪怕是巨大的想象力，就能弥补功课吗？有的写“文革”的小说角度好，人物好，语言也老到，但看上去会发现功课做得不够。光靠想象、推导，个人的聪明是出不来大作品的。
　　即便写眼前的生活，也仍然需要做功课。越是眼前的事情，越是要做功课。忽视功课，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比如说西方的画家，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很强，学习绘画，要进解剖室，把骨骼肌肉血管都了解清楚。而我们的画家重写意，求神似。我们遇到任何问题，就靠一种大而化之的感觉，不去追究事物的根本和实际。这种文化有自己的优势，但也容易造成一批过分自信的人，他们不能够把问题落到实处，也就不能把劳动落到实处。没有功课心的写作者，要创造出繁巨的创作实绩，一般来说会是困难的。
　　精 神
　　作家究竟有没有个性，需要观察他的写作与整个时代精神流向的关系。说到时代的精神流向，有一个总的把握。比如说“文革”，那很明白，就是“造反”。每个村庄每个车间，无不“造反”。至于现在，也很清楚，就是用消费来带动生产和创造，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全世界极少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公开地号召人们全力以赴去赚钱。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成为生活主潮。那么观察一个作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基调、自己的立场，就要看他与这个总流向的关系。
　　“文革”时期，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在文字上巧妙折腾，如果总是在歌颂“造反”，他也就算不得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作家。同样，今天的作家写得再花哨，如果总是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合拍，那也不算有自己的立场和个性。
　　我们现在学习的经济方面、商业方面的游戏规则，仍然是北美的。这就伤害了传统和民族性。俄国作家拉斯普京前些年来中国说过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这段话虽然不长，但谈了极其复杂的、重要的问题。这位作家的经历和我们中国很多作家差不多，经历了社会主义运动，从前苏联时期的集体经济和集权主义走过来。但前苏联的文学和我们稍有不同，它有着雄厚的俄罗斯文学垫底。拉斯普京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俄罗斯苍凉的大地，深厚的文学土壤，培植了他这样的作家。所以他来中国之后发出的感慨，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他首先很感谢我们国家翻译了他的作品，而后话锋一转说道：
　　“两年前，我曾经希望十三亿中国人民与其他东方国家以及尚未失去鉴别力的俄罗斯读者会结成统一堡垒，去抵御道德和精神的堕落。如今我明白，我的这种希望是多么脆弱。中国今天翻译和出版我们的作品，但明天将会如何？我在上海举目仰望那些摩天大楼，我相信住在那里的‘天人’将会认为并且如今也认为，那些被大加炒作的俄罗斯文人抛出的消遣娱乐书籍和‘肮脏’的产品要比我们的书好。在东方，最先向毫无意义的和‘肮脏’的文学投降的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一些国家随后也会被征服……我不想在这点上责备任何人。这是时代的使然，多数人都要屈从。而真理在哪一方？未来会对这场讼争作出判决。”
　　拉斯普京说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也就不需再饶舌了。
　　他寄希望于中国和俄罗斯能团结起来，来抵制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潮流，但他到中国各处走了一趟以后，显然是失望了。他发现个人根本没有力量去阻挡这股强大的、严格讲是无耻的消费潮流。国际主义潮流就是如此，即不停地走向下流。
　　作家与其他人不同，他需要有抵御整个潮流的勇气，无论自己的力量多么弱小，有没有这个勇气，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品质。
　　
　　（选自《青年作家》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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