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春秋》只是一部史纲的话，那么《左传》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史书。它与《春秋》的“简而隐”不同，体现出“艳而富”的特点，其表现之一就是“好发预言”。即《左传》在叙述史事过程中，喜欢借旁观者或当事人之口预测提示事物发展态势、家族人物命运。终《左传》一书，这种表达非常多。史籍重在对已然事实的记述，而《左传》却为何热衷于对未然事态的预示呢？
　　一.发挥劝惩功能
　　《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说，孔子针对春秋时“礼崩乐坏”的现实，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表达出来强烈的褒善贬恶的政治倾向性。《左传》继承了这一传统，借叙事特别是叙事中的那些繁多而又灵验的预言，表达出作者维护宗法礼制和提倡敬德保民的政治倾向。请看例文：
　　例1．宣公三年，楚庄王率部队在周朝的境内演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王，楚庄王心怀叵测地询问王权象征的周鼎多大多重，王孙满义正辞严地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丘明著、李维奇等注，左传，岳麓书社，P243页，以下凡引例文，如未特别注明，均据此书，引用时仅注明页码）
　　作者纂入这则预言，目的就是要震慑像楚庄王之类的霸主。但如果仅是“托之空言”，乱臣贼子不一定会“惧”，因此，他假托了这么一个预言，告诫那些跃跃欲试问鼎中原的诸侯们，你们的文德、武功能否与文王、武王、周公相提并论，能否得到上天的福佑？事实上，整个春秋时代，甚至延及战国中后期，许多赫赫有名的霸主，如齐桓、晋文，包括后来的秦惠王，即使称霸诸侯，仍然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可见，“王道之大者”当时至少在名义上还是被维护的。
　　例2．僖公四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P116）
　　这则预言很快应验：太子申生被谗杀，公子重耳、夷齐被逐，僖公九年，公子奚齐、卓子连续被杀，僖公二十四年，重耳杀了晋怀公，历经十九年的骊姬之乱方告平复。晋国公室这场自相残杀的祸乱的根源在哪里呢？在于晋献公专宠骊姬、废长立幼、听信谗言，这都是违反封建宗法制和德教的致乱之源。作者纂入这则预言，就是要用这场“十年尚有臭”的的惨剧从反面说明坚持礼制的重要性。
　　例3．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P249）
　　在这里，王子伯廖根据郑公子曼的“开口要官”的言论、行为，引用《周易》丰卦变离卦（指丰卦上六）爻辞，预言他活不过三年，结果应验。这则预言用意在说明贵族、官员要有德行，要清廉爱民，不能贪得无厌的道理。
　　这一类的预言在《左传》中占比最高，都是作者为强调“尊礼、敬天、重德、保民”的政治倾向而搜罗、设立的事据，既是对《春秋》“微言大义”劝惩功能的张扬，也开创了战国策士、诸子百家设事论理的先河。
　　二.制造政治舆论
　　《左传》中有一部分预言如果从维护君权的角度看，实在是有些大逆不道，先请看例文：
　　例4.闵公元年：晋毕万因战功被封为魏大夫。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是以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孙，必复其始。”（P103）
　　例文围绕毕万被封发出了两个预言，都是就毕万后人要登上大位。到公元前403年，毕万的后人魏斯正式被周王册封为魏文侯。
　　例5.庄公二十二年，陈国发生内乱，太子御寇被杀，陈公子完（敬仲）逃亡到齐国，受到齐桓公礼遇。随后《左传》补叙了两则预言：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其在异国……在其子孙……陈衰，此其昌乎！”（P89）
　　陈完的后代田成子，在公元前481成为齐国正卿，封邑比齐平公还大。到公元前404年，田和代齐称齐太公，真的“莫之与京”了。
　　以上预言都是预测新兴贵族将要成为一方诸侯的。这在君权神授、君权至上的封建时代，卿大夫觊觎君位，不仅不合礼制，而且也很危险。如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是因为公叔段挑战他兄长郑庄公的权威。
　　既然对于君位是亲兄弟都不能相让，为什么晋君和齐君却那么宽容有着“狼子野心”的异姓臣下在自己的“卧榻旁”“坐大”呢？其实，这并不是他们大度，而是因为这些预言并不是真正的事前之预，而是事后之补。也就是说，“毕万之后必大”、“有妫之后，莫之与京”应是在魏文侯、田成子之流势焰涨天的时候才敢放出的“狂言”，其目的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僭越”乱扯“天道”的依据罢了。就像陈胜要起事了，头天晚上唤人把一块写有“大楚兴，陈胜王”的布帛放到鱼腹中，假借“天意”一样。有人认为《左传》很偏向魏、齐，作者可能是跟魏、齐特别有关系的吴起。其实，晋、楚，鲁、郑、卫等国也有类似的预言或传说。如僖公十七年晋卜招父与其子卜惠公梁赢孕曰，“将生一男一女……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未必真的怀公的命就那么苦，只不过是为文公夺其位、要其命而制造出的“抹黑政敌”的舆论。因此，很多预言我们都能感到明显偏向掌握话语权的一方的，其实都是为新兴贵族爬上权力峰巅而作的舆论宣传。
　　三.丰富叙事手法
　　《左传》中还有些预言，主要是为了设置悬念、丰富叙事，前伏后应，一线串珠。仿佛作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受众的阅读心理，有意把流水账般的历史叙事，表达得更有条理和趣味一些。曾有人评《左传》说，“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徐江宪主编，《中国历史未解之迷》）
　　例6.成公十六年：（六月，晋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P328）
　　鄢陵之战是《左传》着力较多的篇章之一，战前笔者已从兵力、信心、斗志、德行、谋略等方面进行详细的铺垫，再加上这一预言，提示战局发展趋势。战斗进行中，作者又加入一则“吕锜射月”的梦占预言，“瞻前而顾后”，战斗中，吕锜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结果，楚国苦战不胜，加之中军主帅子反军中大醉，部队失控，共王只好撤军回楚。
　　在这里，两则预言一再强调“射王中目”，揭示出整个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楚国失败的原因；它们还犹如“串珠之线”，将谋划、战斗、插曲、结局等都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而且，吕锜明知必死而依然弯弓射王、养由基一箭毙敌等，都为浩大的战争场面增添了许多英雄的特写，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引人。
　　例7．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将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P105）
　　这则预言说成季将成为鲁国公室的首辅，他的家族如果不在，鲁国就要衰弱了。围绕这一预言，作者作了很多的铺垫和照应。
　　如前此的庄公三十二年，成季为了立庄公宠爱的公子般，用毒酒毒死了三哥叔牙。闵公二年，大哥庆父谋弑侄儿闵公，他又立了庄公庶子公子申为僖公，并再逼庆父自缢。
　　后此的有成季受封费大夫而且当了上卿。他相僖公，执政多年，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成季之后，季孙氏日益强盛。季文子、武子、平子三人辅佐鲁国文宣成襄昭定六位国君。在僖公至哀公的191年中，约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季氏在独专国政。昭公二十六年，昭公为季平子威逼出奔，三十二年，客死于乾侯。
　　我们可以看到，上例预言几乎串联起鲁国200年的历史。宋代吕大丰在《春秋五论》中说：“凡被弑之君，必先显其无道之迹；凡战败之师，必先露其散乱之状；凡覆亡之国，必先表其衰腐之兆；凡显达之人，必先扬其非凡之相，吉凶未至，先有了或吉或凶的预兆。”《左传》中，经常通过预言的叙述，设伏、照应，起到“草蛇灰线”的作用，为后代的史书、小说等开创了曲折叙事的范例。
　　四.立体刻画人物
　　《左传》中还经常借助预言来多方面刻画人物。
　　例7．昭公四年：楚子问于子产曰：“晋其许我诸侯乎？”对曰：“许君……”王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从宋之盟，承君之欢，不畏大国，何故不来？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其余，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P527）
　　楚灵王想大会诸侯,又担心诸侯们因为害怕晋国而不赴会,于是他和陪同郑简公前来朝聘的子产发生了这番谈话。果然，“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很快印证了子产的分析。这里用预测应验的事例，从侧面表现出他远见卓识、料事如神的智慧，以显其“诸侯之良也”的特殊身份。
　　例8．宣公四年：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日：“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子良不可……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遂灭若敖氏。（P246）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貌取人的预言，即根据人物的形状、像貌、声音等预测人物的命运。虽然它的可信度很低，特别是当被测者还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的婴儿，就断定其未来的命运，很有点天方夜谈。但《左传》开始尝试由表及里全方位刻画人物，为后世文人叙事写人，甚至是相面知人作了有益的探索。
　　例9．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披发北面而噪曰：“……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赪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及自后逾。”
　　此前，卫庄公因建成一座刻有虎兽纹的小木屋，要寻找一位有好名誉的人和他在里边吃第一顿饭。于是找到浑良夫，但因他没有解下佩剑就吃饭，太子就杀死了他。这个预测是因梦而占，很快应验。十一月，卫庄公因国卿发难，逃到戎州被己氏杀了。
　　通过梦兆预测，揭示卫侯作恶之后“心生暗鬼”的抑郁心理和“作恶之人必有余殃”的道理，这应是比较早的一例无意识心理活动分析的案例吧。
　　五.夸耀专业技能
　　“好发预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国卜史职官的一个特点。他们掌握前朝或当代的许多典籍，了解当前形势和宫帏秘事，占领信息高地，又担负着拾遗补阙、卜筮决疑的重任。那么，评价历史得失，预测未来发展，是他们的份内之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明他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又因为，古代很多预言都要借助卜筮这种“天人感应”的方式作出，而卜筮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我国古代的史官、卜官，往往都是父子相继，有家学渊源，一般人很难染指。为维护他们的职业地位以及在君上心目中的价值，他们往往也很乐意于故作高人之论，显示自己鉴往知来的能力。
　　例10．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P556）
　　考之陈亡复封的历史，基本吻合这一预言。这当然不是说，裨灶的预言多么灵验，这“实为后代史家所撰”（李维奇等注《左传》，P556）。那么，作者纂入的意图是什么？除了为田氏在齐得政、楚灭陈作伏应外，还有一点就是炫耀他们的专业知识，邀君上宠信。
　　例11．昭公十年春：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P557）
　　又是这个裨灶。果然，“戊子，晋平公卒。”这是根据星座运行或特殊气象、风物来设预的一种方式，古人似乎经常玩这游戏，《三国演义》中还经常有“夜观星象”的描写。通过观天象，能够算出晋平公死在哪一天？就是现在最权威的大夫，利用最先进的仪器，针对晚期的癌症病人，都不能准确判断。作者采用这样的材料，无疑是职业的偏爱，故意“神乎其技”而已。
　　当然，也不是说他们所有的预言都毫无道理，有时，因为他们的信息优势，也能作出一些很合逻辑的判断。如僖公二十五年卜偃卜筮晋侯勤王，他的断词与谋臣狐偃不谋而合，很有可能他的断词也是基于对形势的理性分析。
　　以上，我们着重从五个方面分面分析了左氏“好为预言”的原因和作用。针对左氏预言，后人的评价有褒有贬。欣赏者以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唐刘知己《史通·杂说上》）。批评者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晋范宁《谷梁传序》）。我们应该客观分析，力图尽可能地对其作出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周晶纯.《左传》人物祸福预言类型考论[J].龙岩学院学报：2008，26（5），70-74.
　　2.薛亚军.《左传》梦占预言述论[J]. 阴山学刊：2001，14（1），14-20.
　　3.金景芳.周易讲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左丘明著，李维奇等注.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
　　
　　张文军，武汉市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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