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恨歌》主题一直争议颇多。本文就诗人的诗歌创作主张、政治倾向及所处环境,并诗歌内容本身进行阐述,提出《长恨歌》的主题应为“为君”诊病之作的观点。
[关键词]长恨歌;主题;“为君”诊病
白居易是步盛唐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后尘的中唐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那自称“感伤诗”的叙事诗《长恨歌》的主题一直有很多争议。大体上有这样的几个观点:“讽喻说”、“爱情说”、“讽喻爱情兼有说”。在笔者看来,《长恨歌》的主题当为“为君”诊病之作。
一、考察诗人的诗歌创作主张、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政治倾向,并同时考察同时期的其他作品,有利于我们解读作品的主题
白居易(772-846)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统治的七十四年时光。史家历来将白居易的生平思想与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四十岁贬江州司马为界线。前期是“兼济天下”的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的时期。
宪宗元和元年,白居易35岁,为了准备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写了《策林》七十五篇。他站在中下层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出一系列进步的治理方案。主张节用爱民,轻赋敛,偃兵革,劝农桑,利万人。在第六十九《采诗》一篇里,诗人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形于歌诗矣。”意思是说诗歌的基础是“事”,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诗歌创作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说得具体一点,有两点值得注意,用诗人的著名语句来表达: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二、“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是指导诗人进行政治活动和诗歌创作的纲领。这年四月,白居易参加了考试,因为对策语直,被列入四等,授予周至县尉。在周至县,诗人创作了《长恨歌》。
那么,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特定历史时期最大的政治危机是什么呢?诗人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认为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时刻觊觎着中央政权,随时都可能酿成天下大乱,乃是最大的忧患。而这最大的忧患又是由于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朝纲废弛激变出来的。
“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人敏锐地抓到了这个总症结。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诗人的同期作品《观刈麦》来领略诗人创作《长恨歌》的良苦用心。
《观刈麦》叙述了受横征暴敛之苦的人民的生活:农民在酷暑中劳作的艰辛:“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横征暴敛下的辛酸生活:“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及作者对自我的解剖:“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焦灼之心溢于言表深刻。同时期的还有“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的《宿紫阁村》。
元和三年五月,做了左拾遗的诗人认真地履行谏官职责,“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有一次,诗人当面指责皇帝,皇帝脸色都变了,退朝后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实难奈!”但诗人毫不畏惧,在《李都尉与剑》中写道:“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
由此可见,《长恨歌》的主题绝不是什么“爱情论”、“兼有论”。
二、从诗歌内容及人物形象刻画上,分析《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中的“汉皇”形象是以历史上唐玄宗为原型的。诗人旨在“垂于将来者也”,因此,对唐玄宗前期的功绩作了彻底的舍弃。开卷的“汉皇重色思倾国”,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是全篇的纲领。“重色”二字,是艺术形象唐玄宗的性格特征,但“御宇多年求不得”。诗人在故事的开始,就巧妙地点了“恨”。“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则含蓄而又形象地刻画了杨玉环恃色而骄、待价而沽的性格特征,及李杨愿望的实现。“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可以说,这是诗人满怀一腔义愤,用犀利而又沉重的语言揭露了唐玄宗纵欲行乐、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是酿成“安史之乱”的重要根源。
诗的第二部分,诗人则一反第一部分的旨在揭示“长恨”的根本原因的讽刺笔调,转为深入挖掘因唐玄宗荒淫误国而造成的深层次苦难的冷静叙述。这一部分既可看作唐玄宗自述内心之“恨”,也可看作《长恨歌》的“长恨”发展之第一高潮。逃难奔蜀如丧家之犬,乱平回京被束之高阁,曾有的权势,曾经的荒淫,皆化为乌有。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结尾,诗人采用完全不同于一、二部分的忠于史实的艺术创造,而是别开生面,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创设了一个动人的仙境。从诗人着意刻画的这个死去的杨玉环对还活着的唐玄宗的“无限相思”而又永无会期的巧妙的艺术构思来看,这无疑是第二部分唐玄宗“长恨”的继续与深入。至此,“长恨”达到第二高潮,也是全篇的高潮。诗人以超然若逝的清丽女子形象呼应开头部分的以色邀宠的宠妃形象,则深刻地展示了“长恨”的结局,展示了李杨腐败与二者悲剧恶果的因果关系。
可见,“为君”诊病这根红线一直贯穿全诗。
三、“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还在安史之乱发生时,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首》一文,字字血、声声泪地斥责了在华清宫避寒,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老百姓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的唐玄宗。
白居易撰写《长恨歌》时,安史之乱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比之杜甫,诗人也许少了一点事关切身利害的沉痛感,但一定多了不少历史教训的清醒感。因此,尽管诗人把《长恨歌》定为“感伤诗”,我们也不应当把《长恨歌》与其他感伤诗相提并论。我们不能设想:诗人在疾风暴雨似地攻击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攻击豪门贵族贪赃枉法、骄奢淫逸,攻击最高当局的穷兵黩武,满腔热情地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呐喊,愤怒谴责封建皇帝的残酷与伪善的同时,会有一篇什么歌颂皇帝贵妃的长诗来否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况且,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识的继承者,也是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
诗人也曾一再重申:“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可见,“风情“者,绝非风流多情,而是历代对《诗经》中“国风”风人之情、美刺之旨等作用的解释;“正声”则是以《诗经》中雅诗来类比,说《秦中吟》是王政兴废得失的镜子。
鲁迅曾经告诫人们:“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本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
因此,《长恨歌》当为“为君”诊病之作。
参考文献:
[1]张忠宇.《长恨歌》主体研究综论.文学遗产,2005(3)
[2]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3]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上海,三闲书屋,1937.
作者简介:沈玉云(1968—),女,江苏淮安人,江苏省淮安市建筑工程学校教师,研究方向: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