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梳妆匣通常作为女子爱情的寄托和幸福的期望，而《欧也妮·葛朗台》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梳妆匣就同样引发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却凸显了中西方文化中对情感与利益的不同态度以及选择，本文基于作品中梳妆匣蕴藏的深刻内涵，并对于造成这种文化传统差异的缘由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以探索其根源。
　　[关键词]梳妆匣；爱情；情感与利益；文化传统
　　
　　爱情作为文学中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命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坛上历来为无数文人所讴歌抒写，其描述的手法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西方擅长心理描写，对感情表达挥洒自如，淋漓尽致，东方则偏好融情于景，寄物咏情，描写较为含蓄隐晦，内敛深沉，然而唯一不变的是文学家们对这份人类伟大感情的尊崇以及对理想希望的追求，巴尔扎克名作《欧也妮·葛朗台》与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同样的痴心女子负心汉情节证明了这一点，而其中作为定情信物的两个相似的梳妆盒则开启了中西传统文化中情感与利益关系的差异比较，从而探秘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所在。
　　在两部作品中同样出现的梳妆匣背后有着相似的故事，包含了相似的意义，它们都是女主人公寄托爱情期望的信物，不仅仅包含了对感情的执着追求和殷切期望，也是对新生活以及新的未来的向往。此外，梳妆匣同样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爱情的交易品，对于杜十娘来说百宝箱是她自身价值的体现，她欲藉此提高日后在李家的地位，只可惜结局并不理想。而对于欧也妮来说，金匣子是查理在获得自己全部嫁妆的馈赠后所获得的回报，同样也是一种交易物，她用自己一颗渴望爱情的纯真心灵换取的却是负心汉的空口承诺，他们之间的过往似乎只是一场交易，正如文中所说“这是一个可怜的姑娘的积蓄，她根本没有用处，……今天早上，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金钱，你教我弄明白了，钱不过是一种工具”。[1]在中西方文化中，情与利的对比取舍也是不尽相同的，从这两个故事中就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文学是如何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两部作品中相似的梳妆匣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下又延伸出不尽相同的意蕴和内涵。
　　一、情利对比差异
　　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情与利有着相互对立的矛盾地位，对于两者的侧重也更有不同，东方主张和谐统一，推崇谦恭有礼的君子风度和群体合作的力量，西方主张竞争对立，膜拜英雄主义和个体的力量。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互助团结，情感的交流影响居于主导地位，中国作为东方文化大国，更是显著地传承了这样的传统特征；而西方的竞争角逐则更倾向于个人主体力量的突出，强调人与人间的对立斗争关系，那么个体利益便占据了文化主席，情感成分也因为长期的斗争和利己思想逐渐削弱。由此形成了东方重情轻利，西方重利轻情的基本文化传统格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等种种因素的制约，人的情感天性和道德良知得到完整的保存以及系统的规范，尽管明朝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愈发促进了人对于金钱名利的追求，追名逐利虽是一部分达官贵人甚至市井百姓的生活态度，但仍无法作为主流价值观入驻传统文化之席，但由于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譬如人性本善，富贵如浮云，一切皆成空等观点也流入民间文化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必定要遭人谴责和唾骂，这也就是为什么杜十娘死后李甲也不得善终的原因，只有这样的结局才会迎合当时主流文化的走向和民间审美趣味，作品这样安排使得杜十娘执着热烈的情感，高洁刚烈的品性得到彻底的升华，这不仅极大的刺激了李甲，也震慑了孙富，这个利益诱惑的祸源，邪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暗喻了情感的力量战胜了利益诱惑，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名利心最终为情感所动容，人性的良知亦被唤醒，善恶终有报应。
　　不过与此相反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是金钱当道，物欲横流的风气，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冷漠麻木的人性成为文化主流趋势，拜金主义则成为核心价值取向，在《欧也妮·葛朗台》中，老葛朗台的贪婪自私，冷酷无情的吝啬鬼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他认为金钱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伙伴，此外的人性亲情等一切都可以抛弃，在那个处处充满了对利益的无限崇尚和追求的社会，情感则成了最难追逐的奢侈品，而人们为了获得名利而变得狡诈贪婪，自私自利，甚至彻底失去了人性，抛弃了亲情、友情以及对纯真爱情的向往，这也是查理负心背叛的根本原因所在，无疾而终的结局恰恰证明了人情在利益面前的脆弱与不堪一击，金钱名利才是追逐的根本。可见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抹杀了人性中最纯真美好的部分，从此“这颗只知有温情而不知有其他的高尚的心，还是逃脱不了人间利益的盘算，金钱不免把它冷冰冰的光彩，沾染了这个超脱一切的生命，使这个感情丰富的女子也不敢相信感情了”[1]，欧也妮的感情也无法像杜十娘那般激烈决绝的诠释表达，毕竟在那样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唯有服从顺应才能生存。
　　由此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名利追求，一是以情为本，为利所谋，为情可以付出代价，正所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杜十娘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带着取之不尽的百宝箱追随李甲，此外中国传统道德亦严厉的约束着人的行为，良知羞耻之心犹在，不可能为利无恶不做，只是难以掩盖人性自私软弱的一面，另一则是以逐利为本，吝惜用情，真情似乎只存在于真正无欲无求的基督徒身上，除此之外便是互相欺骗利用的利益关系，为此可以不顾伦理亲情，毫无人性可言。
　　二、两方传统根源
　　既然中西两方对情和利有着截然不同的取舍，致使两部作品形成不同程度的情感悲剧，一是以死亡和疯癫为代价的惨烈结局，造成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摧毁，一是以分离和遗忘为标志的冷漠结局，形成的是巨大的心理阴霾，那么造成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后果的根源又在哪里？究其原因，中西方相异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首当其冲，中国有追求和谐，重情重义传统民俗，西方则追求个人利己主义，有着侵占掠夺的殖民本性，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的差异也得自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背景，百宝箱所在的明代是封建社会日渐衰落，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时期，在那时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仍势力雄厚，如同沉重的枷锁一般压在民众的身上，赋予了严厉的心灵桎梏，而百宝箱作为财富利益的代表，是晚明社会的必然产物，李时人先生说：“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资本，以其悠久的历史，雄厚的资财，成为世界史上的特异现象。虽然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仍然未能阻止商业的发展。”[2]确实，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为繁荣和充分的时期，甚至江浙一代已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金钱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传统的价值观念也有向利益驱动的转变。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杜十娘与老鸨，李甲和孙富，甚至李甲与杜十娘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金钱利益上的，其中唯有杜十娘与李甲间尚有感情存在，但两者在情与利的面前却做出了不同的取舍。利益追求还并不足以决定百宝箱的存在和毁灭，封建传统势力才是形成悲剧的关键所在，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尤其是作为一个青楼女子的杜十娘，“董仲舒建立起来一套严重约束妇女言行的，成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理论体系，并佐之以如《烈女传》、《女诫》等通俗读物，普及到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女性当中，使她们在品味这些文化快餐的同时，逐渐接受了这些戕害她们心灵的封建毒素，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心理欲求。”[3]所以杜十娘必须准备丰厚的嫁妆才有可能在保守的封建家庭中有一席立足之地，没有良好的出身和地位，她只能用金钱财富买得尊严和独立人格，这种天真的想法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以封建家长制的严苛程度来看，杜十娘的的妓女身份是不可能被到认可的，即便没有孙富出现，成为李甲妻子的梦也是注定破碎的。在文中“几次提到李甲之父，却始终没有出场，他却是这一悲剧真正的导演者，是封建卫道的体现。人不出场而主率全局，更显示出他势力之大。”[4]而面对如此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杜十娘根本是无从改变，无力抗争的。正如谢思炜先生所言：“杜十娘所面对的，不是凉薄负心的李甲一人，而是根本不能容纳她的封建家庭制度。她能够用智慧战胜商人气味十足的贪婪的鸨母，但却无法战胜更为强大的封建势力。……杜十娘的悲剧是明代新旧阶层，新旧生活方式，新旧道德观念冲突中的悲剧，她的死既揭发了商业社会的罪恶，也控诉了封建道德的伪善。她所代表的美好道德为新旧双方所不容，这种美好的东西终于被毁灭，激起了人们无限的伤惋悲痛。”[5]百宝箱的悲剧便是社会的悲剧，市民阶层借助金钱的力量却仍无法与封建制度和等级制度相抗衡的，妄图依靠利益寄托幸福却根本无法动摇封建势力的强大根基。
　　而查理赠送欧也妮的梳妆匣，却完全是在温情伪善面纱下的交易品，处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上升时期，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拓展，金钱给予传统社会全方位的强力冲击，“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全都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飞扬跋扈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主宰一切的金钱势力。“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6]欧也妮的父亲葛朗台，作为索漠城中首富，却是个远近闻名的吝啬鬼，“根据观察的结果，凡是吝啬鬼，野心家，所有执着一念的人，他们的感情折总是特别灌注在象征他们痴情的某一件东西上面，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狂。”[1]他耗尽全力积累财富，为此不惜伤害妻子和女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真情没有得以生存发展的土壤，人与人之间毫无温情可言，存在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正因为中西方各自强大的传统主流势力的影响，情与利的地位呈现出不同的强弱对比，封建文化伦理纲常与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将两者引导向不同的发展轨迹，凸显了中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信仰起点和社会历史背景。
　　由此可见，两个梳妆匣背后的意蕴内涵并不只限于寄托主人公的情与愁，更是利益与情感激烈冲突的深刻展现，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展开，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舍和思想倾向，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要求的重情轻利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重利轻情，使得两个相似的故事被赋予了不同的结局和内涵，折射出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和道德伦理标准，也形成了集体和谐理想和个人利己主义的鲜明对比。
　　
　　参考文献：
　　[1]巴尔扎克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
　　[2]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 1991年版.
　　[3]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 ，2002年.
　　[4]黄岳州，茅宗祥.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明清文学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
　　[5]谢思炜.中华文学通览明代卷——燎之方扬.中华书局，1997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者简介：周鑫（1986—），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

• 周 鑫： 中西方文化中的情与利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