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诗歌散文，无不以现实主义精神著称，浪漫主义精神为又为其艺术风格大放异彩，但蔡琰的《悲愤诗》却是因为思想内容深刻，而大大的升华了艺术价值。蔡琰《悲愤诗》的真情实感极其强，非亲身经历是无法写得如此真切的。近代学者吴闿生曾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可见《悲愤诗》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这也就是其“以诗证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悲愤诗；现实主义；研究
　　
　　在中国诗歌史上，数量多而成绩又好的是叙事抒情诗作。纵向解读我国诗歌史，单一、纯粹的叙事诗是到了东汉，随五言体成熟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未，出现了长篇叙事的杰作，那就是蔡琰的《悲愤诗》和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因为这两篇诗作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曾被刘大杰称其为诗作中“长篇叙事的双壁”。
　　一、基本身世
　　蔡琰（蔡文姬）大约生于公元172至178年，父亲蔡邕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灵帝时，蔡邕任议郎，因应诏上书论胡证厥失，受到中常侍程璜的陷害，被投入洛阳监狱，致使家徒朔方。《后汉书、宧者列传》曾记此事，中常侍吕强为蔡邕申冤上疏文中写道：“陛下因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徒放，老幼流离。”这里的“幼”指的就是蔡邕的独生女儿蔡琰。九个月后，蔡邕虽遇到大赦，但又为中常侍王蒲之弟五原太守王智所密告，蔡邕又不得不携家亡命江海，此番颠沛流离长达十二年，蔡琰又随父苦渡了十二个春秋。
　　据史料记载，蔡琰十六岁的时候嫁人，丈夫卫仲道，后丈夫去世，文姬因无子而回母家居住，母家居陈留。此时正逢董卓之乱，她被掳掠军中，后又没入南匈奴，与南匈奴王左贤王，在胡中生活十二载，生二子，最后被曹操重金赎回，重嫁董祀。
　　蔡琰的这些苦难经历和悲凉的生活体验，对他诗歌的成就起来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再加她个人上“博学有才辨，有妙手音律”之特长，所以使她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英明伟业，对后代文学也起到了巨大影响。后人说文姬“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这二章指的便是她创作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
　　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历史上，有好多作家的崇高的地位，是由他们那书卷繁多之作而名流千古；相反，也有不少作家之所以在文学历史上留下名业，却是他那作品不朽的艺术生命力而决定的。蔡琰仅凭几首诗文，就能在我国群星闪耀、星汉灿烂的艺术长河中的得以一席之位，无疑是这颗星体给人的炽光，和永不熄灭的照耀。这是因为蔡琰的诗，就是她的时代、她的时代的影子、她的血肉之躯、她的全部身心、她的生命。
　　二、《悲愤诗》的思想内容
　　从诗歌形式上说，汉代乐府诗歌正处在一个变化时期，这个变化就是从先秦的四言诗、骚体诗向五言诗、七言诗发展变化，同时通过作家的写作和影响，并使五言诗得以成熟。不过，汉代乐府均是民间所作，蔡琰的这首诗《悲愤诗》在我国史上是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五言体长篇叙事抒情诗。
　　《悲愤诗》全诗108句540字，可以分为三大段：一写董卓作乱和自己遭虏；二写流落匈奴和别子归乡；三写归程目睹和思想痛苦。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评论说：“《悲愤诗》叙述流离之苦，母子之情，激昂酸辛，笔力强劲。”这首诗不但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篇名作，在史学上也应该算上一篇时事传文，诗中所写的每一件事，都是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迁旧都”、“兴义师”，“围城邑”，“骨肉来迎己“、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托命与新人”等等，在这里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就连士兵的人员也有说明，“来兵皆胡羌 ”。我们翻开《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做一对比，诗中所记载的每一事件无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极强的真实感应该算是此时诗作特点之一。“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宁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这里撕人心肝的别子之痛，初谙人情小儿的问话，自己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的心情，使人五内欲崩，神经恍惚，若非亲身经历是难以成文的。《悲愤诗》受了汉乐府中叙事诗的影响，善于通过细节具体生动的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身临其境，目睹其人。使得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有重要地位。杜甫《北征》显然是受了他的影响，它与曹操的《蒿里行》、王桀的《七哀诗》有共同的特色。
　　诗人在叙事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努力去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把叙事与情感艺术的紧密结合起来，达到高度的统一，字字句句，都是作者血和泪。这首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作者感情的结晶体。如在母子相别一段中就用了二十余句，叙了又叙，说了又说，别了又别，使人感觉抒情重于叙事，声情并茂，一唱三叹，声声有泪，字字有血，致使“马”、“车”也为之动情。难怪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三里谈及文姬诗作的成功是“由情真，亦由情深也。”
　　三、写作特点
　　这首《悲愤诗》的语言艺术上的手法也是值得称道的。读这首诗时。首先感到是语言质朴、通俗，不雕琢、不艰深。儿童的言语，处处表现出了孩子的个性，十分专神就宛如一个特写的镜头。但作品给人留下的并非是言尽意终的感觉，而是有好多含蓄的语言令人去回味，也就是说直朴、晓畅之间又含蓄、深沉。诗中终淋漓尽致的描写了作者所目睹的战乱：“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男子们是被杀头而死，那么这些良家民女的遭遇是什么呢？作者没有直接去写，只使用“欲死不能得，与生无一可”来概括，仅仅十字把妇女们已经遭至的或即将的非人折磨的苦难含蓄地跃然纸上。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至阳城，适合二月社，民个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边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被虏掠的妇女们在强暴的摧残下生死两不惧的痛楚是可以让人们想到的，还有“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作者作为胡人的一件战利品曾被带到匈奴，他在匈奴所遭到的蹂躏和种种不幸与情感，全在这字里行间，含蓄的笔触、妇女的辛酸，更深刻的揭露了战乱的残酷性，催人泪下、悲悯满天。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了。“卓乱天常”、“欲生不得”，“边荒胡风”、“骨肉迎己”、“母欲何之“、“至家孤景”、“托命新人”、“忧终年岁”。作者在诗中源源本本的叙述她所经历的一切，极真切的展示了在祸难中的不幸的妇女们的悲惨遭遇。这些是我们在曹植、曹操等人的作品中所不能见到的。别子一段写的尤为成熟，人物语言、情节都写的十分真实、可信，因为是文姬此生最最难割舍的母爱的叙写与抒发，惊天地泣鬼神，也是控诉、也是冥想与回忆。
　　蔡琰《悲愤诗》的真情实感极其强，句句叙说伤感，字字道出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无法写得如此真切的。近代学者吴闿生曾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可见《悲愤诗》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这也就是其“以诗证史”的重要意义。
　　《悲愤诗》激昂酸楚，辛酸之后便是激昂激愤，这更使人牢记不忘。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汉乐府叙事诗多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这一点也是它在成就高于其它诗作的一个原因。
　　总之，蔡琰的这首《悲愤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不朽名作，无论思想、艺术上都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是继《孔雀东南飞》之后的我国叙事诗史上的又一个无暇白玉，是开创叙事诗先河的典范，也是现实主义的不朽之作，名垂诗史。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教出版社1999.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袁行霈著，北大出版社1987.
　　《中国诗学体系论》陈良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中国通史》范文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中华书局1962.
　　
　　作者简介：王月，黑龙江粮食职业学院。

• 王 月： “以诗证史”的蔡琰《悲愤诗》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