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誉为“土著”作家的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与《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一系列作品中以城乡交叉地带作为小说叙事的聚焦背景，在“出走—寻找—归来”的模式框架中深入探析了人由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转向过程中抉择的苦痛和寻求未果彷徨的心路历程。复杂心路之旅书写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乡土作家遭遇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的矛盾选择和对现代文明合理性的质疑和焦虑。
　　[关键词]寻觅；暂归；乡土社会；现代文明
　　
　　一、“自守”乡土文化中的现代性冲击
　　以直接取资于土地并以土地作为唯一谋生方式的乡土社会，在遭遇流动性和开放性较强的现代文明时，必然滋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排他力量来固守自身稳态有序的发展。学界把乡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拒斥和解构现象界定为农村闭塞落后的地理环境衍生出麻木和愚昧的“自守”心态。但是“自守”并不能作为乡土社会村民愚昧、落后的佐证。因为在流动性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中，人们所要做的只是传承历经时间甄别的经验和无需知其所以然的陈规墨矩。“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1]在不变才是生活常态的社会中现代文明的价值在先人累积下的经验面前悄无声息的被解构掉了。纵观路遥的创作，不难发现他笔下试图割裂土地而融入现代社会的人物无一例外的都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教化的烙印已使他们无法像其他乡民一样坦然地接受乡土社会的一切。此时，现代文明成为拉开城乡无法逾越距离的媒介。而现代文明裹挟下的乡土人能做的只是用知识的武器告别“不堪”的过去，在骨子深处做一次痛楚并决然的割裂。细读路遥创作文本，笔者有趣的发现小说中人物完成乡土到现代性的转换中同时经历了人性的蜕变。高家林通过二叔的关系谋得了县通讯干事的差事，尽管这个平台给予他充分展示才华和显露头角的舞台，然而这种手段却是值得商榷的。无独有偶，《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在复杂的人事关系网络中，更自觉和清醒的认识到要想真正改变命运，必须恰到好处地抓到命运的转捩点。在毕业人事分配的命运十字路口，他利用周围朋友的人际关系留在了省中知名的杂志社。如果说高家林的“走后门”是无意中的命运安排，那么薛峰的走关系则是精心策划下的布局。在一个有着严谨写作态度作家那里，我们似乎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人物告别乡土走向现代的雷同模式。的确这不是模式化写作无法出新的被迫选择，而是作者的有意为之。
　　二、“乡土家园”告别后的现代性寻找
　　他们决然离开”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家园，渴望在和过去决裂时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然而每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原因恰在于它自身相对稳定的结构，无论它形式上是如何的兼容并包。这种潜在的稳态注定了乡土人嵌入现代社会的失败。加林最终回到了养他育他的土地。薛峰在痛苦的抉择中终要回到扎根泥土的郑小芳身边。出走—寻找—归来，人似乎走入了循环的怪圈，然而正是这种寻找过程让寻找本身有了特别的意义。高家林和巧珍的分手预示着作为乡土人的他已彻底斩断了和乡土维系的纽带，在巧珍和黄亚萍的选择中加林毫不迟疑的把爱情的筹码放在了黄亚萍的天平上，而左右加林决定的依据恰是社会进程中的现代性。这个人不必一定是黄亚萍，也可以是刘亚萍，张亚萍，只要她们身上有一种疏离乡土气息的现代性，至此黄亚萍成为现代性的一个符号。“她有文化、聪敏，家庭条件也好，又是一个漂亮的南方姑娘。在她身上弥漫着一种对他来说是非常神秘的魅力。 亚萍对加林最大的诱惑恰是现代和乡土文化差异特性形成的疏离和隔阂，在爱情的审美中可以把这种距离定位于神秘，然而对告别故土，重建精神家园的漂泊者来说，这又何曾不是一个西西弗斯的悲剧。“人可以走向天堂，但不能走到天堂”[2]这种隔阂是伴随着环境与时俱来的，只能历经时间的冲刷才能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而这些“探索者”却过早地把生命的理想投映到未来走向中的安居之所。正如海德格尔曾说：“安居是凡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而安居的真正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质，在于他们必须事先学会安居。”[3]《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丽英通过婚姻这种方式过上了城里人安逸的生活，丈夫的体面满足了她虚荣的自尊。她为过上这种生活，抛弃了前夫，只因为作为乡村教师的男人无法让她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在与青梅竹马的郑晓芳天各一方时逐渐地把感情的重心转向了城市姑娘贺敏。“我当时想，要是我和她一块相跟着出现在公共场所，一定会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他热恋她的理由只是她的漂亮满足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虚荣。《人生》中加林和巧珍分手，开始了和黄亚萍的正式恋爱。当然加林没有肤浅到用女人的漂亮来满足自我虚荣的程度，但他和亚萍的恋爱也不单是纯粹的情感需要。在恋爱背后，加林有着更为实际的考虑，和亚萍结合以后自己可以去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在县里如鱼得水的生活已满足不了他此时征服世界的欲望。他把目光投向更远处的同时也顺便把爱情看成是一种通往成功的捷径。
　　世界上没有捷径可走，丽英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可她的灵魂却未曾享受片刻的安宁，她狠心地抛弃的儿子，她无法忍受丈夫的阴奉阳违，这些像挥之不去的阴霾一样笼罩她幸福的上空。此时她骨子深处那未曾泯灭的本真和诚挚已和这种世俗的圆滑形成了对峙。她在这种寻找过程中，逐渐怀念起那纯朴却真挚的乡土生活。路遥文本中所有走出乡土的人物都是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迷失了寻找的走向。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们遗憾的发现寻找的东西并不在寻找的彼岸。无论是加林还是薛峰都无一逃开这具有俄狄浦斯般宿命。文本中对现代价值的重估，也隐喻了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世代的努力和社会的渐进发展。一切试图避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努力都会归于失败。
　　三、“乡土家园”告别后的暂归
　　笔者暂不把出走—寻找—归来的模式界定为乡土情结的一种回归，因为回归容易给人一切归置于零的虚无。这种形式的回归并不如西西弗斯悲剧中无意义的循环往复。实质上这种离开后的归来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曲线，归来是对出走另一种形式的升华。在经历了现代性的寻觅中，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乡土社会的自守并不是现代文化视角下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相反它却以稳态的固守保留了社会现代性进程中很多被遗失的美好品质—质朴、美好、善良。加林最终回到了土地，然而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并未因他的失意和错误排斥他，相反他们却以那质朴的善良和宽广的胸怀包容了他的一切。小说的结尾加林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这样的情节设置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丢失生存之根的漂泊者在历经磨难后最终有了精神家园的皈依，那一声“我的亲人呐喊”也唤回了社会现代性进程中遗失的人与人之弥足珍贵的情感。加林回到了土地，但这不是他以后生活唯一可能，作者在《人生》最后一章特意写下了“并非结局”几个字。以此表明加林并不一定要附着在土地上成为一辈子的农民，他可能第二次出走，但是出走的本身一定是理性的选择，而不是狂热驱使下的盲目。
　　离开土地的人，因寻找的迷失而停止寻找现代文明的脚步又同一的回到土地。很多评论者把这种复归的结局理解为路遥的浓郁乡土情结。其实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路遥的任何文本，都没有对回归乡土的人做任何未来走向的预示。相反文本中却更能体现作家在乡土情结与现代理性抉择苦痛和矛盾心理。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塑造了留在土地上发家致富的孙少安和带着梦想走向城市的孙少平的两个角色，他们是《人生》中加林角色的变体，折中方式的处理恰体现了作者面对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犹疑和徘徊。
　　路遥虽不是乡土文学的鼻祖，然而在年轻人遇到历史转型，乡土文化遭受现代文明的冲击时人物心灵丰饶却酣畅的痛楚描写方面路遥无疑是做的最好的作家。在整个乡土中国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作家却以其特有的敏锐来审视现代进程中的问题与流弊。这点在现代作家中的确是弥足珍贵的，尤其在商品经济席卷一切时，一个作家还能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一份历史的担当这的确很难得。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
　　[2]史铁生.活着的事[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4
　　[3]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1
　　
　　作者简介：石晓磊（1985— ），女，汉族，吉林白城人，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 石晓磊： 路遥小说创作中的乡土守望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