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文化典籍更是浩如烟海。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献典籍，其中一部人称“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阎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清乾隆时期为什么要纂修这样一部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典籍呢?这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说起。
　　[关键词]《四库全书》；文化典籍
　　
　　一、十八世纪清朝的国力强盛
　　
　　清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称“康乾盛世”。这是清王朝的隆盛时代。就当时的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而言，即使与有名的“汉唐盛世”相比，也不显得逊色。清初的统治者在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注意吸收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逐步克服自身落后的因素，不断调整策略，实施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并先后摧毁了南明小朝廷，镇压了汉族人民的反抗，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阻止了沙俄对我国东北的侵略等等。这些措施的成功，造成了一个日益稳定的政治局面，使整个社会走上了休养生息的道路。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令，如治理黄河、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雍正皇帝实施“摊丁入地”的赋役政策，不向农民征收人丁税。乾隆时，在前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乾隆大力致力于边疆问题，在当时的国家版图与现在的版图类似，不但幅员辽阔，而且民族众多，社会稳定。这种空前的大一统状态是以往任何一朝都无法比拟的。经济方面，乾隆继续实施康熙和雍正朝行之有效的措施，大规模的减免赋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乾隆时期，人口数量增至两亿多。手工业日益繁荣，城市相继兴起，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大大加强了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
　　总之，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又繁荣发展的时期。清朝统治者经过几朝的经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政府能在乾隆时期聚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花费十年的时间编纂《四库全书》，与清朝的国力强盛是不可分开的。
　　
　　二、清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清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传统儒学。有朝廷组织文人编纂书籍的做法在乾隆之前一直很流行。顺治年间，皇帝组织学者注释经书。康熙和雍正也已官修的方式，对《易》《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加以疏解。还有大家熟知的工具书《康熙字典》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共编成一万多卷，仅次于著名的《永乐大典》。
　　清统治者编纂这么多书，不仅仅是出于对文化的弘扬，也是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考虑的。文化政策都必须要服务于政治需要。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采用了多种手法来正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也加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一向实行文化专制统治，用高压加笼络两种手段使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由于清初统治者自身的敏感性以及统治的需要，出现了“文字狱”这样一种残酷的手段来遏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康熙和雍正时期，文字狱比较少，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频频发生。受害者有的是表现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有的是表现出对清统治者的不尊敬和不满。更是有一大批受冤枉而得到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正是统治者这种高压政策，使文人都惧怕做文章，继而把精力转向对古籍的整理上。
　　不过，单方面的采取高压政策还是不够的。为了拉拢全国的知识分子，统治者也有笼络和安抚的政策，两相结合，加强对知识分子的统治力度。恩威并济。清朝入关不久，就恢复了开科取士的制度，使得知识分子可以入仕做官，满足封建文人的愿望。康熙还特别开设“博学宏词”科对卓有声望的高才名士以示优待。有许多参加考试的人没有答出考卷，但只因为当时富于声望，也都录取。更重要的是，清统治者还不断地召集大批知识分子编纂书籍，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和才学用于对统治者有利的地方。康乾时期，统治者不断开馆，编纂了一大批书籍。清统治者认为这样做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借此标榜自己对于文化典籍的重视程度，对于传统儒学的弘扬。第二，可以吸引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问自己所用，让他们埋头修书，无暇顾及政治民族问题。第三，通过这种修书的方式，宣传统治者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清王朝继承了中国历代的修书传统，编修了大量的书籍。顺治时期纂修《明史》，康熙雍正两朝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虽然历代统治者对图书的编纂和收藏很重视，但是由于政治、自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古书大量的遗失和毁灭。珍贵的图书大多藏于皇家的图书馆里，由于王朝的更替，兵荒战乱，数不清的珍藏书籍遭到惨重的损失。除去这些人为因素，由于管理不当以及水、火、虫蛀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书籍的毁坏程度也是相当的严重。
　　这些古代珍贵典籍的丢失以及毁坏，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的痛心疾首，如何的好好的保存典籍，使书籍能继续的流传下去，成为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强烈的愿望。乾隆时期的学者周永年写了一篇《儒藏说》，内容极其精彩。作者提出了收藏经典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认为要想让古代典籍得以保存，就要建立“儒藏”，就是把典籍征集到一起，再藏入各地的书院和古刹等，并且要定期的修补，这样既有利于大家的阅读，还有利于书籍的保管，可以使书籍能久远的流传下去。他的这种提议就类似于今天的图书馆似的管理。周永年的“儒藏说”受到了文人的大力追捧，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开始倡导传抄、刊印珍本书籍，促进珍贵古书的传播。这使得抄书刻书，逐渐成为一时的风气。但是，仅仅是学者和藏书家这样做成果还是有限的，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都需要一个强大集体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乾隆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重视，同时也是乾隆标榜自己文治的一个绝好机会，这样，由官方出面组织学者编纂大型的丛书，全面系统的整理中国历代典籍的任务，被提出来了，从而也促使了《四库全书》的开馆。

• 姜琳： 《四库全书》遍纂的起因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