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中学课本所选用的“四记”看,无论文章内容、写作手法还是表情达意方面都说明宋代散文是唐代散文的继续,宋代的散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大家,明清散文实际上是在宋代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四记” 宋代散文 明清散文
　　
　　“四记”是指中学课本中收录的宋人的《醉翁亭记》《石钟山记》《游褒禅山记》《岳阳楼记》。
　　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长河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古代散文演变的历程来看,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鼎盛时期。正如明代文学家宋濂所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三百余年间,出现了众多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作品。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从吕祖谦所编的《宋文鉴》、庄仲方所辑的《南宋文范》和今人所编的《全宋文》等散文总集来看,宋代散文数量繁富,佳作纷呈,风格流派众多。同时在散文理论和体式上也多有开拓,从文体理论的角度来看,宋代是“散文”概念提出并渐趋成熟的时期。
　　说起宋代散文的发展与成就,首先要提欧阳修。欧阳修是开一代文风的宗师,是宋代散文的奠基者。他以文道并重、事信言文的理论和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实践,抵制浮靡文风,并在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从字顺”文风的基础上,树立了平易畅达、从容婉转的文章风格。他的散文无论议论抒情、状物写景、记事怀人,都能写得明白晓畅,曲折有致,成为宋文新风格的典范。欧阳修的散文正是他的理论主张的实践,他用散体文改造骈赋、律赋而形成,代表作品《秋声赋》是文赋形成的里程碑。他的散文内容充实,题材丰富。既有政论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朋党论》《与高司谏书》;也有写景抒情之作,如《秋声赋》《醉翁亭记》;又有叙事怀人的作品,如《苏氏文集序》《祭尹师鲁文》等。
　　中学课本中的《醉翁亭记》是欧阳修有名的一篇杰作,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以继承韩愈为标榜的。但是他的散文风格,和韩愈并不相同。韩愈的散文有如波涛翻滚的长江大河;而欧阳修的散文,好比是澄净潋滟的池塘曲水。欧阳修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散文的“文从字顺”,避免了他的尚奇好怪,因此作品的语调圆熟,虽然千回百转,却是轻快俊爽,丝毫没有滞涩的感觉。《醉翁亭记》就充分体现了他散文的这种特色。
　　从整篇文章来看,作者通过写景记游所创造的艺术境界是极其优美的。他写静景,写动景,都能那样神情毕肖,使我们像欣赏山水画一样,得到了一种艺术上的享受。虽然作者在这幅山水画的画面当中,安排了太守的宴游,反映的是封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但他对人民生活情状的描绘,也表露了作者恬淡闲适的情调,作品并没有直接散布消极颓废的思想;更主要的是他使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美丽山河的可爱。
　　《醉翁亭记》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作者对于写景和抒情的处理是极其成功的。作者的目的在于抒写他由景物所引起的情,因而首先就巧妙地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醉翁”,安排在他所要描写的景物当中,让人物在景物里边活动。这样有环境,有人物,有静境,有动境,就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为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全篇又采用第一人称这种写抒情诗常用的手法,也就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醉翁”对景物和宴游的赞叹来直接抒情。因此,景中有情,情亦有景,写景、抒情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了。这样,形神兼备,也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散文的艺术构思也很精巧。文章开始,用层层缩小叙写范围的写法来点出“醉翁亭”;以后又从解释“醉翁”这两个字引出“山水之乐”;接着就连用几层描写和叙述来抒写“山水之乐”。这几层安排也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先写醉翁亭四周的景色,再写滁州人民的游乐,以后写他和宾客们的宴游,前者对后者显然有描绘背景和映衬的作用。末段写归途,采用的是烘云托月的手法,那就更为明显了。整篇文章,一环紧扣一环,结构非常严密。作者处处注意照应和伏笔。比如:“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这和前面的“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几句有照应的作用;再如“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这和前面的“朝而往,暮而归”,也是一种照应;文末一连出现了几个“乐”字,这和前面的几个“乐”字也有着照应和说明的作用。整篇文章以一个“乐”字来贯通,不蔓不枝,一气到底,形成了谨严而完整的艺术结构。文章结句点出作者的姓名,也跟全文中的“太守”一一照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情味。
　　这篇文章对于艺术语言的运用是非常纯熟的。全文一共只用了四百多个字,有叙事,有写景,有抒情,却写得生动活泼。这是由于作者能够细密而深刻地观察客观景物,把握住客观景物的具体特征的结果;同时也是作者能够注意语言的锤炼,选择了最富有表现力的语汇的结果。比如他对于醉翁亭四周朝暮多变和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景色的描绘,一个句子就能勾画出一幅形象鲜明的画面,而且语句浅显,意境深远,很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句式来叙事、写景和抒情,内容和形式都显得非常和谐美妙,读起来音调抑扬顿挫,忽起忽落,也能给读者一种美的感觉。有人称赞这篇散文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与他同时代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再次使宋代散文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因众多文人的题咏,在唐代就已经声名远播,更因宋代范仲淹的这篇名文而熠熠生辉。《岳阳楼记》虽着重于写景,以表现作者对大宋江山的热爱与怜惜,在文末吐露出他的殷殷期望,确是一位有远见而胸襟宽阔的政治家。
　　《岳阳楼记》作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庆历新政”告败之后的第二年。写这篇文章时,范仲淹并不在岳州,他在下文中对洞庭湖的描绘完全出于想象。不过有资料表明,他游览过吴县的太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这是他想象中的洞庭湖的气势。足可以与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和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相媲美。而在张元赣描绘太湖景色的《浣溪沙》中,也有“山绕平湖波撼城”之句,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接下来展示的是一幅阴雨连绵的画面。“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这简直是恐怖电影中的一个场景,给人的感觉只能是阴冷。傍晚又有催人泪沾裳的猿声和令人畏惧的虎啸,此时的感受就更为悲愤了,“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感极而悲者矣”“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杜甫和陈与义在这里都抒发了他们忧国思家的感情。
　　然后是一幅春光明媚的画面。“一碧万顷”的洞庭湖上“波澜不惊”,张顺民有诗云,“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就是如此。在这种环境里,动物们很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而晚上则是“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来这里游玩的人也可“羽化而登仙”了。“静影沉璧”这一比喻尤为贴切,查慎行在《中秋夜洞庭湖对月歌》中这样写,“须臾忽自波心上,镜面横开十余丈。月光浸水水接天,一派空明互回荡。”刘禹锡在《洞庭秋月行》中这样写,“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溶金。孤轮旋转光不定,游气蒙蒙隔寒镜。”此时登上岳阳楼,则是“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看到的正如张孝祥在《浣溪沙.洞庭》中展现的那样,也印证了《洞庭秋月行》中的一句话,“夜来情景非人间”。
　　以上两幅画面,描绘的都是迁客骚人们的“览物之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形成这种对比的原因就是太在乎名利荣辱,而“古仁人”绝不会如此。他们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个人遭遇如何都很在乎国家大事,比如说陶渊明,他归田守志,猛志常在。再来回顾一下开头,我们就会看出这句话是夸赞滕子京了。然后又告诉友人,并不是这样做没有乐,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尾的感叹句以俯瞰世界的角度,再次突出了范仲淹的高尚品格。
　　王安石的散文是欧阳修所进行的散文革新的继续,但在艺术风格上具有自己的强烈个性。总的说来,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数量最多的政论性散文中。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这些散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绵里藏针,说理充分。都表现了无可辩驳、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
　　他的另外一些散文虽然写得不长,但也表现了同样的特点。例如《游褒禅山记》虽是一篇游记,却如议论文,议论精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游褒禅山记》是他三十四岁在舒州任职时的作品。文章的前半部分以清新、闲逸的笔调描绘褒禅山清峻秀丽的山光水色和幽邃奇险的华山洞穴;后半部分则是借题发挥,托景论理,以游华山洞的实景,说明治学应取的态度。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议论。前半部分对褒禅山特殊风貌的描绘,主要是为后半部分的议论作形象的铺衬。
　　王安石是一个充满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改革斗争结合起来,常常通过文学作品表现他的顽强斗争精神,发表他不同流俗的卓越见解。在他晚年罢相隐居期间,还写出过“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那样不断发现生活新情趣的诗句。这和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具有同样的格调。
　　《游褒禅山记》关于治学的比喻和议论,从另一角度,表现了他的真知灼见和斗争精神。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就是今天,对于我们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一代,无疑也仍然有极大的启发。
　　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把文章看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很自然的。他甚至认为:“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文章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强调文学应该和政治密切结合,为政治服务,这种观点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把文章的作用,具体化到“治教政令”,这就很可能使文章成为只讲求实际应用的官样文书,诏示布告,忽视了它作为文学本身的特殊,反而会导致文学和政治的分离。
　　然而,王安石毕竟是散文大家。他为文不着重于描写事物,动人以情;而是把叙事写景和议论巧妙地结为一体,晓人以理,借景拟议,寓理于景,融会贯通,精辟警策;读起来不但没有枯燥乏味之感,而且还能从他的描写和议论中得到新的启迪。他的散文,往往见解卓越,结构谨严,说理雄辩,遣词峻切,于行文曲折畅达中显出磅礴的气势。《游褒禅山记》可以说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欧阳修散文与王安石散文的综合与提高。
　　苏轼在理论上强调文章要有“意”(观点、意图、情感等),认为“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有中心,围绕中心作文。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了“辞达”和“自然为文”的说法,即写作时,根据自己的艺术感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然地把对事物的感觉和理解写出来。
　　苏轼的散文创作印证了他的散文理论。在内容上,苏轼的散文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此前任何散文家都无法与他媲美。以前根本不能写入文章的很多内容,均能在苏轼的散文中找到。在艺术上,苏轼散文不仅文体多样,而且如他的诗歌一样,触处生春。议论时,能像王安石一样,鞭辟入里,发人所未发,如《留侯论》。写景时,能像欧阳修一样,以寥寥数语,写出景象的特点,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意境,例如《石钟山记》《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
　　中学课本中所录用的《石钟山记》,题目是游记类型,内容也以描写山水为主,但看全文构思,作者的兴趣却在于对石钟命名的考证,并以此为契机,揭示一个治学办事的普遍道理,记游写景不过是考据立论的凭借。
　　全文思路围绕石钟之谜逐层展开:第一段,叙述石钟命名的两桩疑案,是为设疑;第二段,记叙探明石钟真相的过程,是为破疑;第三段,分析石钟疑案形成的原因,是为析疑。设疑,破疑,析疑,一个“疑”字贯穿全篇,成为全文的脉络。
　　但是,对于两桩疑案,文章并非一视同仁,一样着力,而是有宾有主,李渤为宾,郦道元为主,宾主之间的轻重详略,独具匠心。
　　以“记”为题而发议论的文章在古文中并非罕见,范仲淹《岳阳楼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都是先例。本文夜探石钟这段记游写景文字,如此生动真切,使得作者对石钟山命名的考证,以及对凡事须目见耳闻、不可臆断这种哲理的阐述,比抽象说理更为雄辩,更有感染力。融记事、写景、说理、抒情为一体,随心所欲,挥洒自如,正是苏轼散文的一大艺术特色。
　　总之,苏轼的散文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程式,充满活力,毫无陈腐气,且有特殊的情韵,确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由此可见宋代的散文是唐代散文的继续。但因韩、柳的古文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自身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古文的文体特征问题、古文的功能问题等。因此韩、柳之后,他们所极力反对的骈文又死灰复燃,统治了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的文坛近二百年。这样,解决古文自身存在的问题,再次将骈文从文坛统治者的地位拉下马的任务就落在了宋代散文家的肩上。宋代散文家在这两方面是做得极为出色的,后人公认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宋人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功。宋人将散文的功能从“载道”引向了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使之具有了空前的生命活力。同时,又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摒弃了他佶屈聱牙的一面。因此,宋代的散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大家。明清散文实际上是在宋代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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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武彪 江苏省镇江市机电高职信息系 212002)

• 张武彪： 从“四记”看宋代散文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