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帝王的封禅大典上所使用的文书,我们称其为封禅文,秦汉时期仅有李斯的《封泰山碑》和张纯所作的《泰山刻石文》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封禅文书,两者虽文风迥异,却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近乎相似的先民心理。
　　关键字:秦汉 封禅 文化
　　
　　关于古人封禅之仪,《大戴礼·保傅》载程式曰:“封泰山而禅梁父”。在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注引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纪号,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检之封焉。”《孝经说》中有详细解释:“封乎泰山,考绩燔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也。”即在泰山之上,封土为坛,考诸侯功绩,燔柴燎牲以告天;于梁甫(泰山之旁小山)除地为禅,称为告地,在封禅仪式中要刻石为文,记录当代号谥,这种文体可直接称为封禅文。
　　虽然封禅仪式在夏商周时代就有出现,但是据《文心雕龙·杂记》记载,完整的封禅文书“经典所无”,并未见流传,“见於史策者,始自暴秦”,即李斯所作的《封泰山碑》。其后有汉光武帝时期张纯所作《泰山刻石文》,这两个文本都为封禅仪式上所刻碑文,且有完整的文本保留下来,其中李斯的《封泰山碑》“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被公认为是典型的封禅文。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还提到了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杨雄的《剧秦美新》以及班固《典引》,但此三篇并未在封禅仪式上使用,像司马相如《封禅文》仅为劝说封禅的遗书,故《昭明文选》直接把《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三篇文章划归 “符命”类,其作为帝王接受天命的一种符信,并非属于封禅文书。这一点和《文心雕龙》中有所出入,《文心雕龙》所赞扬的封禅文书运用文学手法而“日新其采”,其主要指的还是《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这三篇。
　　这里我们姑且以秦汉两篇封禅文作为研究对象,从具体文本出发来探寻其深层次的民族心理。
　　《封泰山碑》文本简短,文笔质朴,代表了秦代公文的写作特色。从行文思路来看,自开头“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起追述始皇功绩,所谓“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呈圣志得天下,又“建设长利,专隆教诲”,使得天下太平,功不可没。然后表明此次封禅的目的在于“昭隔内外”,“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结构清晰,一目了然。汉代张纯的《泰山刻石文》则篇幅较长,明显受汉大赋影响,一改秦文简短质朴之风,使用骈文铺排,辞藻华丽。文章开头模仿《舜典》,又以祝辞结尾,文中还引谶纬,叙离乱,述功德。不管是仪式的庄重化还是文本的繁复规范化,都说明这种封禅在汉代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阶段,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心理也愈发值得关注,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一、天人合一,君权神授
　　
　　《玉海》卷九十八《郊祀·封禅》载:“是故王者初基,则有封禅之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说明只有完成统一大业的君王才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而其程式及最终目的无非为:告天告地而得以告于天下。封禅,是人对天进行的仪式,而人与天地神灵之间的沟通属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典型体现,这在古代连接着出现的便是“君权神授”心理,认为统治者是神灵在人间的代表,因受天命而统治天下,《尚书·召诰》载:“有夏服(受)天命。”便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这种由来已久的神话君权方式保证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而封禅文则很好地体现出了这样的心理。像《封泰山碑》是如此,张纯的《泰山刻石文》中一句“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更是其最直接的表现。另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还有个有趣的记载:“(始皇)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秦始皇躲过雨的树都要被赐封号,可见仪式神权化的色彩之浓,也从侧面表现出这种神权思想渗透之深刻,直接导致了统治者不愿放弃任何一个神化权力的机会。
　　
　　二、名正言顺,功垂天下
　　
　　秦国吞并六国而得了天下,却未必可得天下人心,人心不得而基业不可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秦始皇大费周折进行泰山封禅就是希望以浩大且神圣的仪式来正式昭告天下。关于始皇封禅,《史记》中另外也有记载封禅遇雨之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这段材料说明的是秦始皇在封禅仪式中撇掉了真正懂得封禅礼仪的鲁国儒生,而自己制定相关程式,只是使用了泰山封禅礼仪的外壳,而填充了代表秦国功利主义的内核。也由此可见,所谓的封禅不是为了敬神灵,也不是尊重儒家礼仪,而仅仅是对其独霸天下所做的文化粉饰。一旦举行完封禅大典,刻下功德之碑,即可成为名正言顺的霸主而永垂千古。《文心雕龙》中提到的“及齐桓之霸,爰窥王迹”,讲当年齐桓公称霸,也欲行封禅大典以昭告天下,证明了每一个成霸业者都借此来服天下民众之心,受命而起,有至德于天下,有大功于万物。故对于秦始皇封禅,称其是为天下“作秀”得个名正言顺也好,好大喜功想名留青史也罢,都是有理可据的。至于汉光武帝的封禅,一方面是对之前乱政的结束,以起个定局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後昆”,性质相似。
　　
　　三、纲常伦理,儒家道义
　　
　　秦国在实施内儒外法政策之时,就以儒家道义的纲常来确定统治规范,李斯的《封泰山碑》末文提到“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之说,贵贱之分,男女之别便是儒家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后才可礼顺而有序。到了汉代张纯的《泰山刻石文》,这种儒家的道义渗透得更为彻底,其文中有一段“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田宅不废,又建学校修五礼,这些可与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些理念相对应,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统治者从儒家经典中获取功德的评判标准,并借以审视自身业绩。末文引用孔子的“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正面点出对“礼”的倡导与尊重,也是对儒家道义的最终深化。
　　封禅的目的在于宣扬皇权的合法性,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封禅文都仅是歌功颂德的作品,其实就文章本身而言并没有多大思想性,然而由于历史的沉淀,其背后承载的文化心理却涉及到了神权、礼教、道义等方面,而最终让人无法忽视其文本价值。
　　
　　(肖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24)

• 肖 虹： 从秦汉封禅文看古人封禅心理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