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林外史》在刻画男性士子形象的同时,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本文试从人物身份、行为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把书中的女性分为四类:母亲形象、妻妾形象、妓女形象和“才女”形象,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传统文化和女性自身独特心理等角度对她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几类女性形象的成因。
　　关键词: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女教 社会思潮
　　
　　《儒林外史》是一部把男性士子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的伟大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同时,这也是一部极写女性的伟大作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地位。尤其是在封建末世的清朝,即使是具有话语权的男性士子,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其心灵早已极度扭曲,而在封建礼教箝制下的广大女性的处境就更为复杂了。作者对这些女性人物并非重点铺写,也并没有着意为之,却更加真实自然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本文从人物的身份、行为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把书中的女性分为四类:母亲形象、妻妾形象、妓女形象和“才女”形象等,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传统文化和女性自身独特心理等角度对她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这些女性形象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当代人的启示。
　　
　　一、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
　　
　　“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1]《儒林外史》中描写的母亲们,不管处于什么阶层、是什么子女的母亲,都具有脱离所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观念,没有功利心,只有终极的人性关怀,一切只为了儿女的生活和生命:从具有人格独立性的王冕的母亲,到醉心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范进、匡超人的母亲,再到王三姑娘的母亲,无不如此。
　　当王冕要出去躲避,却又担心母亲时,王母就用身体健康、不缺钱花来支持儿子,此时的王母很坚强;但在分离时,又免不了“母子洒泪分手”。对待功名富贵,王母认为:“……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不要出去做官。”王母并非圣贤,她之所以这样想只是出于为儿子的平安和幸福考虑。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位母亲,王冕才能始终具有独立的人格。范进的母亲在儿子中举发疯时,就哭道:“怎生这样命苦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在亲家要给范进治病时,她又赶出来说:“亲家,你只可吓唬他一吓唬,却不要把他打伤了!”这时的范母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匡超人的母亲见到儿子先“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接着又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对匡母来说,最大的幸福是能常常见到自己的儿子。王三姑娘的母亲得知女儿要殉夫时,就“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得知女儿饿死了之后,就“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2]母亲赋予女儿以生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饿死。王三姑娘的母亲虽不懂礼,但却最懂人性。她们之中虽然也有自身犯糊涂的,如范进的母亲,但作为母亲,她们是完美的。中国传统女教的“贤妻良母”原则是在“男尊女卑”的背景下提出的,以损害女性利益为代价,但去掉“贤妻”,单从“良母”这一点说,女性之为母亲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
　　
　　二、形形色色的妻妾形象
　　
　　在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妻妾是女性的重要角色之一。《儒林外史》在不经意中写了不少妻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活处境,展现出那一时代人们的两性观。“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3]作为“人伦之始”的夫妇关系是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妻承担了维系这一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妾比妻地位更低一等,对夫要绝对服从,对妻也要服从。妻妾们在从夫的前提下,不是相互团结,而是相互争斗,以在极小的圈子里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尤其是地位更低的妾妇们,她们为了能成为妻、“太太”,费尽了心机。《儒林外史》就描写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妻妾形象,比较正面的有杜少卿、庄尚志的娘子,中性的有严监生的妻妾,反面的有王太太等。
　　杜、庄的娘子是正面的妻子形象,书中多次写到她们的笑,这是夫妻和睦的例证,但却给人留下了遗憾。杜少卿告诉了娘子路上没有盘缠的笑话,“娘子听了也笑”;朝廷让杜少卿做官,他不去,“娘子笑道:‘朝廷让你去做官,你为甚么装病不去?’”庄尚志在面见皇上回家后,“笑道:‘我说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便回来,今日如何?我不说谎么?娘子也笑了。”这些笑表面上看起来是夫妻间理解的笑,然“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白虎通义》),这些名义上看似平等的夫妻关系也只是男性的话语策略,是杜、庄这些男性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平等对待他们的妻子,相应地,妻子出于理解给了几次笑,但“夫者妻之天”(《仪礼·丧服》),却从更深一层揭示了这些笑的实质。这看似温馨的笑给人以深思:平等只是表面的,她们是不在场的,只是为了衬托丈夫们有多么高大、开明。严监生之妻王氏在面黄肌瘦,走路都怯生生的时候,“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也深得严的称赞。王氏在病床上,面对已有儿子的妾赵姨娘的哭啼、苦肉计时,却无可奈何,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被迫答应扶正她。在赵氏拜堂行礼之时,“王氏已发昏过去”,赵氏的催逼加速了王氏的死亡。而赵氏为了爬上正妻的位子,费尽了心机,用小恩小惠收买了王氏舅爷,同时,也深知严监生的性情(寿终之时只有她能明白他的心思)。然而当她面对更强势的来争家产的大伯子严贡生时却几乎无法应对,此时,她只是一个可怜、卑微的女性。她是古代所有妾妇们的化身,也是女性艰难挣扎为求得更高地位的典型。鲍廷玺的妻子王太太是一个“绝妙”的女性,从“王太太”这一贯穿全书的称呼,便可看出作者的讽刺意味,她已是鲍氏娘子了,却一直沉浸在“王太太”的角色之中。她三次嫁人,一直在挣扎、在努力,想做一个“太太”。她只是有一个梦而已,但这个梦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只因为她的出身,更因为那个社会、那种文化及其影响下的病态人生,男性士子尚不能圆梦,更何况处于更下层的女性了。
　　从杜、庄之妻到严监生之妻妾再到王太太,她们都没有真正的主体意识,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女性之为人的自我意识,只是在夫权社会的夹缝里求生存。这种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缺失是由男女不平等造成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4]传统女教形成之初,就用“乾为纲,坤为从”来说明男尊女卑是合乎天理的,此后这一思想就一直禁锢、挟制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她们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三、以色相为食的妓女形象
　　
　　以色相为食的女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畸形、病态的群体,尤其在八股取士已扭曲了男性心灵的封建末世,她们从肉体到精神所受的奴役也更深。从以色骗财的河伯妇,到下等妓女细、顺姑娘,再到较高等的妓女聘娘,每个人都是可怜、悲惨的。
　　凤四老爹惩罚的船上少妇是一个靠色相勾引客人从而骗钱养家的妇女,她的行为既可恨又让人同情。当她知道自己也上当受骗后,就哀告:“你放了我,任凭甚东西,我都还你就是了。”起来时,“连裤子也没有了”,“众人看着那妇人穿了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衣服,是对妇人的莫大侮辱,她只是迫于生计才这样做,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男性群体的戕害。细、顺姑娘是下等妓女,她们所接待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汤六老爷的衣着打扮着实让人恶心,但细、顺两姑娘听他说到科场,就如同见了官老爷一般的敬重和害怕。两位姑娘面对心灵极度扭曲的嫖客,却充满了敬意,在最卑微的科场失败的男性士子面前,耍痴耍呆,不惜使出千般娇媚。聘娘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妓女形象,她才貌俱佳,且最喜欢相与官,认为“人生在世上,只要生得好,那在乎贵贱!”她自恃有几分颜色,便希望通过陈四爷的做官,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与陈四爷共眠时,还在做着官太太的梦。聘娘病了,“看见陈木楠,含着一双泪眼,总不则声”,她心里很清楚自己是因为官太太的梦才病的,但却始终没有盼来陈四爷的做官,她的官太太梦彻底破灭了,最后出家为尼。
　　这些女性和那一时代的大多数男性士子一样存有对功名富贵的热切向往。妓女们处在女性的最底层,也是社会的最下层,在身体上,她们备受凌辱;在精神上,不但受到男性群体的玩弄(如船上河伯妇),而且深受男性价值观的摧残。八股取士作为男性价值观已经扭曲了士子的灵魂,此价值观再进而波及到普通女性身上,尤其是妓女身上,使得违背大众价值观的妓女对功名如此痴迷,就更让人感到沉重和悲哀了。
　　
　　四、不同选择的“才女”形象
　　
　　宗法制的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很简单:要么遵从社会规定,成为合乎规范的女性;要么就活得像男人一样,成为“伪男性”。想成为一个既不符合当时社会规范,又不同于男性的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是非常艰辛的。鲁小姐恨自己不是男性,想像男性一样生存,她的理想终究幻灭,不得不把理想寄托于丈夫甚至下一代;沈琼枝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她身上闪耀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光辉。
　　鲁小姐聪明貌美,是个“才女”,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天天研读八股文,在新婚之夜也不忘出八股文三难新郎。她认为“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她治家井井有条,教子可谓有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女子有才便是德”在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出嫁前,她和广大的士子一样做八股文,徒有才情,却无用武之地;出嫁后,先是指望丈夫考个举业,好“妻以夫贵”,梦想破灭后,又把全部心思倾注在儿子身上,希望能“母以子贵”。鲁小姐是八股文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她的迂腐继续戕害着下一代。她是无辜的,更是不幸的:既没有其他女子的悠闲嬉戏,也不能考取功名。鲁小姐试图走一条“花木兰”式的道路,但在那个时代却走不通,只是一个既可笑又可悲的形象。
　　沈琼枝是书中最具个性的女性,她的行为、才情让人耳目一新。当沈琼枝知道自己因受骗而要嫁给盐商为妾后,她随机应变,卷了财物,溜之大吉,有奇侠女子的作风。之后,她到南京卖诗文,刺绣,开始了自己赚钱的生活。当被人误会是暗门子时,她不卑不亢,打骂出手;她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遇到杜少卿后,得知杜娘子在南京,她才依封建礼节去拜访他,她和盐商的官司也是在一个赏识她的知县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沈琼枝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敢于和盐商做抗争,她的行为已超出了同时代的男性。同时,她又恪守着封建礼节,同房主人娘子烧香、依礼拜访杜少卿等,她仍然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牢笼中。
　　在封建男权秩序下,她们除了做合乎规范的女性,只能做“伪男性”,或者另辟新路,做既脱离传统规定又拥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后者每走出一步都非常不易。鲁小姐走的是前一条道路,但没能走通;沈琼枝走的是后一条路,没有先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但每跨出一步都是伟大的。明清之时,妇女解放思潮开始出现,但也只局限于纲常上的批判,并不彻底,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在形形色色的士子中间,《儒林外史》中点缀着这样一些女性,她们绝非若有若无:“在这部社会戏剧中,妇女是一群十分重要的人物。虽然她们人数甚少,但这一群经过选择的女性形象却组成了一个变化多姿的中国女性的画廊。”[5]有母亲、妻妾、妓女、“才女”,还有本文未论及的节妇、烈妇以及婢女、老妪等等。我们试图从她们的生活中找出一些她们自己的想法和思想,但答案却是:传统封建女教是她们的准则,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是她们的价值观,偶有几个别出心裁的(如沈琼枝),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女性受压制最深的时代,历史上所有对女性的压迫都在这一时代重演。几千年的积淀压抑、箝制着她们的思想和灵魂,尽管也涌现着女性解放的思潮,但数千年的因循并不会轻易改变,直到今天,女性解放仍需要当代人的不断努力。
　　
　　注释:
　　[1]林语堂:《轻风茗月品女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3][4]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18页,第614页。
　　[5]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王强利,王引萍 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750021)

• 王强利 王引萍： 浅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