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殇》体现了为鬼雄的死亡观。这种死亡观实质上是一种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英雄观,它对后世文人立功立名、为国捐躯等英雄情结的产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深深地影响到后世文人的创作。
　　关键词:《国殇》 死亡观 英雄情结
　　
　　笔者从所能查到的资料发现,鲜有研究者涉及《国殇》的死亡观及其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本文正是从《九歌》中《国殇》的死亡观来探讨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英雄情结,并将其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加以整体观照,并结合一定的史实考察这种英雄情结对历代文人的影响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由于笔者知识有限,功底浅薄,只能选取各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加以论述,就个别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不能面面俱到。
　　
　　一
　　
　　作为一首祭祀楚国阵亡将士的挽歌,《国殇》对阵亡将士加以热情的歌颂。“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王逸注曰:“言国殇既死以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经历,可以说,只有生,没有死,生命就算不上完整。然而死的方式有各种各样,其意义也未必单一。正如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国而死,身虽死而精神不灭,即“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正体现了这种为鬼雄的死亡观。
　　《国殇》产生于中国的轴心时代,它所体现出的死亡观是轴心时代文化交融的产物。死亡是中华民族所避讳的一个话题,人们谈到“死”时往往用其它的词汇来代替。如:帝王与臣子谈论自己死后之事时用 “千秋”、“千秋万岁”、“万岁千秋”, 说朋友、亲人的死用“长逝”、“见背”,称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人的死用“去世”。但死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它构成了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轴心时代的哲人们对死亡都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
　　孔子在回答弟子何为死亡的问题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又,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
　　在孔子看来,死生是一件大事。人对“生”的道理都难以穷尽,又怎么能弄清死的问题呢。实际上,“孔子对超乎此世此生的问题、对象,采取颇为一贯的“存而不论”的实用态度,既不肯定,也未否定。”[1]
　　孔子对死与鬼神的事存而不论,却对仁人志士的价值取向作了明确的表述。
　　子曰:“志士仁人,无以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那么,孔子所主张的“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仁者,近之为父母之难,远之为君国之急,大之为种族宗教文明之所系,小之为职守节义之所关。见危授命则仁成,隐忍修身则仁表。——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2]
　　显然,孔子主张为实践“仁”的价值趋向而不惜身死,必要时还需杀身以成仁,应该说涉及到死亡观。
　　与孔子相比,墨子的死亡观具有一种浓郁的功利色彩。
　　“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始,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于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墨子·天志上》
　　墨子将死亡价值观的高低决定于“天志”。“天志”的实质是为天下百姓安宁之利。同时,墨子又在《明鬼篇》里说:“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从理想层面看,墨子的死亡观比较崇高,但又明显地带有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功利色彩。
　　庄子的死亡观较前两者更具哲学层次的意义。他把死亡当作窥视本体存在的一个窗口,由此来实现超越本体的价值。
　　曾云:“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庄子·大宗师》
　　庄子认为,人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和束缚,必须要获得超越之本体的“道”。而人要获得“道”,又必须经过“外天下”、“外物”、“外生”的过程。“外生”即要求人们不要以“生”为念,从而达到一种“不死不生”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正是道家所追求的死亡观的最高层次。
　　《国殇》所体现的为鬼雄的死亡观正是对儒、墨、道三家为代表的死亡观的继承和总结。为鬼雄的死亡观是对死亡的直面观照,它具有儒家杀身成仁的价值取向,即“近之为父母之难,远之为君国之急,大之为种族宗教文明之所系”,也包含墨家赏贤罚暴、安定天下的内容,[3]而为了国家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更是道家“外生”的引申。同时《国殇》的为鬼雄的死亡观是烙印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背景之中,它孕育着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独立而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英雄情结。结合史实可知,楚国当时所处的危急情况。
　　(赧王)三年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珪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割两城以请平于秦。”
　　——《资治通鉴》
　　楚国备受强秦的欺凌,为了保卫国家,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殇》虽为祭祀楚国将士,希其魂魄帮助国人打败敌人,[4]但更多的是歌颂他们英勇上阵、视死如归,为鬼雄的精神,以此来激励活着的人勇敢地去为国捐躯。
　　
　　二
　　
　　《国殇》为鬼雄的死亡观实质上是一种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英雄观,它对后世文人立功立名、为国捐躯英雄情结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深深地影响到后世文人的创作。方东树《昭昧詹言》评价:“此篇奇警。后来杜公《出塞》诸什,实脱胎于此——而实出自屈子《九歌·国殇》也。”以曹植、王昌龄、杜甫、李清照为代表的历代文人的英雄情结正是发轫于《国殇》。
　　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位武艺高强的爱国英雄。全诗如下: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实有“带长铗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英雄气魄。郭茂倩说:“白马者,见乘白马而为此曲,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
　　曹植同时把自己的英雄情结融入了他所塑造的白马英雄身上。朱乾的《乐府正义》以为:“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子建《自试表》云:‘昔从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篇中所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浮过矣。”
　　实际上,曹植的《白马篇》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为国捐躯的英雄情结。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其后天下群雄竞起,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汉室江山四分五裂。为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而献身,一直是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到建安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连下求贤三令,推行唯才是举的组织路线,各类人才深受鼓舞,皆欲逞其才而显其力,英雄情结遂盘桓人心而难去。”[5]及至唐代,诗歌繁荣,出现“盛唐气象”。在边塞诗的创作中也反映出立功立名、为国捐躯的英雄情结。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
　　诗中一“誓”字,表现了将士立功立名、为国捐躯的决心。后来杜甫的“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前出塞》其三)也体现了这种英雄情结。浦起龙注云:“心绪虽乱,终不易吾誓死之志也。”[6]
　　为鬼雄的死亡观与为国捐躯的英雄情结发展到宋代,更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李清照是这种英雄情结的集大成者。《夏日绝句》十分直观地表达了她的英雄情结: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此诗作于建炎年间。[7]建炎元年时,赵构在南京即位,四方勤王之师聚集南京,士气振奋。如果朝廷趁此北伐,极有可能恢复中原领土。但当时的朝廷偏安一隅,昏庸无能,早把中原河山抛诸脑后。建炎三年,岳飞曾上书奏请恢复中原,反被夺官。李清照的《夏日绝句》正是作于山河破碎之时,北兵仓皇南遁,百姓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她渴望像项羽那样的鬼雄,但又对项羽的不肯过江东表现出一种遗恨之情,实际上是对当政者不能收复失地、不敢为国捐躯的怯弱心理加以指责。
　　
　　三
　　
　　从《国殇》为鬼雄的死亡观到曹植、王昌龄、杜甫、李清照为代表的文人的立功立名、为国捐躯的英雄情结,反映了中国历代文人对英雄的景仰与歌颂。这种英雄情结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这种英雄情结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与国家和民族密切相连。无论是屈原的“带长铗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还是曹植的“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论是杜甫的“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还是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都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风口浪尖而发出的绝唱,而并不是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这种英雄情结自觉地将个体的命运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视死如归。
　　其二,这种英雄情结是历代进步文人价值观的体现。历代文人对立功立名、为国捐躯英雄的吟咏与歌颂,是其个体价值观的高度体现。《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弘法大师也说:“咏怀者,有咏其怀抱之事为兴是也。”[8]对英雄的景仰和歌颂,反映了历代进步文人渴望建功立业、为国捐躯的心理。它推翻了传统的“文死谏,武死战”的迂腐说法,肯定了文人一样具有驰骋疆场、为国捐躯的英雄情怀。这也是历代文人个体价值观的最高体现。
　　其三,这种英雄情结是中国儒、墨、道为主的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从《国殇》为鬼雄的死亡观到曹植、王昌龄、杜甫、李清照为代表的文人的立功立名、为国捐躯的英雄情结,并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儒家、墨家或道家文化的影响,它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这种英雄情结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影响到历代文人的创作。文人的才性与立功立名、为国捐躯的英雄情结相融合,才创作出了伟大的诗篇,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作品的内涵。
　　
　　注释:
　　[1]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第300页。
　　[2]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第421页。
　　[3]于省吾引马其昶《屈原微》:“兹祀国殇,且祝其魂魄为鬼雄,亦欲其助却秦军也”见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月新1版,第172页。
　　[4]许学夷也认为:“《九歌·国殇》一篇,声悍气峻,峥若金铁,与诸作不同,正足为毅魂鼓气。”见《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36页。
　　[5]王晓卫:《魏晋作家创作心态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67-268页
　　[6]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第1版,第6页。
　　[7]周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此当作于建炎年间,北兵仓皇南遁之时。”
　　[8][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00页。
　　
　　(王乔顺 贵阳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550025)

• 王乔顺： 《国殇》死亡观与历代文人的英雄情结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