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人们普遍认为诗人把她引为知己,与她同病相怜;读者也普遍认为琵琶女是一个被玩弄、被侮辱的女性,无不同情她的沦落。本文意在揭开历史的面纱,厘清司马“泪湿青衫”的真正意图。
　　关键词:琵琶女 白居易 青衫为谁湿
　　
　　《琵琶行》“缀玉连珠”,弥足珍贵。诗人用诗歌的形式将感受的声音化为鲜明的形象传达给读者,让读者从形象中再回味其音声,并对那复杂多变的音声可感可触,人们无不为其精妙的语言艺术和高超的描写技巧所折服。唐宣宗在白居易的悼亡诗中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它在当时即风靡大江南北,传诵长城内外。《唐宋诗醇》曰:“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唯此一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琵琶女是一个被玩弄、被侮辱的女性,无不同情琵琶女的沦落。那么,琵琶女值得同情吗?
　　
　　一、从小看其志向——立志于歌舞伎
　　
　　琵琶女出生于京城长安东南的一个游乐区,达官显贵的穷奢极欲,京城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以及大唐帝国的歌舞升平,她从小就耳濡目染,这自然吸引她有志于歌舞伎的生活。为此,她自小抚琴唱曲,苦心修炼,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她的唱歌,跳舞,抚琴弄曲,达到了教师都赞叹佩服的程度。她不但能歌善舞,人也出落得美艳无比,在众多的歌伎中光彩夺目,出类拔萃。
　　纵观全诗,看不出有任何人强迫她做歌舞伎这一行,也没有任何事由说明她做这一行是出于无奈。既不是出于无奈,又不是被迫,便是她自己从小就热衷并立志于这一行业。
　　
　　二、从行为看其本质——醉生梦死,及时行乐
　　
　　琵琶女学成之后,不是洁身自好,而是凭借自己的才、色尽情地放纵玩乐。在那些公子哥儿、纨绔子弟之间,她如鱼得水,极尽献媚之能事,“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一个“争”字,足以见得好色之徒为能得到琵琶女的欢心而争先恐后,争风吃醋,有争着送银两钱财的,有抢着送缠头红绡的。她也以引得男人的欢心和追逐为荣。可见,这是一个风月情场中自以为得意,自以为活得潇洒的女人,你看她“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一个“笑”字,足以看出她对这种生活持有十二分的肯定态度:过得多么惬意,多么开心啊!她感到十三岁以前的努力没有白费,少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由此可以看出她是典型的醉生梦死、及时行乐、自抛自弃的市井女人。
　　
　　三、从晚年看其内心——不安分守己
　　
　　年老色衰的琵琶女,“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按理,晚年的她应该安分守己,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安度余生了。然而,她并不安分,丈夫外出贩茶,携她同船而行,水路不通,陆路艰难,让她暂留,自己只身前往,可见丈夫对妻子并非见利忘情,对她也是难爱有家的。她却不体谅丈夫,耐不住寂寞,总是回忆、留恋那种“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少年事”,甚至痛苦伤心到“梦啼妆泪红阑干”。丈夫辛辛苦苦外出赚钱供着她养着她,她却埋怨丈夫“重利轻别离”。
　　说穿了,她是从内心深处瞧不起经商的丈夫,之所以下嫁商人,是因为年老色衰,出于无奈。当然,比起“五陵年少”,比起富豪子弟,商人在琵琶女的眼中,不啻霄壤。
　　一个不理解、不支持甚至瞧不起丈夫的女人,不是一个好女人,这样的一个家庭要维系下去是很难的。她随时都有弃夫而设入他人怀抱的可能。外出的丈夫风尘仆仆地归来,等待他的可能是人去船空。
　　琵琶女的自叹自悲,纯属自作自受。她的沦落,完全由自己一手造成,直到晚年她还向往、留恋年轻时的歌伎生活就是明证。没有任何人强迫她,唆使她,她晚年的所谓悲哀、凄凉、沦落都是她年轻时的错误选择造成的,是她年轻时醉生梦死,及时行乐所付出的代价。
　　
　　四、官、妓悬隔,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白居易作为京官,被贬谪江州,纯属官场之争。官场争斗,或因政治观点,或因权力归属,一夜之间可能招来满门抄斩之祸,也可能迎来连升三级之喜。今天擢升,说不定明天就撤职查办;今年遭贬,说不定明年又召回京城加官进爵。
　　白居易在浔阳“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他的长吁短叹,怨天尤人,比起同样遭贬的范仲淹就相去甚远,范仲淹的心胸要开阔得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其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及忠君爱民的思想一直为人称道。
　　琵琶女则不同,她在运用自己的技艺和色相尽情享受时应该意识到年老色衰后的凄凉,一朝颜色故,青春不再来,而白居易的贬谪说不定某年某月又召回京城了(事实上白后来官至太子少傅,终以刑部尚书致仕)。可见,官场之争导致的贬谪,不能与歌伎年老色衰导致的沦落相提并论。
　　
　　五、青衫到底为谁湿
　　
　　白居易的后半生自44岁贬官江州起,思想便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对酒吟》)。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与之相适应,闲适、感伤、狎妓诗渐多。诗人也坦言:“性嗜洒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如此者几十年”(《醉吟先生传》),并时时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
　　从《琵琶行》诗篇的布局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对琵琶女在长安的欢乐生活,连细节都写出来了,诗人自己遭贬之前在长安的生活却只字不提,着重写谪居浔阳的寂寞,并反复三次诉说没有悦耳的音乐,这很值得我们玩味。诗人是这样描写在浔阳的生活的:“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他在浔阳的四年,携僧侣道士每每春游东林寺,秋登浔阳楼,或访陶渊明故宅,或观石门涧瀑布,或攀香炉峰顶,或听浪井涛声,或闻鸟语泉鸣遗爱寺,或乘风踏浪晚归彭蠡湖,尽览浔阳诸胜。这有他留下的一百余篇诗文为证,可见浔阳并非诗中所说的那样偏僻荒凉。笔者窃以为,戴有“人民诗人”桂冠的居士,本该歌咏祖国的大好河山,本该同情江州的劳苦大众,而诗人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当然,这些描写都是为了衬托“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琵琶语”,或者说是由诗人自己的苦闷移情。无论是怎样的景由情生,琵琶声在这里实即“京声”,恋琵琶声正表示“恋京”的感情。“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此兴”几人知呢?诗人曾说:“惟歌生民命,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诗人又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致使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杜甫是《三吏》《三别》;居士是《长恨歌》。柳宗元在他之前遭贬永州,写下了游记瑰宝《永州八记》,写下了笔锋犀利的《捕蛇者说》;香山遭贬浔阳,写的是《庐山桂》、《东林寺白莲》。谁在“惟歌生民命”呢?谁在“文章合为时而著”呢?不言而喻,白香山是“愿得天子知”,杜工部是“愿得黎庶知”;白香山是“无人为移植,得入上林园”(《庐山桂》),柳柳州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捕蛇者说》)“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忘与未忘,只有问香山居士了。
　　清人宋蓉塘评白香山诗“忆妓多于忆民”,(《宋蓉塘诗话》)同代人佟法海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吊琵琶亭》)袁枚斥前者为“苛论”、“腐论”,嗤后者为“煞风景语”(《随园诗话》)。应该知道,袁枚自33岁辞官,其后半生的生活行止,在很多方面与香山居士相似。有人说:“巨奸好吐忧国语”,笔者也可以说:“诗人善写狡伪诗”。如果我们凭着读了《卖炭翁》的一股纯情,在这里硬要坚持“司马青衫为她湿”,硬要认为诗人把琵琶女引为知己,同病相怜,对被侮辱的女性抱着同情与尊重的态度等等,那么,白居易向来对女性的态度,这里权且为尊者讳吧。
　　青衫到底为谁湿呢?宋人洪迈说:“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姿,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为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乐天之意,直欲抒写天涯沦落之恨耳。”(《容斋随笔》)这段话我们还是应该重视的。
　　
　　(唐守文 遵义师范学院南白分院 563100)

• 唐守文： 司马青衫为谁湿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