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督教作为公认的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深入骨髓。基督教之宝典—圣经是震撼世界、改变世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英语中大量有趣的习语典故的根源,对文学形象与艺术作品影响至深。了解这些习语典故和原型的来源,将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西方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赏析西方文学文化艺术。
　　关键词:圣经 典故 原型
　　
　　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公认的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作为基督教的灵魂,圣经被誉为“万书之王”(Book of Books),先后被译成1800多种文字。长期以来,圣经渗透到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价值体系、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被誉为震撼世界、改变世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典著作之一。1611年英国发行的“詹姆斯王本”(又称“钦定本”)圣经,语言既朴实优美,又庄严有力,被誉为“英语散文的纪念碑”[1]。“詹姆斯王本”圣经的出现,增添了大量的英语典故和习语,成功奠定了现代英语的基础,为英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圣经中的众多原型人物对优秀文学形象与优秀艺术作品也影响深远。不了解圣经,就很难真正理解西方文化。
　　从圣经中了解现代英语中丰富多彩的习语或典故的来源,可以加深对这些习语或典故的理解。摩西(Moses)是以色列人的伟大宗教领袖和导师,圣经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英语里,Moses可作普通名词,泛指出色的领袖或立法者。在《申命记》的19章,摩西受上帝之命,成为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发布法令:“The punishment is to be a life for a life,an eye for an eye,a tooth for a tooth,a hand for a hand and a foot for a foot.”(“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英语中,an eye for an eye,a tooth for a tooth(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源于此,表示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同样的手段回击对手。同样源于圣经的“诺亚方舟”(Noah’s Ark)一词常在西方文学、电影中提及。圣经中的诺亚(Noah)是个正直而又虔诚敬奉上帝的人。由于人类作恶多端,触怒了上帝,上帝决定消灭世上的一切,同时选中诺亚来为地球保全生命。上帝命他造条大船(即方舟),带上全家及每样活物品种雌雄各一进入舟中。上帝降大雨40天,整个地面都被巨大的洪水所淹没,所有余下的动物、鸟类通通死去。诺亚方舟漂流了10个月,洪水才渐渐消退。诺亚为上帝筑坛祭祀,上帝对他许诺,从此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自然灾害。这时,一道彩虹(rainbow)出现,作为上帝与人类盟约的标志。由此,“诺亚方舟”常喻避难所或拥挤不堪的环境,而彩虹则象征着和谐、希望与新生。西方作品里出现频率颇高的巴别塔(Babel)通常也称为通天塔。圣经中,诺亚的后裔为所欲为,试图修建一座通天之塔,以便与众神交往,扬名天下。上帝为此发怒,搅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之不能彼此交谈;最终众人因语言不通,只得放弃修建计划。“巴别塔”由此成为“嘈杂、混乱”的代名词,也可喻指嘈杂混乱的场所。源于圣经的习语和典故不胜枚举,它们丰富了英语词汇,让语言更富魅力和活力。
　　从圣经中了解西方优秀文学作品形象的“原型”,可以加深对作品形象的理解。英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作品之一——长诗《贝奥武夫》中就有诗句说妖怪格兰代尔是该隐的后裔。该隐是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他是上帝造出的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的长子。他与弟弟亚伯祭献上帝,上帝乐于接受亚伯的供物,而未看中该隐的供品,该隐为此忌恨亚伯,把他杀死在田野,该隐因而成为世间第一个罪人。把嗜血成性的格兰代尔说成是该隐的后裔,其文学形象栩栩如生、鲜明易懂。 “属于所有时代”的莎士比亚可称是善用圣经典故的大师。在他的作品中,圣经典故俯拾即是,他的38部戏剧参引圣经达1000多处[2]。在举世闻名的《威尼斯商人》中,法庭审判这一片段尤为引人关注。当女扮男装的鲍西娅在法庭上巧妙地打败高利贷商人夏洛克时,葛莱西安诺大声欢呼,“一个再世的但尼尔,一个但尼尔!”他口中的但尼尔(Daniel,圣经里常译为“但以理”)便是《旧约》中的四大先知之一。但以理笃信上帝,智学超群,善于洞察事理,尤以善解梦兆与异象而获声誉,曾因遭嫉妒而遇害,被扔进狮子坑却安然无恙。他预言了巴比伦帝国等国的兴衰,鼓励以色列民族在身陷残酷迫害时仍看到希望,保持对上帝的忠诚。但以理成为了善解奥秘、智慧非凡的哲人的原型。17世纪英国伟大的清教徒作家约翰·弥尔顿从圣经取材创作了三部著名的诗剧《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剧中借用了圣经中的许多象征意象和教诲,而作为原型的亚当、夏娃、撒旦、参孙等也频繁出现在后世作家作品中。享誉世界的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创作了大量基于圣经的诗歌、戏剧和散文, 如《该隐》、《耶弗他的女儿》、《扫罗》、《扫罗王最后一支战歌》等。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也大量运用了圣经意象、原型。托马斯·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等作品中也多次涉及圣经中的典故和原型。美国著名小说家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由于其圣经典故、原型的大量运用而显得晦涩难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直接以圣经人物押沙龙为书名,以古喻今,通过《押沙龙,押沙龙!》揭示出人的堕落是现代文明解体的根本原因。圣经是文学作品永恒的母题,是西方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许多优秀的文学家都曾经从圣经中寻找题材,赋予新的涵义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此外,由于圣经在英美享有广泛的读者,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家喻户晓,作家套用或化用圣经典故叙事说理,更易为西方普通读者所接受,还可以丰富作品的涵义,深化主题。而圣经原型、典故、用语在西方文学中的大量引用,却使得不了解圣经的读者读懂文学作品而遇到重重障碍。
　　从圣经中了解西方优秀艺术与音乐作品的丰富内涵,可以加深对作品深层意蕴的理解。圣经本身是一部重要的文学著作,除了对文学和语言的影响外,也是艺术和音乐方面众多杰作的源泉。在艺术方面,欧洲文艺复兴的三大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作品,大部分取材于圣经。达·芬奇举世闻名的《最后的晚餐》是其为米兰的圣马利亚·德拉·格拉齐埃(Sta.Maria della Grazie)修道院绘制的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源于圣经中的《约翰福音》,记叙了耶稣被捕,被钉上十字架蒙难之前与其十二门徒举行的最后一次晚餐。在这件绘画作品中,文艺复兴的理想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完整的“经典的”阐述[3]。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也是赫赫有名的基于圣经的艺术作品。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第二代国王。大卫年少时运用自己的投石绝技击杀了以色列军中无人敢对阵的凶恶彪悍的敌人歌利亚。米开朗基罗在1501年至1504年大约3年时间完成了盛期文艺复兴第一件纪念性雕塑作品—高达4米的大理石雕像《大卫》,俊美的大卫双目喷火,手握投石器,随时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拉斐尔的绘画《西斯廷圣母》是其一生中创造的众多圣母像的代表作,圣母怀抱圣子,脚踏白云,缓步走来,恬静、温婉、端庄,有母性的深邃博大,也有少女般的纯情娇羞。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作家,画坛上著名的色彩大师提香的代表作《圣母升天》、《基督下葬》等也取材于圣经。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版画家古斯塔夫·多雷为圣经绘制了230幅原版插图,是版画史上的奇迹,也是插图界无法逾越的巅峰。在音乐方面,亨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记》、贝多芬的《橄榄山上的基督》、门德尔松的《以利亚》、杜费的《圣母颂》、巴赫的《圣马太受难曲》等名作都取材于圣经。亨德尔的《弥赛亚》是部清唱剧,由53首乐曲组成,音乐的进程分为三大部分,先后讲述了从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到歌颂耶稣所获得的永恒荣耀等。有记载的西方专业音乐是从中世纪教堂圣咏开始的[4],而中世纪罗马音乐的代表性艺术就是以罗马教皇格里哥利一世(590—604在位)的名字而命名的格里哥利圣咏。格里哥利圣咏被认为是欧洲单音音乐最完美的形式,有3000多首,都是单声部音乐,被称为“单旋律圣歌”,其歌词大都是散文,常常摘自圣经。
　　作为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西方文化的渊源,圣经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被人们阅读得最多、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西方传统的语言特色、思维特色及文学艺术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经。 圣经不啻是一把开启西方文化之门的金钥匙。
　　
　　注释:
　　[1]郝澎:《基督教与圣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38页。
　　[2]梁工:《莎士比亚与圣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10页。
　　[3]邵大箴:《图式与精神——西方美术的历史与审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4]修海林,李吉提:《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黄驰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6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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