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博学家胡应麟,在文献学领域里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古书辨伪方面,其辨伪代表作品——《四部正讹》一书中,不仅有对大量古书考辨的实践工作,而且总结了许多辨伪学理论知识,本文拟将对以上两大方面作详尽的论述,呈现他在辨伪学上的贡献。
　　关键词:胡应麟 四部正讹 辨伪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少室山人,更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先祖胡瑗是宋代学者和教育家;父亲胡禧也是饱学之士,有著作行世;母亲通晓诸子百家、稗官小说、传奇词曲等。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胡应麟生性聪慧,自幼好学能诗。然终因淡泊功名而毕生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孜孜追求学术,于文学、史学、文献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作为文献学家,其突出的贡献在古书辨伪方面。胡氏的辨伪专著——《四部正讹》一书集中体现了这一贡献。本文拟就胡氏对大量古书的考辨工作及辨伪方法理论的总结等方面来论述他在辨伪学上的贡献。
　　一、进行了大量的考辨伪书工作,并著作一部群书辨伪的专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方便。
　　国学大师梁启超说:“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的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的一件事。”[1]强调了文献辨伪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据考证,文献辨伪工作早从汉代即已开始。张舜徽说:“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校书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们,原来也是通过校书来考定古书真伪和时代的。”[2]东汉刘向奉诏校理国家图书,其工作内容就包括判别古书的真伪。其最终成果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这属于群书辨伪。至于专篇辨伪,“也以汉儒着手为最先”[3],即东汉经学家马融辨定《尚书·泰誓篇》之伪。此后,文献辨伪之业即沿着群书辨伪和专书(篇)辨伪两个方向发展。除马融外,汉代辨伪学者还有郑玄、何休、王充等人。“及至魏晋之后,六经告退,老庄方滋,风尚浮华,文词靡丽,于是不经之书,杂然并作”[4],虽有颜之推等辨伪学者的出现,但总体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作伪胜于辨伪”。唐代时辨伪学者逐渐增多。据张西堂《唐人辨伪集语》收录,计有颜师古、韩愈、柳宗元等二十余人。宋代的辨伪工作更加广泛深入,北宋有欧阳修、苏轼、程颐等人,南宋有程大昌、朱熹、王应麟等人,辨伪之风空前兴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们还只是“往往在笔记、文集或书目中带说几句辨伪的话,没有专著一卷书来辨许多许多书的伪的”[5]。其中惟朱熹曾想对各种情况不同的伪书作一部专著论之,可惜并未真正实践。
　　进入明代,以宋濂、梅鷟、胡应麟为辨伪学者代表,其代表专著依次是《诸子辨》、《尚书考异》和《四部正讹》。相对前辈,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堪称有史记载且保存下来的第二部群书辨伪的专著。虽说宋濂的《诸子辨》是我国辨伪学史上第一部群书辨伪专著,《四部正讹》也晚于前者百余年,但该书胜于《诸子辨》为:“宋氏专论诸子,他则扩充义例,遍及四部,所论书有一百余种,视宋氏多出一倍。第二,《诸子辨》所谓‘辨’,乃是辨其‘各奋私知而或戾大道’的殊说,其目的欲使‘道术咸出一轨’。这是求善,不是求真;固然里面有许多辨伪的话,但只是旁及的,他的目的总在‘罢斥百家’,还是董仲舒的心胸。《四部正讹》则较能客观,很少卫道的议论,它是以辨伪为正业的。”[6]无论从辨伪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讲,胡氏都明显胜于宋氏。难怪有些学者就直接把《四部正讹》作为第一部群书辨伪专著,如刘咸炘说:“考伪书之事,胜于近二百年”,此前“考证尚未详悉,学人亦罕致力。其专著一书,则始于明胡应麟之《四部正讹》。”[7]
　　据统计,单《四部正讹》正文考辨之书达71部(有辨伪过程者,不含谶纬之书),正文提及者44部(虽无正式辨之,但亦关乎辨伪者),注文考辨者5部。[8]另少量的考辨伪书还散见于《九流绪论》《经籍会通》等著作中,总体胡氏考辨真伪古籍百余部。虽然胡氏所校之书并非完全准确,如《四库全书总目》就曾明确指出:“《四部正讹》为惮于自名者魏泰笔录,然《东轩笔录》实泰自署名,其托名梅尧臣者乃碧云騢;谓卫元嵩《元命包》袭《春秋孝经纬》之名,然元嵩书名‘元包’,不名‘元命包’,且‘春秋’有‘元命苞’,苞从草字,《孝经》并无‘元命包’也;至谓子华子之程即伪撰者之姓名,盖无稽矣。”[9]但他对这百余种书的真伪进行辨别,认定了一批伪书,为后世学者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二、对辨伪学理论知识的精辟总结,点明了辨伪之途径,起继往开来之作用。
　　在论述胡应麟对辨伪学的贡献时,决不能仅限于总结他对伪书的考辨所做的具体工作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是第一个对中国辨伪学理论进行系统归纳总结的人。正如梁启超所言:“专著一书去辨别一切伪书,有原理、有方法的,胡应麟著《四部正讹》是第一次。”《四部正讹》里的辨伪学理论知识主要在:
　　(一)对伪书类例的归纳
　　在辩驳群书真伪的大量实践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胡应麟对历来“凡赝书之作,情状致繁”的伪书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总结,共归纳出二十一条类型:
　　1.“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风后之《握奇》,岐伯之《素问》是也。”
　　2.“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传》、毛渐之《连山》是也。”
　　3.“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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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又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正训》称陆机之类是也”[10]
　　对历史上许多争议或悬而未决的书籍,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和辨证,不仅条分缕析,大体将伪书的种类囊括殆尽,并对每一类型的伪书都举例加以说明。如此详明的伪书条例,确为空前。其后,梁启超将伪书分为十类,虽较胡氏更加缜密,其中也不乏创见,但其说脱胎于胡应麟则昭然若揭。
　　(二)“辨伪八法”的提出
　　梁启超说:“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11]对于辨伪学这门技术性高、实用性强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尽管汉、唐、宋、明诸贤的辨伪工作,就已经蕴含了不少方法论因素。如刘歆父子通过考察作者的时代、书中的内容、语言文辞、思想等问题考辨古籍的真伪;柳宗元从作伪材料和目录等方面揭示其伪;朱熹从常识和证据(包括书的作者、内容、思想、文辞、作伪材料等)两方面辨伪……所有这些前贤的辨伪工作,都为系统的辨伪方法的提出做了铺垫。但他们未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加以提炼升华,作出理论性、方法论性的抽象概括,从而提出一套系统的辨伪方法。最早完成这一工作的还是胡应麟。他通过对古籍长期的研究和考辨,在《四部正讹》中提出了考辨伪书的八种方法,即:
　　“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12]
　　“辨伪八法”言简意赅,内涵丰富,虽说并非都是胡应麟所自创,而是前人都已有所实践,但将其从实践中提炼总结出来,并组成一个有机系统,使其自觉明确地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则自胡应麟始。 其“八法”具抽象思辨色彩、富于理论思维,对后来的辨伪工作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在辨伪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学者提炼的辨伪条例均以此为基础。孙钦善说:“近人谈辨伪方法者又有数家,虽各有补充和发展,但其说皆脱胎于此(即‘辨伪八法’)。”[13]
　　(三)划定伪书范围
　　在《四部正讹》结尾处,对伪书在四部文献中的分布范围又做了划定,这是自有辨伪工作以来第一次对伪书所做的通盘考虑。他说:“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者,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者,杂传记为盛, 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者众。”“诗话伪者尤众”[14]。这是他专研后的经验之谈。正如仓修良说:“这个比例,是他在长期对古籍进行深入研究中所得到的规律,真可谓宝贵的经验之谈,不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自然就无此经验可谈。”[15]这个结论从宏观上分析了伪书的范围,对后来的辨伪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胡应麟以其博学宏识,考辨古籍伪书百余部,将辨伪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写成了一部群经辨伪专著——《四部正讹》,并首次详细划分和归纳了古今伪书的种类,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提出了一套辨伪方法、点明辨伪规律。这是中国文献学史上第一次对文献辨伪展开理论探讨和方法总结,标志着中国文献辨伪学的最终成立。梁启超曾说:“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门学问。”[16]
　　
　　注释:
　　[1]梁启超:《中国近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383页。
　　[2]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283页。
　　[3]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286页。
　　[4]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5]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第166页。
　　[6]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33页。
　　[7]刘咸炘:《推十书·目录学·真伪第三》,第1742页。
　　[8]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5页。
　　[9]张亚南:《论胡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中国期刊网,2007年,第214页。
　　[10]仓修良:《辨伪学家胡应麟》,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第107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4页。
　　[12]仓修良:《辨伪学家胡应麟》,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第108页。
　　[13]孙钦善:《古代辨伪学概述》(上),《文献》第14辑,第215页。
　　[14]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3页。
　　[15]仓修良:《辨伪学家胡应麟》,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第108页。
　　[16]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第167页。
　　参考文献:
　　[1]司马朝军.文献辨伪学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5]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何蕊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

• 何 蕊： 胡应麟对辨伪的贡献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