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小说《结婚》讲述一个特殊的年代里男女的爱情婚姻,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它同样适合移植于当今这个时代,爱情婚姻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叙述婚姻话题的小说作品很多,叙述的方式采用书信体的很少,师陀的这种叙事策略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逊色的,而且很有特色。
　　关键词:师陀 《结婚》 都市 叙事
　　
　　师陀的小说《结婚》中的主人公胡去恶是大都市上海的一个中学教员,为了筹款结婚不惜手段终于见利忘义,被金钱所驱使,最终放弃自己在乡下的女友,试图靠和富家女结婚来拥有财富,而最后被人算计,输得人财两空,且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在动乱的年代里,从农村来到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满怀着纯朴的道德理想,为了能够发财,在充满诱惑和欺诈的世界里所有的理想最终幻灭并迷失自我。小说描述了金钱与都市是怎样摧毁一个在城市中生活却来自农村的学者。
　　提及上海,小说中的十里洋场,是变化不稳定、光怪陆离、沉醉与幻灭的代名词。《结婚》是这样描绘上海的:“上海依旧人山人海,龌龊,杂乱,骚扰,谣言,暗杀,掠夺,红尘万丈。”[1]他孑然一身漂泊在这个城市里,教书让他没有体会到成就感,他的学生不怎么听他的讲课而是读张恨水写的爱情小说。工作不如意,同时在上海生活要很多花费,所以赚钱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他在给佩芳的信中是这样说道:“钱,佩芳。钱固然苦坏了我,同时也苦坏了你们,你恨它还得爱它。”[2]他去拜访田国宝,一个古物收藏家、胆怯的投机商。他借给胡去恶一笔钱,可是要求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报酬。他只有《中国史大纲》和《西洋通史》,然而所有人大笑起来:“你真阿木林。上海是个什么地方?你要押款,你拿金条,金刚钻,股票,提单都行,可是你的稿子。哈,哈!我说句扫兴话,论斤称还不如旧报纸值钱。”[3]在田国宝的帮助下,股票代理人钱亨答应了帮忙。胡去恶也开始了公债交易,他对上海这个金融之城有了不同的想法:
　　“连走路都像上战场。在这里你看不见中国人提倡了数千年的品德,只觉得所谓仁义礼让,根本就不曾在我们国土上存在过。任何人都表示,不能再清楚了:他们没有情感。假使这时有个孩子给车轧死,他们将照常从尸体上踏过去,车照常开过去,谁也不会回头多看一眼……然而这才是真的生活,佩芳,我在上海好多年,直到今日,我算恍然大悟,开了眼界,初次认识上海。我在世上活了更多年,也直到今日,才感到过去的生活不算生活。一个千古不变的原则:为人在世,无须慈悲,优胜劣败,谁力量大,谁就有生存的权利。”[4]
　　茅盾的《子夜》也是通过资本家吴孙甫的体验来了解城市的金钱世界,金融投机和明争暗斗。然而金钱的力量总是与诱惑和女人联系在一起,上海这个都市变得有了性别。“上海还有什么比女人多?……还有什么地方的女人比上海女人更容易上手?……上海女人是什么?蘑菇,春天的蘑菇;你愿意摘多少摘多少。”[5]新感觉派的小说也是表现都市的畸形和病态,小说场景涉及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等现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现代叙事学理论根据叙述者对故事本身的介入程度将叙述分为全知叙述、有限制的叙述、多角度的叙述。这三种叙述形式各有长短,就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而言,叙事视角大部分是属于前两类。第一类如《骆驼祥子》、《子夜》等,它们的叙述者基本上由作者兼任,其扮演的是一个全知角色。用第二类形式叙述的名篇有《呼兰河传》、《腐蚀》等,这类作品的叙述者由作品中的某一个人物担任。第三类叙述形式难度最大,前两类叙事形式的共同点是视角都固定不变,这样就比较容易保持形式上的统一,而这一类叙述形式的视角是变换的,它必须协调各个视角之间的关系。书信体小说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很适合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没有什么拘束比口头交流适宜表露作者的情感。书信体小说比一般叙述手法更能透露人物的心灵。小说《帕梅拉》出现的自我心理分析的新方式,把人们的关注焦点从以往激动人心的外部世界拉到了心灵世界。人们不再单单为了刺激从现实中逃避,而是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尝遍酸甜苦辣、体会百味人生。书信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以情动人的优点在书信体小说中已经得以呈现,书信除了有极强的心理辐射力,作为传递人类情感最丰富最有效的载体之外,书信体小说里的书信,包括日记都可看作是一种连续的独白,我们对书中人物的认识不是通过有关介绍、叙述、说明,而是通过深入了解其所思所想,这些思想是作为无声的自发的持续不断的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6]
　　《结婚》是采用书信体作为叙事的载体,第一部分是第一人称叙述,第二部分变为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用信件写作是非常古老的方式,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纯书信的方式很少,《呼啸山庄》里有部分形式是以书信来写的。书信体小说发源于18世纪的欧洲,它是以书信形式为基本表达途径和结构格局的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环境心理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通过一封封书信的形式来实现的。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人公,讲解故事,塑造形象,写人叙事都以“我”的亲身经历,亲眼见闻展开,使人感到亲切,增加真实感。书信体小说的第一人称“我”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时缩短与作者的距离,更加体会到人物的心理情感。师陀曾经说过,选择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担任叙述者比作家自己担任难得多,因此他对叙事的技巧与策略进行深入的探讨。全知叙述中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看到并说出连人物都不知道的一切秘密。小说的第二部分变为全知的叙述者,叙述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第一部分是站在胡去恶的角度,以他的口吻讲述,读者会被他的困境遭遇所打动而同情他,从而原谅他的改变。但是第二部分改变叙述者,立场也发生改变,使读者会突然清醒起来,觉得他的境况不值得同情,是他自己逐步走向罪恶的深渊怪不得周围环境的压迫。全知叙述同样也是审视胡去恶,同时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师陀说“上海是个最讲现实的地方,它产生车载斗量的血淋淋的黄色事件,绝不产生浪漫故事”而且“上海是个唯利是图的地方,一切决定于现实利益”。[7]他在《上海手札》中也是这样描绘上海人:
　　请恕我在这里弄一个错误,上海人,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并不管明天。倘若今天你们的金子或粮食做赔了,夜里两点钟以前你们已经在旅馆里服过鸦片,你们尽量的服,你们吞得这样多,明天又和你们什么关系?它已不再能引动你们的欲望,它已不再能因为到期的债务使你们害怕,你们自己早已被检验并且安然睡在殡仪馆的礼堂上了。
　　《结婚》表达了作者矛盾的思想,不认同现代都市但也不迷恋乡土,师陀一直认为历史好像并没有前进。当今21世纪人类还是深陷于这种困境,胡去恶是乡下人进城的代表,他们的经历是苦难的过程,师陀让他死在城市中,是为了说明上海是个可以毁灭人的城市,同时在他身上体现出西美尔所说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主题的表达正是通过书信体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两者相互影响使得师陀为文体学的探究做出了贡献。
　　
　　注释:
　　[1][2][3][4][5]师陀:《结婚》,昆明:晨光出版社,1947年版,第1页,第7页,第41页,第98页,第151页。
　　[6]梁莺瑜:《论书信体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刘增杰主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8]师陀:《芦焚散文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李欣子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

• 李欣子： 浅析《结婚》的都市叙事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