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在《变形记》中通过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壳虫的故事,采用寓言式风格,人变成甲虫这一荒诞不经的审美意象,表达出多层寓意,影射了当代社会人们所处的险恶的生活处境,从而显示了作家对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理思考,也使作品具有寓言式审美意象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卡夫卡 《变形记》 寓言式 审美意象 多层寓意 影射
　　
　　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历来是人们研究和争议的作家,以其代表作《变形记》著称于世。就作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言,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而卡夫卡的世界又是谜一样的世界,它充满了种种诱惑与困惑,其作品也与卡夫卡的独特生活体验及其形成的观念形态与写作有紧密联系,他的小说展示了在暴戾的现实世界中,一个敏感灵魂的不安与挣扎。写作对于卡夫卡来说是生命感受与现实反抗的明确表达,又是他曲折人生的潜意识表露,成为他精神生命的唯一栖息方式与确证。但如果将卡夫卡的小说仅仅当作个人某种生活经历与私人感受的表达,当作“私人小说”来理解,那就既不符合作者的本意,也无法解释卡夫卡小说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相反,卡夫卡在《变形记》中通过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壳虫的故事,采用寓言式风格,人变成甲虫这一荒诞不经的审美意象,表达出多层寓意,影射了当代社会人们所处的险恶的生活处境,从而显示了作家对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理思考,也使作品具有寓言式审美意象的艺术特色。因而有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如果不阅读卡夫卡,我们就无法认识20世纪的西方文学。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本文着重从《变形记》的审美意象所表达的多层寓意方面着手研究。
　　
　　一、甲虫就是作者自己
　　
　　格里高尔这一甲虫形象体现了卡夫卡个体化生活及其独特的精神体验。作者的思想具体表现为:
　　(一)孤独意识
　　父亲为人暴戾、专横,像个暴君,因此,卡夫卡始终感受到生活在父亲的“重压”之下,母亲虽然方式有所不同,却常常与父亲立场一致,在这种紧张的家庭氛围的影响下,自小时候起,恐惧感就在卡夫卡精神上扎下了根。长期的强化影响,他感觉对“办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了”。家庭教育是造成卡夫卡忧郁、封闭、恐惧的主要原因。这种恐惧感占据心灵,孤独融入生命,在作者创作中始终体现了“恐惧——孤独——死亡”这一心路历程,恐惧与孤独是相互联系的,恐惧滋生孤独,而孤独又强化恐惧,死亡是最后的终极。也难怪鲍姆说:“一个如此孤独的人,写了如此孤独的书。在我们认识了卡夫卡后,我们很难想象,谁还有资格去描写孤独?”他决不去指责什么,而是表明事实。他没有仇恨和神经过敏,也没有风花雪月般浪漫,仅仅是用一种无与伦比的眼光审视,撕破神秘的面纱,揭开他自己以及别人内心生活的外壳。所以有人说,卡夫卡的作品有一根未剪断的“脐带”,它的母体就是作者,因此卡夫卡的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为经纬,写出了主观情感激起的幻想。这种自传色彩与作者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有关。
　　卡夫卡所属的犹太民族长期没有自己的国家,流散在世界各地,犹太人是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备受其他民族的歧视。犹太民族的处境给卡夫卡的心灵很深的刺激,使他感到自己是流浪的异乡人,精神的漂泊者;家庭中父亲的高压政策和母亲的忧郁性格的影响使其作品中流淌着与众不同的血与泪。由于对文学的执着,卡夫卡每每与父亲的意愿相左,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到20句话;和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话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那两位已婚的妹妹和妹夫根本就没话要谈。先进的武器对人生命的涂炭,信仰失落造成精神的荒芜,经济危机造成大批失业等严重的社会现实也深深地影响了卡夫卡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从外部看我是硬的,我的内心是冷的。”甚至在自己家里,“我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他的作品描写父子、家人、亲属、世人不能互相沟通、理解。孤独不仅是他的境况,也是他的追求。卡夫卡无论如何努力,总是原地徘徊,始终找不到出路,格里高尔变形后被遗弃的境遇和悲凉凄苦的心灵世界,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由于无法沟通而造成的孤独、悲哀和冷漠。
　　(二)恐惧意识
　　对他来说,“安宁永远都是不真实的”。他甚至说:“我的本质就是恐惧。”因为“我的生命、我的存在都是由这种地下的威胁构成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是对自我的弃绝与放逐,是自弃于人类圈子的潜意识的隐晦影像,这是格里高尔心神俱往的,他自愿认同于动物世界,与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弱小者一样,格里高尔深感生而为人的焦虑与恐惧,他为此奋斗着,抗争着。
　　(三)障碍意识
　　卡夫卡眼中的世界是个障碍重重的世界,他感到“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他说:“与其说我们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里,毋宁说生活在错乱的世界里。一切都像不能出海的破帆船上的缆绳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
　　(四)负罪意识
　　卡夫卡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而“我们都应该受到责备,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行动”。他或者因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作家使命没有完成,或者因为自己的家庭责任没有尽到,或者因为在婚姻中先后“给两位姑娘带来了不幸”,或者因为父亲辱骂了店里的职工,自己感到内疚。他自审意识很强,既控诉环境,也控诉自己。卡夫卡从一个被寄生者变成了寄生者,他的变形是不完全的,变形后他头脑清醒,情感丰富,具有人的心理等等,仅仅是形体发生了改变。变形的不彻底使他亲眼目睹了变形给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使他对家人产生了深深的内疚感,卡夫卡在作品的后半部分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变形后给家庭造成的影响及他那种强烈的负罪感。
　　(五)悲剧意识
　　一家人在格里高尔死后如释重负,他们驱车去郊游,一路上盘算他们的未来生活并得出结论:“他们的前景一点也不坏”。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里高尔的家人获得了自由,这样的结局是所有的读者所不愿意看见的,也是悲惨的,但更多的是作者卡夫卡对格里高尔,即对自己乃至“本世纪人类景况”的独具特色的“把握”,它实实在在地印证了作者对世界充满悲观情绪的看法,“不仅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
　　
　　二、甲虫影射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
　　
　　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与职业习惯的双重压迫之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似乎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如精神分裂症,瘫痪重病或出了事故,终身残废,或因染上不良恶习无可救药等等,那我们就不足为奇,作品的主旨也清清楚楚。格里高尔既没有变成一只小狗,淘气可爱;也没变成一只狮子,令人敬畏;更没变成猴子,供人娱乐。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灰色的,淌着黏液的甲虫,它只能让人嫌恶。试想,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正如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变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临终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新的伟大诗篇的序曲。”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异化的感受更是主观的,精神的,是人的意识不断发展的结果。在关于人自己的意识还没有充分发展时,人们是不考虑异化问题的,他们的目标仅是生存。而在人可以更有意识地对待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时,随着追求的目标更高,感觉的痛苦就越多。因为人类有一种永不满足的追求,而人类又早在人类文明开始之初便在灵魂深处不断地拷问自己,认识自己,这也是人性的主要特点。异化一方面是为社会创造了丰厚的社会物质条件但从另一方面又对人性产生了很大的束缚。《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人与物的异化,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西方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现代工业文明越发展,个人生存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在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状态下,大规模的国家垄断组织不断膨胀,与此同时又存大机械生产的非人道化,造成了一切生活事物的平均化和人性的异化,同时也引起了人的孤立化。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西方社会关系的本质呢?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人性日益减少,虫性日益增加,他们既不能拯救社会,又无力解脱自己,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人变成了虫是退化了,但写人变成虫子则不是退化而是进化了,因为人们看到了生活的本质。作者也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习已为常的“正常”关系的反常现象,从而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二是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即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连家庭关系都这样,更不用说推而广之到社会的其他人了。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是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告,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当一个人对他人失去利用价值以后是多么的不幸与悲哀。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这一点。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或他人的迫害打击,而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自己亲人之手,作者以犀利的笔触,透剔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淋淋的现实本相。解除神秘,揭开自己以及别人内心生活的外壳,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也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
　　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中国的梁祝殉情双双化蝶,《孔雀东南飞》夫妻死后化作鸳鸯,《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的故事等,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是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在西方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灾难降临。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西方现代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境地。
　　
　　三、甲虫也是象征当代社会的普通人
　　
　　格里高尔的变形,诉说了现代人自我价值与个性丧失的悲剧,展现了现代人丧失自我,在绝望中挣扎的精神状态。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人的个性已淹没在群体当中,在这个世界上普通人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人自然不会有甲虫的外壳,甲虫自然也不会有人的心态。但格里高尔的变形却折射了现代人在另一层面上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由隔膜造成的孤独,这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异类的异化状态。而今甲虫式的人物无处不在,都想方设法逃出人生、生存和生活的困境。我国作家苏童、池莉、方方等当代作家小说中的“格里高尔”比比皆是,也体现出当代普通人的困惑这一主题。笔者认为连前些年轰动全球的儿童小说《哈利波特》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很多时候,生活中的普通人由于承受不了学习、升学、就业、工作、买房、养家糊口等方面的压力,于是就自弃于人类,想让自己变成动物,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变形的想法吗?不过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当我们面临困境时不是逃避,而是要勇敢面对现实,承担责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总之,卡夫卡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作品中,以隐蔽的方式向世人表达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对于人类境况的把握,独有一种以个人写世界,以世界写个人的超凡能力。索克尔评价说:“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本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充分把握这篇多层次的作品,每一研究仅能在索解其奥秘的道路上前进一步。”尽管卡夫卡并没有给人们指出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尽管卡夫卡在其作品中在面临困境时选择了逃避的办法,尽管其作品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但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作者仍希望人们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同情、怜悯和援助,关注弱者,关爱生命,提醒人们重视这些社会问题。这是《变形记》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也是作家多层审美意象的意义所在。
　　(欧蕾 遵义师范学院南白分院 563100)

• 欧 蕾： 《变形记》寓言式审美意象摭谈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