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西兰小说家贝丽尔·弗莱彻的《铁嘴》以《伊利亚特》为依托并对其进行了女性主义重写。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大多都能在史诗中找到原型,但关注的重心从英雄纷争转移到女性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上来,无论叙述视角还是情节结构都把女性的经历大大前景化。它继承并颠覆了个别场景中的男权叙事,把战争做了漫画式的处理,并将重心置换为女性经验的记录与发掘。此外,作者把战争荣耀的主题拓展到语言暴力的领域,从而探求女性话语权缺失的社会历史根源。整部小说在互文性的框架下探索了提高女性主体意识的重要性。
　　关键词:贝丽尔·弗莱彻 《铁嘴》 《伊利亚特》 女性主体意识
　　
　　以经典作品为依托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一大特色,比如乔伊斯以《奥德赛》为基础创作《尤利西斯》,简·里斯重写《简爱》而成《藻海无边》,库切基于《鲁滨逊漂流记》写成的《福》等等,这些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同时又颠覆着经典的文学文本,新西兰著名女性主义小说家贝丽尔·弗莱彻的《铁嘴》正是这样一部力作。该小说是弗莱彻女性主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它延续了前篇《语言毁灭者》中女性主体意识探求的话题,主要人物和场景都围绕艾登赠给女儿克里斯的一幢房子展开,几位年轻的房客——布里斯、奥德丽、芬恩和伊莱娜——共同演绎了一段悲欢离合的人生情节剧。房东克里斯试图把《伊利亚特》改编为充满女性关怀的电影,但最终宣告失败,却在创作过程中偶遇失散多年的表姐,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女友桑德,到小说结尾,一切传统的男权障碍得以排除,在深厚的姐妹情谊中几位女主人公开始了新的自由生活。
　　小说得名于英国著名战争诗人克里斯托弗·朗格历经四十年研究《伊利亚特》的成果——五卷本诗集《战争音乐》,书中有“希腊人张着微笑的铁嘴”的诗行。弗莱彻同样沉醉于这部经典的英雄史诗作品,但她是从女性的角度看出了其中的反动:荷马以降的男权时代,“引人入胜的故事总是那些战争中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故事,那些男人们为了争夺土地、女人和权利的故事”[1](P93),女性成为财产和荣耀的符号,“由于女性被财产化,人格被褫夺,妇女被剥离得只剩下性的特征”[2](P8)。这部男权叙事的经典在当代仍然没有过时,弗莱彻从中读出了现时意义,从而有了这部颠覆与重构并存的女性主义小说。《伊利亚特》既是主人公克里斯解构的目标文本,同时又是小说的潜在情节结构,对于理解弗莱彻的这部小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英雄褪色与女性登场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伊利亚特》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弗莱彻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大多都能在史诗中找到原型上。史诗中斯巴达的国王墨奈劳斯盛情款待来自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但后者却倾心于女主人海伦的美貌并将其带走,从而挑起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铁嘴》中的伊莱娜保留了海伦的倾国倾城之美貌,受到丈夫马尔康姆的虐待,又被丈夫的访客艾克赛尔所吸引。与海伦不同的是,伊莱娜是位高尚的母亲,她带着女儿主动逃离丈夫的暴力,同时她又是个反叛的角色——卷走前夫的一大笔存款,并在住进克里斯的公寓后开始幽会男友艾克赛尔。荷马史诗中的海伦在传统思维的审视下是战争的祸根、红颜祸水,在到达特洛伊后随遇而安,把原来的丈夫与女儿抛之脑后。而在弗莱彻的笔下,伊莱娜虽然仍未摆脱家庭暴力的阴影,却已经步入了重寻爱情与婚姻的轨迹,走上了用智慧去抗争的道路,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小说的结尾,她利用丈夫的钱为姐妹们建起一座新的公寓楼,从而拥有了真正属于女性自身的家园,用伍尔夫的话说,即“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拨正了海伦的悲剧命运后,弗莱彻继续从荷马史诗的其他几位边缘女性人物切入。史诗中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是希腊联军的首领与战将,因在分配女俘问题上发生争执导致后者罢战,整部《伊利亚特》主要是以两人对女性的纷争为诱因展开的。而在《铁嘴》中,布里斯(史诗中的布里塞伊丝)是奥皮(阿喀琉斯)公司的员工,两人日久生情,但是哥哥艾登(阿伽门农)在女儿克里斯(克鲁塞伊丝)选择独立生活后与妻子不和,竟然开始追求弟弟的情人,导致两兄弟反目成仇。后来,奥皮在商战中拆亲生哥哥的台,并为了报复最终推倒了几位女主人公居住的公寓楼——艾登财富的象征,尽管艾登已经与布里斯因生育问题而关系破裂,尽管艾登像阿伽门农一样许诺归还布里斯。弗莱彻把关注的重心从英雄的纷争转移到女性人物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上来,不管是从叙述视角还是内容安排上都把女性的经历大大前景化,同时把《伊利亚特》中几乎失语的克鲁塞伊丝扶正为中心人物,通过大量引用其电影脚本来实现在女性视角下对经典男权叙事的纠偏与再造。
　　此外,小说中重塑了史诗中的另外两个女性人物——卡桑德拉和克鲁泰奈丝特拉。帕里斯的妹妹卡桑德拉是位先知,但因拒绝了阿波罗的引诱而遭到报复——无人听信其预言。《铁嘴》中艾克赛尔也有个双胞胎妹妹叫桑德,她自外于喧嚣人世,独居于沙滩上的船屋,并在作画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女性处于屈从性的社会地位,并引导克里斯走向主体意识的觉醒。桑德作为克里斯的好友,其先知与救世主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克里斯从过去中解放出来,二是把她从父亲的庇护下解放出来。阿伽门农的妻子克鲁泰奈丝特拉一直遭到丈夫的冷落,尽管无论在美貌还是女红上她都异常出色,但这位国王“愿割爱”以“祈望军队得救,而不是它的毁灭”[3](P7),听信谗言令儿子杀死了她。弗莱彻把这个悲剧角色做了另外一番处理,艾登的妻子克洛伊是一位聪慧而不乏自主意识的女性,尽管出于家庭和睦的考虑克里斯向她隐瞒了父亲出轨的实情,但克洛伊对丈夫的不忠却心知肚明,并用智慧与真爱最终赢得了家庭的和美幸福。这种美满的结局在荷马史诗中是很难找到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威风凛凛的英雄早已作古,女权运动的波澜迭起将女性的经验推向社会和文学创作的前台,弗莱彻正是借此契机充分发掘了《伊利亚特》中的扁平人物,并对各自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摹,从而演绎了一部女性版的史诗巨作。
　　
　　二、战争场景的滑稽戏仿
　　
　　战争历来是一个充满血腥与恐怖色彩的词汇,同时又理所当然地与男性和阳刚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战争无非是“男人们为了争夺土地、女人和权利的故事”。所以,一旦放诸女性的视角中审视,战争也就多了几分荒谬,而弗莱彻借助《伊利亚特》中的战争将这种心理趋向发挥到了极致。
　　荷马在描述斯巴达联军的人数之众、规模之巨时,曾无奈地感叹道:“我无法谈说大群中的普通一兵,也道不出他们的名字,即使长着十条舌头,十张嘴巴,即使有一管不知疲倦的喉咙,一颗青铜铸就的心。”[3](P45)因而,诗人代之以走马观花的讲述,包括各个头领的简历及其舰队的规模,即使这样也在第二卷中占据了近300个诗行的篇幅;在该卷的结尾部分,荷马还用稍短的篇幅介绍了特洛伊的兵将。可见,战争元素在荷马心目中的份量。而据弗莱彻观察,“是史诗就要有清单,无非是战士、祖先、战利品、战马、英雄、牺牲品、有情人什么的”[1](P220),所以《铁嘴》中克里斯要用电影再现的史诗场景也必然有这么一个清单,但为了满足“现代主义者对新奇性无底洞似的追求”[1](P220),她选择了汽车来代替原来的战舰,而且是在沙滩上开行的汽车!作者的辛辣反讽意味跃然纸上。来自新西兰土著民各个部落的阿特金斯(阿斯卡拉福斯)、安德森(小埃阿斯)、爱德华兹(厄勒非诺耳)和温斯洛等首领,都耀武扬威地开着各式豪华汽车,后面尾随着一辆辆的面包车和公共汽车,组成庞大的汽车编队。弗莱彻通过克里斯的视角,对残酷的战争叙事进行了颇具滑稽意义的调侃,同时对主流社会创造的强势男权文化——无论是荷马的战舰,还是克里斯的豪车——均进行了强有力的反讽。
　　史诗第三卷中有一场墨奈劳斯和帕里斯这对情敌之间的决斗,该场景在《铁嘴》中被弗莱彻两次改写。第一次是一位古希腊士兵和一名现代穿着的男子之间的决斗:祭品、红酒、长矛、盾牌和魔法,《伊利亚特》中的战场要素一应俱全,只是结局滑稽得可笑——祭品羊被一位流浪女士宰割,遭其顺手牵羊的还有装饰精美的屠刀和一块肥硕的腰腿肉。作者如此处理,把现代人之间的争斗戏剧化,尤其是流浪女士的出场,现代人简直成了小丑般的人物。另一次对战争的改版,出现在艾克赛尔和“变色龙”——马尔康姆雇用的私人侦探之间的打斗中,弗莱彻在描绘这次决斗时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法:一种是夹杂了很多魔幻成分的打斗场景,另一种则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用伊莱娜和艾克赛尔的对话进行间接叙述。就这样,在以女性为中心的《铁嘴》中,战争场景被推至叙事的边缘,仅作轻描淡写的处理,而同时两个决斗的场景都融入了女性的参与,这与荷马的叙事策略截然不同。
　　荷马在表现英雄的阳刚之气的同时也不忘展现他们的另一面,第六卷中赫克托耳在出战前探望妻子和乳儿的一幕就十分感人:他“抱起心爱的儿子,俯首亲吻,振臂摇晃”,[3](P149)然后去和忧伤的妻子告别。《铁嘴》对这个感人的镜头做了蒙太奇处理,首先是复制荷马的赫克托耳和安德罗玛开,然后是现代社会即将远行的水手和妻子,到后来是快速切换的类似分别的场景。显然,作者发现了这类别离场景的共通意义,并上升到人类整体的高度来反思战争:从荷马时代到现在,战争的因素始终没有绝迹,“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从子宫到子宫再到子宫,我们生出的儿子都是些杀手。”[1](P164)女性成为战争参与人的制造者,不觉中充当了战争的帮凶,弗莱彻的小说在为女性摇旗呐喊的同时又平添了超越女性主义的成分,从而让文学回归了人本位。
　　我们看到,弗莱彻对《伊利亚特》的女性视角下的再造,既继承了荷马作品中的精华及其合理性因素,同时又通过对史诗中部分场景与人物的改写,让女性在新的文本中找到合理的位置,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当然,弗莱彻对荷马史诗的女性主义改写充满了滑稽论调,这种漫画式的戏仿是作者在饱经人世沧桑之后发自内心的呼唤,是一种对两性和谐的呼唤。
　　
　　三、战争主题的拓展
　　
　　战死沙场一直是千百年来战争叙事的焦点,也是对英雄志士来讲最高的荣耀,《伊利亚特》中的战将个个骁勇善战、为家国流汗流血,以殒命战场为荣,以临阵脱逃为耻,塑造了声明显赫的英雄传奇。弗莱彻在《铁嘴》中以十分理性的目光,透过克里斯的镜头生动再现了战争的惨烈:一位战士被投枪刺中肋部,却仍然不顾个人安危,挣扎着站起来向敌人进攻,他招来的只能是雨点般的石块的打击,“这时,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管他多么努力地站起来,保持喘息,让心脏继续跳动下去,他已然发觉自己的大限已到。他反抗的那光荣一刻,虚弱的臂膀仍然高举,双膝却慢慢软了下来,幽黑的夜遮住了他的双眼。”[1](P36)弗莱彻的这段颇具震撼力的描述,引领小说中的克里斯去寻求战死疆场以外的荣耀:她躲在假想的摄像机镜头背后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在多莉身上她看到了通过探索身体而发现自我的成功尝试,在表姐身上她找到了用智慧去与命运抗争的不竭动力,并最终在女友桑德的帮助下摆脱了依赖父亲的生活轨道,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超越。
　　不管是克里斯的电影载体,还是弗莱彻自己写的小说,都没有摆脱文字或者说语言的束缚。如果说披露战争的暴力是作者关注的重心,那么探索语言的暴力则是她潜意识中的不懈追求,弗莱彻的小说三部曲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了这一主题。荷马时代的英雄是不会写字的,书写一直是皇族的特权、精英的专长和普通百姓的禁区,在《伊利亚特》中仅有一处提到书写文字。伯勒罗丰忒斯被诬告勾引了王后,但是“王者没有把他杀掉,忌于惊恐自己的心肠,而是让他去了鲁基亚,带着一篇要他送命的记符,刻画在一块折起的板片上,密密匝匝的符记,足以使他送命客乡。国王要他把板片交给安忒娅的父亲,让他落个必死无疑的下场。”[3](P138)这里的“记符”其实是一种统治者给犯人下达的死亡通知单,它的致命性足以影射书面语言的威力。弗莱彻结合对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的妇女在阅读、写作或出版领域中遇到的重重阻碍的观察,挖掘出了依然潜藏于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话语权的暴力与否定,在小说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书面语言的这种危险性。克里斯鉴于“视觉图像的强大力量”而决心“从把口头语言转换为图像开始”[1](P21)电影创作的伟大工程,但她精心写就的剧本仍然因过激的语言与思想而最终遭电影协会拒绝。此外,在上文提到的第一个决斗场景中,那位现代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希腊士兵的发问“你的长矛在哪?”,他的回答却是“我用不着那个,我有另一种武器”,接着就开口大讲一通无人能懂的话,讲完后就立即消失了,而希腊兵的“盾牌上出现了凹痕”。[1](P45)这个极富魔幻色彩的片段是对《伊利亚特》中情敌决斗场景的戏仿,爱神阿弗洛狄忒施给帕里斯的魔法助佑变成了弗莱彻笔下入目三分的语言的强大威力。
　　《铁嘴》就是这样一部反转英雄叙事、倡导女性自立自强的小说,只有在互文性的视域中,与《伊利亚特》对照阅读,才能发现作者的女性主义乃至对全人类的深切关怀。弗莱彻借用荷马史诗中的主要人物上演了一部后现代版的女性史诗,继承并颠覆了个别场景中的男权叙事,把战争荣耀的主题拓展到语言暴力的领域,通过互文性的创作手法,探索了女性提高自我认识、弘扬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她笔下的女性都通过各自的努力实现了新生,作者对女性经验模式的成功探索成就了这部著名的新西兰后现代主义小说。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科技大学2008年度科学研究“春蕾计划”项目“网络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08AZZ147)
　　
　　注释:
　　[1]Beryl Fletcher. , Wellington: Daphne Brasell Associates Press, 1993.
　　[2]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荷马著,陈中梅译:《伊利亚特》,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
　　
　　(李方木,高艳丽 青岛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66510)

• 李方木 高艳丽： 《伊利亚特》框架下的女性主体意识诉求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