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大多文字简约,语言含蓄。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一句富含“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笔者以为,正确而深入地解读“一苇”这一意象,有助于理解苏东坡在整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体悟苏东坡在特定时期的世界观。
　　关键词:简约含蓄 一苇 内涵丰厚 思想情感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道:“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此语对唐诗中的“含蓄之美”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其实不惟唐诗,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大多十分讲究含蓄。“用语十分,下语三分”,作者下笔时往往是藏而不露。读这样的文字,我们自然会像香菱学诗时所说的,“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真正是回味无穷。金圣叹评赏西厢记,悟到浩荡大劫、风驰电掣,心生“恸哭古人”之念。我们在阅读时也应懂得去探寻文字中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切不可将语言文字看成是僵死的符号。
　　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有“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之句,苏教版必修一注“一苇”曰:“一苇,喻苇叶般的小舟。”笔者以为,这一注释模糊而肤浅。《古文鉴赏辞典》注曰:“一苇:喻所乘小舟。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也是言不尽意。
　　
　　一、“一苇”的出处
　　
　　“一苇”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诗曰:“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这是一首动人的思乡之歌,作者是一位侨居卫国的宋人,他日夜苦思归返家乡,但由于某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当时卫国都城在河南朝歌,和宋国只隔一条黄河。诗人久久伫立在河边,眺望对岸自己的家乡,吟唱出这首诗,抒发着心中的哀怨。马瑞辰《通释》认为:“一苇杭之,盖谓一苇之长,可比方之,甚言河之狭也。下章曾不容刀,亦谓河之狭不足容刀,非谓乘刀而渡,则上不乘苇而渡,明矣。”是合乎诗歌本意的。可见《前赤壁赋》中的“一苇”并非诗经中的原意。
　　关于“一苇”,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相传,当年达摩欲渡长江,并不是坐船,而是在江岸折了一根芦苇,立在苇上过江的。宋人黄庭坚《渔家傲》中“江头暗折长芦渡”即指此事。潜心佛道的苏东坡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在那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与二三知已泛舟于长江之上。眼前江面平静如镜,清凉的秋风轻柔地吹拂着,一轮明月缓缓升起,一切都显得那么空灵、宁静、幽雅。面对如此美景,他暂时忘记了尘世一切烦恼和痛苦,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适意,竟然产生了“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一苇渡江”,何等地自由、何等地潇洒、何等地从容,这不正暗合了苏东坡“学仙度世”、“超世独行”的愿望吗?
　　
　　二、《前赤壁赋》创作背景
　　
　　《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这时苏东坡谪居黄州已近四年,他无辜遇害,长期被贬,郁愤之情,实在难免。苏东坡手书的《前赤壁赋》,是他应朋友的要求亲自书写的,并在手书后附了一封短信:“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从这个附言中可以看出,苏东坡写完《赤壁赋》,“未尝轻出以示人”,钦之派人来索取他的新作,因为是信得过的朋友,才亲自手书“以寄”。奇怪的是,他还要求朋友“深藏之不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秘密就在那“多难畏事”四个字里了。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这种“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日子本来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而且此时,他的内心也不能全然忘情于这个尘世,他在给另一个朋友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虽怀坎 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会与造物。”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那阕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让他萌生了“一苇渡江”、“遗世独立”的念头,也正是由于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回归于生命的清纯和空灵。
　　
　　三、苏东坡与佛道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丰富的封建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他“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史》)“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东坡先生墓志铭》)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曾立志做一个风节凛然,敢做敢为的儒者。任职期间,他也一直以儒家“仁政爱民”的清官标准来要求自己。然而,冷酷无情的现实使他很快发现,自己正处于北宋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而他的执着和守正不阿又注定了他要成为这一场政治斗争的不幸牺牲品。面对实际生活中各种矛盾和斗争,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种种忧患和无常,“兼济”固然谈不上,“独善”又谈何容易?张毕来先生说过:“就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而论,士大夫那种寄生的空虚的软弱的阶级特性,以及他们经常碰到的政治上和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使他们常常产生逃世的倾向,就思想传统说,他们从儒学里找不到理想的道路,他们的出路因而就是道与佛,尤其是佛”。苏轼也不例外。
　　苏轼平常就曾涉猎道家学说,“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东坡志林·道士张易简》)然而,道家愤世嫉俗,批判现实的态度为世所不容,而用道术和服药的“炼形”方法,也并不能超凡入圣,做不死的神仙。既然不能成仙得道,自然还得经受人生的忧患和磨难。怎样才能真正地解脱精神上的痛苦,恢复失去平衡的心理?他向“佛”求救了。他不仅“读释书”,还与禅僧们过从甚密,交往很深。他自己就曾说过:“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东坡志林》卷二《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终于,苏轼从当时盛行的佛教禅宗适意自然的人生哲学中找到了一剂治疗心理伤痛的良药。于是,乌台诗案之后,佛家禅宗思想便成了苏轼处世哲学的主导思想,也成了他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特别是《前赤壁赋》更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一苇”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禅宗的一切本空的世界观帮助苏轼解除了精神危机,调节了不平衡心理,使他可以忘忧,因而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寻到了生活的情趣。
　　南宋陈善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 ” 要想把薄文读厚非如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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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 221009)

• 王 红： 把薄文读厚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