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说新语》中关于王徽之的故事不多,大部分归入“任诞”一门。但他的放纵任性完全不同于当时文人的低级和庸俗。而是文人所有的一种高雅的情致,充分展现了魏晋人潇洒飘逸的风度,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风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率真无拘、快意而为;二、追求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愉悦。
　　关键词:《世说新语》 王徽之 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我国第一部记录人物奇闻轶事的文言志人小说,主要是记述魏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轶事,从各个角度展示出当时士族名流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与现代小说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采撷了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零星片段来记述人物的言行,一般只用数行文字,短的只有三言两语,但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世说”的最高成就在于它不仅形象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作品中有一部分对东晋文学士人言行的记述,充分地展示了魏晋文人所特有的崇尚自然、风流自赏、不慕功利、纵情任性、潇洒飘逸的风度。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魏晋风度,这种风度在《世说新语》对王徽之的记述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王徽之,字子猷,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第五子。作为东晋名门贵胄,他曾身居显位,又负一时才名,遗憾的是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像他父亲一样的芳名,《晋书》为他立传,竟是史官从《世说新语》中采拾来的几则琐细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人们看来都是荒诞不经的,这又不能不说是王徽之的幸运。虽然《世说新语》中关于他的故事不多,至多有只有十几段,而且大部分归入“任诞”一门。但一说到魏晋风度,只要读过此书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子猷种竹、访戴之事,这几乎成了历史上士族文化和士族文人人生态度的象征。
　　“任诞”主要收集了魏晋文人一些放纵不羁的行为,如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的酒醉放达,在家中脱衣裸体;文人王澄出任荆州刺史,众多名流为他送行,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爬到树上掏下鸟雏在手中把玩,竟旁若无人,神色自如。王徽之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也主要归入“任诞”一门,但他的放纵任性完全不同于刘伶、王澄之类的低级和庸俗,而是文人所特有的一种高雅的情志,充分展现了魏晋文人潇洒飘逸的风度,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率真无拘、快意而为
　　
　　在世俗生活中,人们追求的往往是金钱和功名成就,而魏晋士大夫追求的却是个体生命内心的自适与满足。在《世说新语》中,王徽之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便是他的率真无拘和快意而为。他弃官隐居山阴,过着一种清静无为,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山阴那个四望皎洁的雪夜,他独自对酒当歌,悠然吟出《招隐士》的句子,想到隐士高洁的情怀,不由地怀想起他那在风景如画的剡溪隐居的朋友戴逵来,他竟然不顾夜晚雪大,驾一叶扁舟乘兴前往,“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一旦尽了兴,即便到了戴逵家门口,也不登门问候,而是兴尽而返。有人对他的这种行为不理解,而他却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二十三》)这是一次没有现实的目的和功利的游览和拜访,而是以精神的自适作为最大的满足,这不仅充分体现了王徽之的率真自然,也体现了他追求快意而为不计得失的生活方式和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这是何等的洒脱,又是何等的自在。
　　
　　二、追求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愉悦
　　
　　魏晋士大夫大多追求心灵的自由,有着高雅的情趣和爱好,这是这一时期士大夫普遍的一种生活模式,如王羲之喜欢书法,酷爱鹅,这种高雅的情趣和爱好,体现在王徽之身上便是他的喜竹和好竹,在《世说新语》中有两处写到了他对竹子的喜欢和钟情。他对竹子的喜欢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于即便暂居他人住所,也要让人种竹,还把竹子当作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第二十三》)他对竹子的喜好还表现在无论是谁家庭院里的竹子,只要是美竹,他可以不征得主人的同意,便擅自进入,驻足观赏。有一次,王徽之外出经过吴地,看到一位士大夫家中有很多好竹子。主人仰慕他的才名,知道他肯定会来赏竹,便赶紧洒扫庭院,准备丰盛的酒食,并以厚重的礼节在大厅中等待他的拜访。让主人没想到的是他径直来到竹子下面,赏完竹就要急着离去,主人感到非常失望,无奈之下,只好让下人闭门不让他离开。王子猷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因主人的举止而十分赏识他,于是“乃留坐,尽欢而去。”(《简傲第二十四》)在这里或走或留完全凭借的是自己当时的心情,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和愉悦,他对自然美的崇尚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当他将要乘船离开都城的时候,桓伊从岸边经过,忽然听见船中有人说那就是桓伊。他以前就曾听说桓伊非常擅长吹笛,他不顾桓伊地位显赫,便毫无顾忌地派手下人传话要求桓子野在众人面前为他吹奏笛子。“弄毕,便上车,客主不交一言。”(《任诞第二十三》) 他与桓伊之间的交往,自始自终没有一句话,把两个人的心灵拉拢在一起的,只是对音乐美的欣赏。在这里,世俗之间的地位对王徽之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毫无功利的欣赏音乐,体现了魏晋士人共同的志趣和追求,这是何等的纵情和超凡不俗。他去拜访雍州刺史,看见主人家有一块漂亮的花毛毯,就让随从把毛毯拿回了自己的家中,主人问及毛毯哪里去了,他说:“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主人也并没有生气。(《任诞第二十三》)客人的不拘小节,主人的慷慨大度,无不是魏晋风度的体现。他的兄弟子敬病亡,他不为失去兄弟而悲伤哭泣,而是坐在灵床上,取子敬的琴来弹,琴弦不协调,他便掷琴于地,大呼:“子敬!子敬!”随即昏绝了很久。他是用特殊的行为方式表现失去兄弟的悲伤。(《伤逝第十七》)以上几个细节片段,生动地刻画出王徽之清逸不俗之气。
　　以上故事,以记录人物的言行为主,文字风格简洁风趣而又含蓄。作者选取了王徽之生活中最具戏剧化的一些片段,加以适度的渲染夸张,寥寥几笔,他的卓越放诞、清高自恃、傲慢不羁,他的率真、适意、不计得失的魏晋文人气韵便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伍海霞 新疆库尔勒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经济学院 8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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