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南”历来被认为是《诗经》中地位特殊的篇章。孔子认为,对“二南”的阐释以及理解,对我们的社会和人生意义重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它是家庭和谐之基;第二它是国家稳定之本;第三它是礼仪教化之源。
　　关键词:和谐 稳定 德性 礼仪
　　
　　“二南”历来是我们认知《诗经》的一个切入点。对“二南”意义内涵的把握,是我们正确解读《诗经》的关键。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对儿子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此语说明了“二南”重要的社会和人生意义。“二南”为什么在孔子心中如此重要呢?不妨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探寻和理解。
　　
　　一、家庭和谐之基
　　
　　男女是天地的起源,夫妇是人伦的基础,家庭的意义在原始先民那里至关重要。《诗经》首篇《关雎》就讲婚姻大义[1],也具有同样的内涵。儒教宗法血缘社会强调一种身份认同,个人的价值必须依托于家庭和国家。
　　“二南”中的大量诗歌涉及家庭夫妇关系,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当有人不客气地问孔子为什么不在政府正式任职时,他回答说,在家中建立了秩序本身就是一个基础,任何更大的社会与政治秩序都离不开这个基础。[2]诗序虽言“后妃之德”,但是抛开今古文的纷争与阶级观点以后,我们不禁会思考,为何这样一个是非论断会影响千年的文学接受?
　　何谓“德”?《说文》中“德”字的最初形式是由“直”构成,人们常解释为“笔直”。它是天地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周行不止的自然变化中抽离出的“人道”,是我们朝向精神世界的正确路途。而“后妃”也不一定是指实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鲜活的家庭成员个体。只有具有感性精神的个体具备了一种德性,整个家庭才会走向和谐与发展。《周南·关雎》开篇就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不仅是对女子外形的赞美,更是对女子道德和品性的肯定。这样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才是君子喜欢的配偶。“好逑”昭示着作为家庭和谐之基的男女德性的重要性。
　　家庭的夫妇、父子关系继续推及开来,就是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成就和影响着家庭的和谐内涵。儒教一开始就关注个人的自我教化,尤其是对君臣的教化,要求统治者以模范道德感召天下。这一点在《诗经》“二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周公和召公在匡扶西周政权过程中体现着一种合作精神。武王过世后,武庚叛乱,三监附逆,周公称王平反。《尚书大传》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其中与召公密切的配合有关,不仅平乱成功,而且一气伐徐、奄诸国,疆域东至于海。太公吕尚后裔封于齐,周公子伯禽主鲁政,周公本人主镐京。周公的军事力量主要打通东西线(陕西—山东),而召公主要打通南北线(河北—河南)。武王崩后,如果没有周、召同心协力,彻底铲除殷纣的势力,打通南北,横贯东西,就没有后来周王朝的局面。有关周公、召公二人在西周初年的历史作用,《礼记·乐记》曾有述及,孔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此段表面看是论乐,实际上述及周初历史。周、召在军事上虽然南北东西并进,但在政治上则是“合”的。
　　周公和召公的分与和,是家族复兴的关键。周公放弃“南面”的无限可行性,致政成王,选择“北面”,以其光辉而独特的精神面貌,展示了厚重的“德性”精神,也向世人诠释了什么是周代最大的“礼”,维护了“亲亲尊尊”的伦常关系,成就了家族的荣耀。
　　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认为存在着榜样的无限潜能。周公和召公就是一个践行礼法精神的标本,是可以效法的榜样。“一个榜样就是指实现一个存在的模式,它不是先存‘方式’的一个具体表现,而是作为一个新的‘道’出现。因此,存在模式等于实现模式。从根本意义上说,榜样就是弘扬了‘道’的新的存在模式,是有意义活动的特定的制度化。仁者通过实现‘义’或创造‘礼’,为其他追求‘仁’的人提供了榜样。”[3]
　　孔子的人生信条是“仁”和“礼”,而周公和召公身上正放大和传承着周代这些可贵的德性精神。《诗经》“二南”中的那些夫妇应该具有的德行,实际上正是周公和召公精神的折射。夫妇之和,实际上展示的是周召之和,而周召之和,意味着家族之和,正是在这样一种“优雅的秩序”中,我们看到了孔子心中的理想蓝图。
　　
　　二、国家稳定之本
　　
　　西周都城丰镐,为夏故城,周人往往自称夏人,因此周人的诗歌称为“雅诗”,西周的标准语言是“雅言”,西周的古礼被称为“雅礼”或者“雅风”,西周王朝的标准乐式称为“雅音”、“雅乐”、“雅声”或“雅歌”,西周王室宫廷乐舞称为“雅舞”。西周王畿地区的一切都是四方的准则。雅言在当时就是正声,“雅”自然获得了正的意思。《毛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再一步引申,则“正”和“政”通,《毛诗序》所谓“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再到《释名·释典艺》“言王政事,谓之雅”,“雅”逐渐具有了政治象征的含义。
　　周公两次东征,杀商之余孽武庚,灭东方十七国,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格局,周初的封建格局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作为“华夏”这个称谓之一部分的“夏”的使用自然反映了周人世界中一种统一体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一个共同文化和种族起源的探寻。
　　而“华夏”这个概念深植在孔子心中,曾在《论语·宪问》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在孔子看来,管仲拯救了整个华夏世界。《左传》记载了一段管仲对齐桓公的说辞,“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管仲认为华夏诸国之间是兄弟关系,认为齐国有责任救援邢国。孔子之所以对管仲评价极高,是因为在他心中“华夏”的内涵高于一切。
　　《诗经》的“二南”是周公和召公统辖的国家政权中心,具有安抚四方,稳定国家的重要意义。周公和召公通力合作,保持和谐稳定,就意味着国家的稳定与祥和,同时也为其他“诸夏”地区的姬姓和非姬姓国人树立典范,彰显国威,意义可谓重大。
　　
　　三、礼仪教化之源
　　
　　陈来曾用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来概括夏、商、周的文化。这种评介还是中肯的。孔子曾对周礼表示了极高的礼赞: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为国以礼。(《论语·先进》)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中庸》)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
　　孔子对周礼的礼赞,也可以从他对《诗经》的解读和应用中得以观照。《礼记·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不管是来自家庭成员,还是国家层面的道德精神必须通过礼的方式才能展示。礼又是与乐密不可分的。古代的诗歌,诗、乐、舞三位一体,综合为用。音乐和典礼仪式相结合,于一种规范中,传达了人们对神灵和先祖的情感。
　　礼对人是有要求的,其核心就是诚。唯有正心诚意,才能达到礼的效果。而这种诚体现为一种严格的程序和恭敬的态度。在大型的典礼仪式中,“礼”的内涵体现更为深刻。典礼要求人们要庄重,要谨严,要守序。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在周公“制礼作乐”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将“神道”转为“人道”,使得礼乐精神更具有了人文化的气息,这种“人道”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德性”,尤其是贵族的精神德行。《诗经》中大量出现所谓的“君子”,就具备一种贵族精神。先秦贵族的文化人格与其说建立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毋宁说建立在理想的追求中。“香草美人”一直被认为是屈原开创的一种传统,实际上在周代的文化内涵中,这种情愫已经暗自滋生。君子对淑女的追求,是君子理想追寻的一种暗喻。“水”、“山”的阻隔,某种程度上就是“礼”的延伸。没有“水”,也会有更多的限制和约束出现,这就是融汇在周人血液中的礼法精神。《诗经》“二南”更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从倡导以德立国到自觉进行道德追求,再到坚持自己的道德人格,建立不朽的道德功业,西周春秋年间的改革家们不仅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巨大的人文精神变革,而且还为后代树立了不朽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风范。这在“二南”中已有明确的体现,前文我们提到的周公和召公的家族荣耀和国家建设都展示了这种礼仪世界的风貌。
　　孔子为何将“二南”的礼仪教化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夏”、“雅”同源。清代的王引之早就指出,“雅”和“夏”互通。《读书杂志》卷八第一“荀子·君子安雅”曰:“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4]
　　夏不仅有国家政治层面“政”的内涵,也有“雅乐”的内涵。雅乐不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西周礼乐文化的代称。西周以来,雅乐开始逐渐衰退,音乐逐步从歌、乐、舞综合为用的文学表现中抽离出来。用诗的方式也开始从“以声为用”发展到“以义为用”。 公元前750年,平王东迁,雅乐同宗周礼乐文明一起东移至整个中原地区,与河洛文明进一步大规模地融合。音乐性在诗歌中的衰退,显示了周代礼乐文化系统的变革,而被人们称为第一代“文化移民”的孔子就处在这个时期。陈寅恪曾在对王国维的《挽词》序言中提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5]面对雅乐的衰退,孔子痛心疾首,希望重整乾坤,而能救雅乐于衰势的就是“正乐”。孔子论《诗》,注重其实用功能。《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礼记·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孔颖达疏云:“温谓颜色温润,柔为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孔子希望正的就是诗歌的诗教传统。
　　在孔子看来,《诗经》“二南”传达了一种温柔敦厚、和平中正的礼乐精神内涵。“二南”产生于王权中心,具有“雅乐”的性质。早在礼典实行以前,“乐”就以艺术的形态进入了政治和宗教领域。从“乐”到“礼”的变迁,早在石器时代已经开始萌芽,“礼”使得中国的“诗性政治”更加规范化。仁爱、友情、德行等所有的内涵都在诗歌的音乐节律中得以传达,一切乐语皆礼语。孔子不厌其烦地强调,“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不学诗,无以言”“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随着社会礼乐制度的变迁,音乐逐步从诗歌中抽离出来,从庄重的典礼中抽离出来,走向了衰退。音乐的衰退,意味着具备仪式感的诗歌形式的变革。诗歌表现开始从制度化的典礼走向世俗化的民众生活,这种变迁同样反映了周王朝的变更。与“华夏”相对应,开始出现“诸夏”,同样,伴随“雅乐”出现的,是一种“新声”。
　　“新声”不需要《诗》,甚至不需要歌词,到战国时期,音乐甚至变成了“器乐”。独立后的“新声”音乐完全变成了消遣和娱乐。乐与诗的脱离,使得用诗方式上从音乐上的“以声为用”发展到语言上的“以义为用”。在形式上则由赋诗渐归于消逝,而导致语言引诗的盛行。而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这里的雅乐就是子夏所说的古乐。孔子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想要拯救雅乐。他将雅乐从郑声掺乱之中重新整理,“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力图恢复雅乐的原貌。
　　孔子这种对雅乐的重整,实际上传达着他对礼乐教化的祈愿。用《诗》的目的不在于表现礼的仪容或再现礼的仪节,而在于证明礼的价值或阐释礼的作用,《诗》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我们证明礼的政治和道德伦理意义。[6]这也正是《诗经》“二南”所传达的孔子的编诗意旨和用诗意图。
　　
　　注释:
　　[1][3][美]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2][美]郝大维,安乐哲:《先圣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4][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47页。
　　[5]陈寅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6]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勘,1979.
　　[2]朱熹.诗集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3]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李山.诗经析读[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6][美]郝大维,安乐哲.先圣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7][美]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8]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丁进.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刘冬颖.《诗经》“变风变雅”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曹继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研究所 100875)

• 曹继华： “二南”为何在孔子心目中如此重要?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