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作品《安娜·卡列尼娜》自问世以来就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解读的对象,他们多从社会学、心理学、宗教或人道主义等不同角度分析或解读。本文从世俗众人的“饮食男女”角度用“吃饭理论”来分析安娜的人生悲剧,同时告诉我们人作为自然的人具有原始的自然本性以及“饮食男女”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普泛性。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 “吃饭理论” “饮食男女”
　　
　　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是雄踞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塔尖上的伟大作家,他既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自成体系的宗教慈善大师和人道主义巨人。对这位巨人的名著的解读,无论提高到什么高深的层次,都是不为过分的。事实上,托翁的作品,比方说《安娜·卡列尼娜》,自问世至今百余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已分别从社会学角度、心理学角度、宗教角度,以及人道主义等等不同角度做出过许许多多的解读和评论,积累了丰厚的极具真知灼见的研究硕果。但笔者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首先在于他是一个为芸芸众生思考和写作的与普通人情感相通血肉相连的凡人,是一个“饮食男女”。我们从“饮食男女”的俗人视角去看一看安娜的悲剧人生,这或许能给世俗众人以某些有益启迪。
　　如果说从生物进化角度看,人类可以划分为自然人和社会人两个阶段,那么从社会学角度看,人类是否可以划分为世俗众生和社会精英或文化精英两大部分呢?如果这种划界可以成立,那么古人所说的“食色性也”的观点,就既是自然人的人性的基本内容,也是世俗众生的人性的很重要方面。而且即使社会精英或文化精英,绝大部分也脱离不了这种自然人性的底色。所以“饮食男女”视角不仅仅适用于芸芸众生,也与精英阶层息息相关。“吃饭理论”就并非俗不可议了。
　　
　　一、什么是“吃饭理论”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奥布朗斯基对前来莫斯科向吉提求婚的乡村地主列文说起他的家庭烦恼时,说道:“但是,女人,朋友,他们是旋转一切的枢轴。我的状况不好,不好得很呢。而这都是由于女人的原故。……给我出个主意吧。”[1]列文不解其意,奥布朗斯基解释说:“是这么回事。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人迷住……”列文打断奥的话:“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奥布朗斯基十分动情地说:“为什么不?面包卷有时那么香,人简直不能抵抗它的诱惑!”同时,奥布朗斯基还引用了当时正在俄国上演的奥地利音乐家施特劳斯的歌剧《蝙蝠》中的诗句:“当我克制了世俗的情欲,固然是圣洁无比,但是当我没有做到时,我也曾纵情欢乐!”这就是笔者发现的“吃饭理论”的原版。最近,笔者从报刊上读到一篇文章[2],把“吃饭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了。文章的作者大概是位女性,她从“我”的两次情感经历中总结出了“吃饭理论”这个概念。第一次经历是她的初恋,她对男友十分诚挚,但相处一段时间后,遭到了男友的抛弃,为此她伤心疑惑地质问男友为何如此?男友不作正面回答,而是给她讲了一个“吃饭”的故事:一次,他去食堂打饭,他早就盘算好了要吃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估名之为“酱爆鸡丁”吧,所以在窗口不惜排长队等待这美味佳肴近半个钟头。但排到他时,这“酱爆鸡丁”卖完了,这令他大失所望。但当时他已饥肠辘辘,所以只好随便要了另一道虽不太合口却又已别无选择的“笋熘鸡片”,聊且以慰他那个饿得如狼似虎的胃肠。言外之意“我”是十分明白的,自己被喻作那道虽不对男友胃口却又可以供他聊慰饥肠的“笋熘鸡片”了,如今,男友找到了“酱爆鸡丁”,当然就要拒绝“笋熘鸡片”了。她只好自叹晦气。第二次经历,是她与丈夫结婚两三年后。她一直以为她与他相爱得十分真诚,就像娜拉对海尔茂的感觉一样。但某天,她忽然发现了他有外遇而且拿到了证据。于是她义正辞严地责问他。哪知他毫无愧疚,而且又是用“吃饭理论”对她反唇相讥:一个男人娶妻成家就是想能在家中吃饱穿暖,一旦他在家吃不饱穿不暖,而且是饿得慌时,能不到外面去吃几顿新鲜可口的吗?听了丈夫这番话,她在错愕之余,只能慨叹男人们竟然庸俗得将纯洁美好的爱与性和穿衣吃饭的俗事相提并论了。她忍受不了丈夫的庸俗和偷吃,她视爱与性为崇高而专一,于是她慨然地离开了丈夫。我们衷心祝福这位真诚而勇敢地守望着崇高而对爱情专一的女士。但同时,在当下十分重视世俗享乐的现实社会中,我们也有些多余地为她的守望感到某种程度的忧虑。
　　
　　二、安娜等人在“吃饭理论”上的表现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吃饭理论”的原创人奥布朗斯基的观点如上所引述,他是鲜明地主张在家吃饱穿暖后,仍然可以和需要到外面去偷吃一些香味诱人的面包卷的。卡列宁的观念也与奥布朗斯基相通,只不过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和行动罢了。她太太从莫斯科回来后告诉他,他的一个部下,差不多向她求爱了,他答说“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总难免要遇到”别的男人追求和性骚扰的事的,而且他长期无奈于妻子安娜的“堕落”,即他也是允许他太太到外面去偷吃的,尽管出于无奈。一般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如何,以安娜的表嫂培脱西·特维斯卡雅公爵夫人为首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社交界中以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及 “自以为是鄙视娼妓”但趣味与娼妓“不但是相似,而且实际上也一样的”那批由年轻妇女组成的“社交界”第三集团,从她们实际上的“娼妓”身份可知她们对于“吃饭理论”是由衷赞赏和疯狂实践的。就连渥伦斯基的耆老之年的母亲听到了儿子与安娜的恋情后也“很高兴,因为在她看来没有甚么事情比在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一个翩翩少年生色的了”。而且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就曾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而今这位年老的渥伦斯基伯爵夫人仍然认为,像安娜,即卡列宁夫人,“毕竟也和所有旁的美丽而又高贵的妇人的行径一样”,使她特别高兴。而且,原先安娜的“贞洁”,曾使彼得堡的妇女们“嫉妒”不已,而今,这些“早已听厌人家称她(即安娜——引者注)贞洁的大多数年轻妇人看见她们的预言(即安娜的“贞洁”迟早要穿帮——引者注)实现了,感到非常快意”。可见,“吃饭理论”在当时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妇女们是何等普遍被认同并且为之践行。妇女只是半边天,没有男界社会的另一个半边天,这种认同和践行是不可能的。所以,奥布朗斯基的“吃饭理论”,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成了一种“饮食男女”的主流“理论”,这大概并非言过其实吧!
　　回头说到作品中的两位主人公列文和安娜。关于列文,大家知道他是作家本人在作品中的形象投射,列文对这种“吃饭理论”的不理解和质疑,上面我们已经引证了。列文一直忠于妻子吉提,这是无需多说的。而安娜的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首先,安娜是“吃饭”欲望非常强烈的年轻妇女。作家在她一出场就突出地强调了她那股“被压抑着的生气”,那一种“洋溢在她全身心”的“过剩生命力”。尽管她和丈夫结婚已近十年,儿子谢辽沙也已八岁,而且,从作品的正面描写看,丈夫对她还是相当关切的,她去莫斯科调解舅兄的家事不过才几天,她回到彼得堡时,卡列宁就抓住繁忙公务中仅有的半小时闲暇亲自到车站接她。当她下火车后,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你看,你的温柔的丈夫,还是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地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当安娜问到儿子谢辽沙时,卡列宁风趣地表达了自己对安娜的思念:“他可并没有因你不在而感到寂寞,像你丈夫那样。”而且卡列宁还说妻子回来后“我再不会一个人吃饭了”,对卡列宁这句话,作家评论说道:“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继续说,已经不再是讥讽的口吻了。‘你不会相信你不在我有多么寂寞呵……’于是他紧紧握了她的手好久,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向家驰去。当天下午,卡列宁在四点钟从部里回到家,在处理完在他家中等候他的一批请愿者后,和安娜共进晚餐,直至午夜十二点一起走进卧室时,他们夫妻间是十分融洽、和谐,充满甜情蜜意的。对于他们一起走进卧室,作家是这样写的:“近十二点钟,当安娜还坐在桌边写完给杜丽的信的时候,她听到了有规律的穿着拖鞋的脚步声,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梳洗好了,腋下挟着一本书,走上她面前来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他说,浮上一种会心的微笑,于是他走进了他们的寝室。”随后,安娜脱掉衣服也走进了卧室。尽管丈夫对她如此眷恋体贴,但安娜却因为遇上了向她频频示爱的翩翩俊男渥伦斯基,所以在下火车后“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或说厌恶的是他丈夫的丑陋形象:“呵哟!他们耳朵怎么那种样子呢?”作家接着刻画安娜由此而引发的懊恼痛苦心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心,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她会见他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对于自己不满的感觉,那种感觉,她在和她丈夫的关系中是经常体会到的,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到自己虚伪的感觉,但是她从前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现在她才明白地痛苦地意识到了。”由此可见,安娜、卡列宁二人关系中,一直虚伪着的不是卡列宁而是安娜自己。安娜下意识中一直寻觅追逐着靓俊美男,一直不满意于自己竟然和大耳朵的丑陋丈夫相处一室,同宿一床的姑且处境。她一直向往着“酱爆鸡丁”而苦恼于但又不能不苟且于“笋熘鸡片”。渥伦斯基的出现,使她长久以来追求寻觅的“酱爆鸡丁”终于到手了,她还能安于“笋熘鸡片”的乏味吗?“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耳之于声,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孟老夫子这几句话可以说包含了丰富的生活哲思。不仅男人,女人在自然本性上不是也一样认同“吃饭理论”的吗?从莫斯科回来,安娜由于忍受不住英俊小生渥伦斯基的巨大诱惑,对于丑男人的丈夫卡列宁逐渐加强了厌恶感。在丈夫“是时候了,是时候了”的一再催促下,作家是这么描写安娜的反应的:“她脱了衣服,走进寝室,但是她的面上不仅已经丝毫没有她在莫斯科时从她的眼睛的微笑里闪烁的那股生气了,相反地,现在火好似已在她心中熄灭,隐藏在远远的什么地方去了。”如此明白无误的描写,难道我们能同意许多评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说卡列宁不懂爱情,缺乏激情至使安娜红杏出墙的指责吗?同时,对安娜在她和渥伦斯基的恋情变成了整个上流社会无处不说的丑闻后,她对丈夫卡列宁的那一番愤怒的怨诉(即“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生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我们也应当十分客观冷静地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了。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卡列宁、安娜、渥伦斯基的三角纠纷中,安娜已铁心爱渥伦斯基,卡列宁由于个性软弱害怕决斗,又由于热衷功名且恰当事业中天时,卡列宁出于保存体面以免影响仕途功名而写信告知安娜:“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而安娜由于热切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尽快了结与卡列宁的关系而无拖累无牵挂地全情投入渥伦斯基的怀抱。在此“各怀鬼胎”的关节上,谁能无半点私心?至于谁的私心更重呢?笔者认为是安娜本人。在这个三角纠纷中,受伤害的人当然是卡列宁,所以,当面对妻子背弃丈夫“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的头上”来时,他自然应当考虑“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处境”,“去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因此,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表明他处理当前家庭关系的十分温和得体的信,其中表明“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但安娜对丈夫这封信却是反应强烈,除了咒骂丈夫是“卑鄙恶浊的东西”外,还抱怨丈夫八年来一直摧残她的生命,摧残她身体内的一切东西,而最令她愤怒的是她认为丈夫信中的意思是“他要使自己始终都对,而我,已经堕落了,他却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这里,安娜承认自己的“堕落”,这是有自知的,但她埋怨丈夫“逼”她“更堕落下去”却是说不通的。卡列宁在信中善意地规劝她“悔悟”前非,“和衷共济地来根绝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如果安娜真正明白自己已经“堕落”了,而且不想“更堕落下去”的话,那么听同丈夫的规劝,“悔悟”前非,与丈夫“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安娜有什么理由仍嫌不足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安娜在“吃饭”问题上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丈夫已经既窝囊又“慷慨”地让她继续“偷吃”下去,她却还不满足,居然要求丈夫完全放弃她,让出她,任由她去“独吃”渥伦斯基,以及被渥伦斯基“独吃”,以及要求渥伦斯基“专吃”她这一家,不准再赏别家滋味。要不然就跟卡列宁“没完”,也要跟渥伦斯基“没完”。安娜的这种“逻辑”恐怕太霸道一点,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百分之百愿意让出自己合法的美丽妻子供情敌享用而且又任由背叛自己的妻子和情敌随心所欲地损害自己名誉的男人和丈夫吗?何况卡列宁是一个政界精英呢!
　　
　　三、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三人的根本冲突
　　
　　笔者认为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三个人的冲突根本在于个人价值观、幸福观的不同所致。这是在小说开头作家就交代了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小说中所涉及的“家庭”,都是贵族地主、上流社会的家庭,即完全不必为衣食起居犯愁的家庭。在这类家庭中,幸福的家庭有什么相似?关键取决于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幸福观相似,才能达成“幸福的家庭”。“不幸的家庭”为什么不幸?排除小说中不涉及的天灾人祸因素外,造成家庭不幸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幸福观的不同所致。对于卡列宁的情敌,安娜的情人渥伦斯基的幸福观,作品中集中地作出了明确的介绍:“渥伦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的规范。……这些规范绝对地规定:该付清赌博骗子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帐项;决不可以对男子撒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以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规范也许是不合理的,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在他遵守了这些规范的时候,渥伦斯基就感到心安理得,他可以昂然抬起头来了。”自从安娜爱上他的那一刻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的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丈夫有权利做的唯一事就是手里拿了武器来要求恢复名誉,而渥伦斯基是从最初的一瞬间就准备了这一招的。”看看吧,渥伦斯基是不是集流氓、无赖、恶霸、亡命之徒于一身了!安娜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这种表面光鲜内里奇臭的家伙身上,她的下场还能怎么样呢?软弱窝囊的卡列宁碰上这样的流氓无赖,也只能算他倒霉了。
　　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幸福观的内涵,尽管千差万别,但从基本倾向而言,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即世俗享乐,建功立业和超然尘世。一般人重视世俗享受,把吃喝玩乐,友谊爱情视为生命的主体,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正是这种价值观的最精简的表述。对这一类人的幸福观我们称之为“世俗欢乐”幸福观。第二类人群则把个体生命的价值投放于事业和功名的建立上,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说正是这种生命价值观的典型表现,当年魏文帝曹丕虽然贵为天子,仍念念不忘以文学“立言”的追求,他的名言就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派我们可以称之为“建功立业”派。第三类超越于前两类,这一类人群的总量虽不及前二类之多,但数量上也不容忽视,其影响更不能低估,他们追求的人生价值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超越,一种在俗人看来几乎难以理解的虚幻飘渺的精神境界。许多痴迷而虔诚的宗教徒当属于此类,他们的追求可以概括为“超然尘世”派。西方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著名格言诗,其中的“自由”解作为民族、祖国时,当属建功立业型;若解作为个体生命的“自由”,则就可列入第三类,即超然尘世类了。当然这三种分类,并非绝对的互不相容,有你无我,而往往是相互兼容的。按照这三大类属,即三种幸福观去考虑,安娜的幸福观当然属“尘世享乐派”,她以“吃饭”为一切,所谓“爱情至上主义”,为了爱情,她可以丢弃一切,也可以不顾一切。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却是个典型的“建功立业派”,是一位极为干练精明的政界精英,所谓的“官僚机器”。他视事业功名为第一生命。安娜和卡列宁在幸福观上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因此,安娜十分反感丈夫这一点:“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是很讨厌的。‘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她想,‘至于高尚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许多敲门砖吧。”个体人生价值的根本取向相反,幸福观的根本冲突,注定了安娜和卡列宁之间夫妻关系的悲剧性结局。渥伦斯基的价值观怎样呢?他一出场,作家就介绍了他在风月场中的花花公子的身份。他虽然“从来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而他在彼得堡的生活却是“奢华而放荡”的。他到莫斯科勾引了纯情少女吉提,“他感觉到她愈来愈依恋他了,他愈这样感觉得,他就愈欢喜,……向少女调情而又无意和她结婚,这种调情是像他那样的花花公子所共有的恶行之一。”可见,渥伦斯基也是衷情于吃喝玩乐的。但渥伦斯基的人生价值不只于此。他和安娜热恋后,作家这样写道:“虽然渥伦斯基的内在生活完全沉浸在他的热情里,但是他的外在生活仍是不变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沿着那由社交界和联队的种种利害关系构成的惯常轨迹进行。联队的利益在渥伦斯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他重视联队的名誉,他感觉到“不能不保持这个名誉”,对功名他也是看得很重的,“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旧梦想,这梦想……是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恋爱对垒交锋了。”而且,当他看到他在士官幼年学校的同学升为将官,而且正在等待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时,渥伦斯基嫉妒十足、懊恼万分,于是决定“破釜沉舟”,决心继续留在军队中而拒绝了安娜要他离开军队远走高飞去构筑二人世界的要求。功名、事业压倒了爱情,从此种下了安娜和渥伦斯基二人的情感悲剧根苗。到此我们可以总结说,渥伦斯基的幸福观与安娜有很大的相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对爱和美或者说对性与美的强烈欲求,但他们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渥伦斯基除了对世俗的性与美的贪欲外,还有着安娜所缺少的对功名利禄的贪恋。正是在这一点上,渥伦斯基和卡列宁靠近了,他也同卡列宁一样遭到了安娜的憎恶和诅咒。但是,男人怎么能只管爱与性呢?男人总该还做一些别的事情吧?
　　这么说仿佛安娜的个人价值观似乎是最显低俗了?其实未必。安娜除了对世俗欢乐的贪恋外,她恐怕也是有“崇高”一面的,这就是她对宗教、对主、对上帝始终挥之不去的信仰,宗教的观念始终萦绕在她那充满贪恋俗念的心头。因此她在纵情于同渥伦斯基的鱼水之欢的同时,总是心怀忧虑,总是摆脱不了浓重的负罪感,时时丢不掉忏悔情。从这个角度看安娜,她的幸福观应该说是在世俗欢乐和超然尘世之间苦苦地徘徊着,挣扎着。安娜的一生太痛苦了,安娜的灵魂深处太令人颤粟可怖了!这是“主”,是上帝对她的灵魂的拷问和惩罚,也是作家对她过份贪恋尘世之欲的拷问和惩罚。“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安娜咎由自取的灾祸,这是主作出的报应。这也仿佛是托翁在描写人世间的芸芸众生的尘世生活时的“潜台词”吧?
　　当然,安娜的“超然尘世”观念是十分勉强、微弱和淡薄的。她的最终卧轨,如果是出于对这种观念的追求的行动 ,那就太不值得了,因此这构成了这部小说最激动人心的悲剧高潮。这于作者的意图恐怕要说是喧宾夺主了——因为在“超然尘世”上表现得最彻底的不是安娜而是列文。这个乡下地主虽然有了贤妻良母的吉提,金钱财富,爱情美女,天伦盛乐他都得到手了,但他却活得很痛苦,数次陷入精神危机而濒于自杀。他最后是从一个农民大叔那里得到了启迪,悟到了不是为金钱财富,不是为世俗欢愉,而是为了上帝,为了灵魂而活,他至此才感到了幸福。但列文的故事在芸芸众生的读者心目中,总无法与安娜的为世俗欢乐生,为超然尘世死的故事相媲美。其中深味,实在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四、对“吃饭理论”的俗人俗见
　　
　　爱,狭义的爱情之“爱”,是由动物的性本能带来的。性是动物的生命本能,但爱却显示了人的文化色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道德制造出一种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人便不会与自己底冲动战斗,就是超过本能的禀赋都不可能;然而征服冲动乃是人在文化下面必须时刻去做的事,即可最简单的技术活动也罢。”[3]马林诺夫斯基还说到,人类的性爱与婚姻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一入人类社会,就要见到婚姻系结底性质完全不与动物相同。第一,性的缔结行为并不成功婚姻。婚姻需有一种礼仪认可底特殊形式而且这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行为……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行为,那就是两人之间加上一种新的关系的认可或印记。这种关系保有一种势力,并不源于本能,而是源于社会的压迫。这是超乎生理系结的新约束,这种创造的行为尚未执行以前,婚姻尚未经过文化形式的奠定以前,一男一女也可以交配,也可以同居;他们爱多少次,爱多么久,也都可以,但是他们的关系仍旧与社会所裁成的婚姻有着主要的不同。”[4]马林诺夫斯基是从动物与人类的两性关系的宏观视野去论述两性之间的性与爱与婚姻的关系的,其见解具有宏观性和普泛性。然而马林诺夫斯基的这种见解其实也浅俗得很,谁不知道爱情的核心或基础内容是性爱呢?又有谁不知道男女双方一旦结了婚,他们之间的性爱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呢?但问题在于,人自从由自然人进化到社会人或称文化人之后,人类仍一直处在动物性和人性、野蛮与文明之间徘徊。而且,文明人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还十分短暂。据人类学方面的权威专家如理查德·李(Rchard Lee)和欧文·德·沃尔指出,“迄今为止在地球上生存过的800亿人中,有90%的人是狩猎——采集者,6%的人是农业生产者。作为工业社会的成员,我们属于剩下的那4%。”[5]在这么短暂的文明社会中,由人类的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压迫力”(马林诺夫斯基语)能那么速效地消除人由之进化而来的动物按本能行事的生命之欲吗?而且恩格斯还说过,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表明,人将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动物的属性。所以,人类的异性之欲及由此而带来的爱情冲破文明社会由婚姻而规定的性的规范的力量,将是相当强大而且持久的。人类的欲望又有一个喜新厌旧、欲壑难填的特点,这使得人在异性之欲方面更难以规范,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都是这方面的表现。西哲尼采说过……噢,噢!够了,够了!什么“你睬我不睬”的?你这个“饮食男女”的俗人难道也掉书袋一番假冒高明?你已经够啰嗦了!——那么好吧,长话短说,作为一个世俗凡人,总免不了既要饮食,也要男女的。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清油炒菜,各有所爱。谁喜欢酱爆鸡丁,谁喜欢笋熘鸡片,谁喜欢青菜萝卜,谁喜欢苦艾葛根,随人所便吧!但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为了社会的和谐,家庭应当先拥有和谐。所以,凡夫俗子们还是尽量留在家中吃饭为好。如果有人真的耐不住外边香味的引诱,像奥布朗斯基那样,只要你是以家为本的,杜丽还能真的与你闹翻了吗?在这方面,卡列宁不是挺宽容开明的吗?不要像安娜那样,自己一经在外尝了香,就铁心鄙视家中的饭菜,一门心思外出吃香喝辣,而且还专横地要全包这间香辣馆,颇有点“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横,到头来弄得别人不好受,自己也倒霉。更不要像渥伦斯基那样,自己从来没在家里吃过一顿饭,到处去酒绿灯红,花天酒地,闹得社会不得安宁。当然,像列文那样的谦谦君子是最好不过了,他守住一个吉提,天天顿顿只吃吉提做的饭菜,但他也有他的难处不是?何况普通人呢。
　　
　　注释:
　　[1]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译:《安娜·卡列尼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0-61页。
　　[2]《被吃饭理论搞晕》,《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31日。
　　[3]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宝译:《两性社会学》,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72页。
　　[4]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宝译:《两性社会学》,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90页。
　　[5]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宁子红 广西贺州学院中文系 542800)

• 宁子红： “吃饭理论”和安娜悲剧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