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沈从文对于社会政治的疏离以及与城市社会的隔阂尤其是对湘西世界的坚守使其颇似一位崇尚老庄哲学的超然的“隐士”;然而透过现象表面其实还有他积极“入世”与“救世”的理想情怀。此外在其小说中还蕴含着一定的生态意识,这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启了新的审美维度。
　　关键词:沈从文 隐士 “故乡情结” “入世”情怀 生态意识
　　
　　一
　　
　　自称为城市里的“乡下人”的著名京派作家沈从文,虽然身居城市但却与之有着很深的隔阂。“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1]沈从文“走到任何一处”似乎都与“普遍社会总是不合”。(《水云》P360)即使他成为了知名作家和大学教授进入上流社会后,也仍然对城市中人的价值观念甚为抵触反感,无法融入其中。加之其创作疏离当时社会政治的自由主义倾向更令他感到了“在生活中与社会隔阂,在写作上更容易与社会脱节”。(《水云》)沈从文当时的心境颇为孤独苦闷。
　　尽管在城市社会中生活多年,但是在沈从文内心之中一直有着无法释怀的“故乡情结”,他将养育自己的那片故土——湘西视为精神的家园,尤其是城市社会“边缘人”的这种处境更激发了他的“归乡意识”。最能展现其“故乡情结”的便是湘西题材小说,沈从文用饱含深情的笔抒写湘西自然美景与人事乡俗,用真挚缠绵的心曲唱出了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之情。作家沈从文对弥漫着浓郁的田园牧歌情调的湘西大地纵情地讴歌、赞美,《边城》《长河》等小说颇具代表性。对残留着农业宗法文明的湘西世界的神往与讴歌实际上恰恰折射出了沈从文骨子里对于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人伦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的病态扭曲一种反向的审视与批判。而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也使得他被城市文明所“边缘化”了。
　　处于城市社会边缘、孤独苦闷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对社会政治的疏离尤其是对湘西这一精神家园的坚守使得他颇似超然的“隐士”,在其身上体现出了一种道家思想的文化品格。然而,认为沈从文是超然的“隐士”绝不意味着他抱残守缺,因为沈从文并非一个固守封闭落后的农业宗法文明的“乡下人”,实际上在其内心深处及其文学创作中还流露出了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入世”与“救世”的儒家思想情怀。
　　现代工业文明浪潮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它直接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普遍出现了扭曲、道德沦丧的严重的异化现象。世人皆沉迷于对金钱名利、物质欲望的疯狂追逐,从而迷失了自我。正如席勒所指出的那样:“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无休止的欲望,“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颤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作是最高的生活智慧。”[2]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对于这一切无疑有着非常深刻的感触,“人人皆为物质欲望所驱使,情感理智一片空白。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到一点证据,……”“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到处有人在得失上爱憎,在得失上笑骂,在得失上做种种表示。……一切人事……既虚伪,又俗气,而且反复继续下去,不知到何时为止。”(《水云》)
　　“异化”所带来的危害尤其表现在人的价值观和情感两个方面。正如沈从文所揭示的那样:城市中人的“情感或被事物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或欲扮道学,充绅士,作君子,……对于一切美,无不默然处之,竟若毫无反应”。(《潜渊》)沈从文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与城市中人产生了抵触隔膜,显然对于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善之士们他是极为鄙夷的。
　　针对城市社会中“诗意”的消解——“爱与美”的缺失,沈从文也是直言不讳地予以严厉的批评:“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然事实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官功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对于城市中人“爱与美”的感悟力的匮乏而创作了一系列都市题材小说以引发人们的深刻反思。《绅士的太太》《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等堪称代表作。《绅士的太太》揭示的是城市上流阶层的肮脏丑陋的情欲以及在利益诱惑下人性的堕落。《八骏图》讽刺的是甲乙丙丁等八位大学教授在所谓的道德、地位身份等束缚压抑下,犹如“被阉割的侍宦”,在性心理及婚恋观方面所出现的畸形病态的倾向。小说集中地批判了受都市文明污染所形成的虚伪庸俗、丑陋堕落的病态人格与畸形扭曲的价值观念。
　　沈从文对“现代性”一直怀着深深的隐忧,尤其是现代性的狂潮对三四十年代偏远的湘西的剧烈冲击更令他极为焦虑。1934年沈从文回家乡时所见到的情形不禁让他震惊和痛心:“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事事物物……在变化中(显现出)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长河〉题记》)“经历了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剧烈变迁,湘西这个化外之地也在时代潮流中发生了无可挽回的流变。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湘西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淳朴的民风消失了,健全人性也在时代大力的重压下坍圮。”[3]现代性所波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大大出乎了沈从文的意料,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们越来越受金钱物欲的诱惑和奴役,人性中最为宝贵的“真善美”已趋荡然无存,甚至从青年知识分子一代也看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着实让沈从文心情非常沉重。
　　除了通过都市题材小说批判“异化”现象之外,沈从文还倾心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人生图式——湘西世界,以此作为病态都市社会的鲜明对照,以乡土的视角来审视现代都市社会中所存在的日益严峻的精神生态危机。而且他还试图凭借文学的审美教化功能来“治疗”人们“情感发炎”的病症。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美”有助于人形成健全、完整、自由的人格,有助于人的灵魂的净化与精神境界的提升,同时也有助于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席勒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城市文明的致命缺陷——对自然以及美的远离。他认为:“城市人的性格容易趋向心地狭窄,很容易畸形发展,枯萎衰竭,这部分地就是由于同这宏伟的守护神——大自然交往稀少而造成的。”[4]远离自然会使人在迷失堕落之歧途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备感孤独,生命中会缺少真正的乐趣,最终将沦为欲望的奴隶或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所以沈从文一直主张人应该贴近自然同时还要做“情绪的体操”,要“五官并用”,这样才能够治愈人们“精神上的伤食病”与“脑子消化不良”,而这也是形成健全人格的最关键的要素。
　　与此同时沈从文对于当时战乱动荡的时局并没有像超然的“隐士”那样而消极地回避现实;相反,当他看到人民百姓饱受战乱灾荒的折磨,看到这个古老的民族正日渐走向衰颓之时,他为这个民族如此苦难多舛、前途坎坷曲折而悲愤不已!“十六年来……这个民族,在一堆长长的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纯朴的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并没有让沈从文丧失希望与信心,他坚信“历史兴衰,事在人为”。一方面,他通过文学创作真诚地表达了试图重建社会与重造民族品德的心声,同时还多次向青年一代发出了强烈的呼吁,激励鼓舞青年人树立自信并勇敢地承担改造社会的重任。“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只知有己,却对人民无情。大伙醉生梦死昏天黑地活下来,一切都若在腐烂状态中。这个社会必须重新安排,青年人才会活得庄严一些,合理一些。”(《<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作者的这种理想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了小说《虎雏》当中,他计划将一个湘西少年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称为有用之才,以期将来能有更大的作为。同时对青年读者也抱有一定的期待。“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即“对于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动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也许尚能给他们——青年人一种勇气同信心!”(《〈边城〉题记》)为了能够使中华民族早日富强起来以摆脱受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地位。沈从文甚至对现代文明表示了一定的认同感,[5]并想借助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力,希望能“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改造被称为“苗蛮匪区”的落后的湘西,进而改造整个社会。(《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二
　　
　　纵观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我们还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定的生态意识,有机生态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无主客体之分的,人应该尊重敬畏大自然,而且只有与之和谐共生才能有利于形成健康淳朴、向善向美并充满生机活力的理想的人格状态。湘西人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的相依共生,以及对健康、自然本真的人性与人生形式的抒写和讴歌都充分彰显了沈从文湘西小说所蕴含的生态理念。湘西边民对大自然无不怀着崇尚敬畏之心,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而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何的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知道的还要多一些。”(《箱子岩》P231)即使沈从文本人亦是对万物之母体——自然充满了无限的热爱与敬畏:“……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无一不感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水云》P380)人与自然达到了融合为一的至高境界。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人从自然那里得到了宝贵的“赏赐”——这些湘西之子所秉持着的那种原始淳朴、善良本真的天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到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P7)聪慧娇美略带野性的“夭夭”“乖巧而谦虚,不占先逞强。心性天真而柔和,所以显得更动人怜爱,更得人赞美。”(《长河》P111)
　　“知常”“知止”、顺其自然、皈依自然乃是他们的生命哲学。譬如湘西当地的女子在体力与情感方面,“都可称为健康淳良”,她们“需要的不是几百字来讨论妇女问题,倒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对于儿女的寿夭,尚完全付之于自然淘汰。”(《长河》P91)
　　这些农民、水手、船夫等大都未曾读过“子曰诗云”,但他们世世代代却深谙“法天贵真”、“重生轻物”的生命真谛。人与人之间彼此宽容和气、坦诚相待,从不计较一时的利益得失。为人忠厚朴实的老船夫尽管靠摆渡为生但从不多收渡船人一文钱,而且平时乐于助人;杨马兵在老船夫离世之后帮忙料理丧事,并照顾翠翠……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同时又诚实守信,“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比如“柏子”与那吊脚楼上的妇人之间的深情与约定就是极好的证明。作为“爱与美”的化身的“翠翠”、“夭夭”则将湘西边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有着健全的人格,人性中涌动着野性与活力,都市社会中的庸俗势利、肮脏丑陋的病态人格与扭曲的人性在他们的身上几乎很难看到。可以说,湘西之子乃自然之子,大自然的真与美是造就湘西之子人性之真与美的内在源泉。某种意义上讲,湘西小说中所蕴含的这种朴素的生态意识是沈从文对世人的一种生态伦理的启蒙。其小说无疑有着深远而广泛的社会意义。
　　综上,沈从文纵然有其脱离社会主流政治的超然的一面,但是对病态都市文明的批判以及生态伦理的建构与启蒙更突显出了其“入世”与“救世”的理想情怀,与此同时,其蕴含着生态意识的小说创作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启了多维的审美空间。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11542085)
　　
　　注释:
　　[1]以下引文皆出自沈从文《沈从文代表作》(上、下),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2][4][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第165页。
　　[3]洪耀辉:《探寻民族品德的重塑之路——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学术交流,2007年,第1期。
　　[5]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总体上持批判态度,但在小说《萧萧》《三三》以及散文《箱子岩》《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等作品中还是流露出了一定的或隐或显的认同感,比如“萧萧”对女学生的羡慕以至将来要给自己儿子讨女学生做媳妇;“三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等都间接地流露出了作者内心当中的矛盾复杂的心态。
　　(于树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150301)

• 于树军： “隐士”的面孔与“入世”的情怀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