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江淮文化独具特色,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众多,台静农就是其中优秀代表。台静农的文学地位、创作及其地域文化情结的原因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我们在探究过程中深感作家的博大情怀和对人生的深邃思索。
　　关键词:台静农 江淮文化 创作 人生思索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从北至南,由东向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很大,加之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犹如一颗东方明珠璀璨夺目,光彩照人。民族特色迥异,地域文化特点突出,色彩鲜明,风土人情各不相同,民俗民风千差万别。目前国内非常关注地域文化研究,齐鲁文化、客家文化、京派文化、岭南文化、海派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草原文化、藏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江淮文化、徽州文化、敦煌文化等相关研究都非常丰富。江淮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份子。
　　江淮文化形成于豫皖苏交界处,与黄河文化、楚文化、吴文化并立而又互相渗透。从春秋后期至秦汉的诸子百家,大半产生于淮河流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环境使这种文化独具特色,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众多。仅在今安徽境内者即有老子、庄子、管子,汉代以来,刘安及其宾客所形成的淮南学派,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医学,在中国历史上皆有着极高的地位。魏晋玄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中的稽康和刘伶都是安徽谯郡人。晚清寿州著名的状元孙家鼐,与翁同和同为光绪帝师,曾任武英殿大学士,以吏部尚书兼任管学大臣,主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即京师大学堂。近代文坛由鲁迅倡导的“未名社”,其主要成员除鲁迅、曹靖华外,有台静农、韦从芜、韦素园、李霁野、李何林,他们均为霍邱人。另一位著名文学家蒋光慈,同芜湖的钱杏邨(阿英)共同创办了“太阳社”。再如皖北的萧县,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书画之乡,它的起源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而现代又出现了萧龙士、刘开渠等艺术大师。这些生长于淮河两岸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都可以作为淮河流域人文荟萃的代表。
　　台静农、韦丛芜、蒋光慈、韦素园、李霁野这几位皖籍作家,除了蒋光慈是安徽省金寨县人外,其他几位都是安徽省霍邱县人,金寨县和霍邱县比邻,同属六安市。他们成长的地域环境基本相同。六安市西接河南信阳市,东临安徽合肥市,位于淮河和长江之间,处在安徽南北的过渡地带上,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和人文景观,文化特质上属于淮河流域文化。研究当地的文化与几位作家的文学创作之间的渊源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剖析当时的社会景象和作家不屈的奋斗精神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发展地域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是对作家台静农创作中的故土情结的一点思考。台静农先生生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1月23日,祖籍安徽省霍邱县叶集镇,1990年11月9日病逝于台北。原名台传严,字伯简,除用台静农、静农发表著述外,尚有青曲、青辰、孔嘉、静者等笔名。他在20年代曾以乡土小说知名,1946年离开大陆去台湾,又创作了许多散文和旧体诗歌。我们完全应当把台静农看作2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和鲁迅同是“未名社”成员,又是鲁迅的学生,同鲁迅过从甚密,他的“乡土文学”创作从内容到风格,都受到鲁迅很大的影响。在鲁迅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荣幸地被选入四篇作品的作家除鲁迅本人外只有二人,一个是陈炜谟,另一个就是台静农。由此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多么重视。鲁迅在该集序言中给台静农以很高评价,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台静农的短篇小说大多作于1926到1928年之间。小说中时时洋溢着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乡土世界,以《地之子》与《建塔者》为代表;另一方面,台静农的散文蕴含着性灵世界的怀旧情愫,浅吟低唱是真挚的故乡指归。另外,台静农的诗歌创作贯穿其一生,对江淮文化的影响也举足轻重。
　　台静农在乡土情结方面被关注的程度很深,他是鲁迅所谓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所谓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强调题材的乡土性、美学面貌上的地方特色以及作家对乡土生活存在状态的忠实。鲁迅更强调乡土文学作家与描写对象之间的距离。他在“小说二集序”中将乡土文学作家称之为“侨寓文学的作者”,原因即在于此。这种距离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主要由三种因素构成:一是时间距离——作家叙述的都是记忆中的、发生在以前的故事;二是空间距离——作家已经远离故事发生的地点(故乡);三是文化距离——乡土文学作家从乡镇走到都市,进入另外一种文化环境,接受了现代文明(都市文明)的浸染,于是在传统乡镇社会中形成的心态和人格发生了变化,能够用新的眼光、新的价值尺度去审视、衡量故乡的生活。这三种距离的统一决定着乡土文学作家与描写对象之间丰富的精神联系与情感联系——理性的批判、情感的怀恋、或者批判与怀恋的交织。在“小说二集序”中鲁迅给台静农以极高的评价,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根据台静农的创作历史和各阶段文体特征,大致可以将其创作做一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台静农主要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进行宣泄,这要以《地之子》与《建塔者》为代表,展现了皖西地区的民风民俗,为我们刻画出一个极具乡土风情的民间世界,凸显出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民俗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层面,具有文化批判意义。《建塔者》是现代文学史上早期革命文学的一部分,体现作者由关注苦难到歌唱革命、由悲悯而至抗争的转变。第二类主要是台静农的散文创作,表现了作家纯净的内心世界的一缕怀旧气息,台静农的散文创作大致以离开大陆去台湾为界,在探求其特定的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融汇思乡的情愫,展现深沉浓郁的眷乡之恋。他的散文是主情的,情是把握他散文意蕴的钥匙,是真挚的故乡指归。同时,他的散文表现了一种深沉的文化使命感与现实关怀精神,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特色。 第三类主要是他的诗歌写作,诗歌是台静农的挚爱,可以说贯穿了其一生,他的诗歌挥洒自如,既没有《地之子》中的沉重,也没有《建塔者》中的悲怆,体现的都是皖西的苍凉。他的诗歌也不像散文那样缠绵悱恻,把思乡的情愫表达得哀婉低洄,流连忘返,而是抒情主人公精神向度的挥洒,在看似潇洒中表达着对故土的思念。
　　纵观作家的创作,在台静农的话语表达中,主要的原因也可以进行归纳,首先是热爱故乡质朴、善良的人们,因而赞美家乡父老的忠诚;但从理性意识出发,作家又知道缺乏反抗精神的人们不可能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获得“人”的生存权利,因此他否定家乡百姓的退缩和苟且。这种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实际上是由时空距离与文化距离之间的反差构成的。因为时空距离使他用怀恋、审美的眼光和心境看故乡,从而有了亲切感,而文化距离又使他用批判、反省的眼光看故乡。这两种不同的眼光必然导致不同的评价。这种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尤其耐人寻味,其实这种冲突不仅仅是台静农的专利,而是属于“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从乡村走入都市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完成文化心态转变、建设现代人格的艰巨性与复杂性,都凝聚在这种情感和理性的矛盾之中。其次,民间资源也是作家们创作的土壤。文化与艺术的民间传统对现代乡土文学的发生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民间是极有意义的文化命题,甚至也是一种方法论,对文学而言,民间几乎是所有艺术的最终源头,乡土文学亦莫能外。现代中国地域文学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漫长的农业文明史、人类文化思想史及东、西方乡土文学传统本身等已经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物化背景下的各类碰撞、冲突,特别是对乡村世界的震荡则奠定了现实文化基础,这两种基础构成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发生、发展的主导文化动因。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思想界、文学界、甚至在政治界都有其影响。台静农创作中的地域文化情结在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领域也需备受关注,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还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
　　
　　(本文为2009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09sk153)
　　
　　(刘柯 蚌埠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233030)

• 刘 柯： 孜孜以求的眷乡者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