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提到王国维的诗人观,其对西方“天才说”的借鉴一直广为学界所重视。但作为一个重视审美教育的学者,情育是德育得以普及的桥梁。所以,在王国维眼中大诗人必须在道德上堪为天人师。《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为王国维对中国文学作品、作者的重新裁断,其中所体现的王国维的诗人观却常常为论者误读。
　　关键词:《人间词话》 王国维 诗人观 大诗人 胸襟 能入 能出
　　
　　提到王国维的诗人观,其对西方“天才说”的借鉴一直广为学界所重视。认为王国维主张“天才说”根源于西方现代美学,并举王氏名言为证:“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1]关于王国维所服膺的“天才说”到底花落谁家,学界也争讼多年,莫衷一是。依笔者愚见,重视美育的王国维虽然对天才有诸多溢美之辞,但由于天才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王氏所期望的诗人大部分是能够在现实中培养出来的“人才”。王国维作《文学与教育》一文,指出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并在文章结尾指出:“夫物质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为之谋,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2]通过这样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虽然重视天才,但更在意的却是怎样在教育中培养有文学修养的人才。《人间词话》面世以来久为论者爱玩。作为王国维的代表作之一,《人间词话》是他对中国文学材料的裁断与解读。其中包含的美学思想丰富、精微,对诸多词人、词作的点评精彩纷呈,笔者无暇一一顾及。本文以《人间词话》手定稿的第四十四、四十五则和第六十则为主要资料,同时参照王氏其他文章、作品,探讨王国维对“大诗人”的要求。为讨论方便起见,在此先行将材料列出。
　　四十四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3]
　　四十五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4]
　　六十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5]
　　——《人间词话》手定稿
　　一、“胸襟”之为物
　　无论是在《文学小言》还是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都给了苏轼、辛弃疾二人相当高的评价。王国维在《文学小言》第五和第六则中直接将苏东坡称为天才,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使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6]
　　叔本华在其“天才说”中也曾探讨过作者胸襟的问题:“因为它把艺术家那种宁静的、沉默的、脱去意志的胸襟活现于观审者之前;而为了如此客观地观审如此不重要的事物,为了如此聚精会神地观察而又把这直观如此深思熟虑地加以复制,这种胸襟是不可少的。”[7]叔本华在这里所说的胸襟是与其“直观”理论相联系的,拥有这样胸襟的天才心中是一片灭尽了意志的广袤之野。这和苏东坡“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心境显然是不同的。二者相较,叔本华的天才近似一个“无为而入正见者”,胸中从来就是一片澄明空洞。东坡之旷达则更像淤泥中所开出的莲花,于一切烦恼中萌生智慧。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情感之为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8]显然,他也是不同意叔本华式毫无情感的静观的。那么王国维所谓“胸襟”“人格”是不是满怀修齐治平的理想而或其他什么道德准则呢?非也。如果这样的话,作品即沦为王氏最鄙夷的“餔餟的文学”了。那么这个“胸襟”“人格”到底指什么呢?
　　上引《人间词话》手定稿第四十五则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这里的“雅量高致”是对大诗人之作品所蕴含的精神的评价,即是大诗人的“胸径”贯注于作品之中。“伯夷、柳下惠”之语出自《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9]《孟子注疏》中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这样的:“正义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变贪厉薄。于载闻之犹有感激,谓之圣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况于亲炙之者之师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载之下闻伯夷之清风者,顽贪之夫化而为敦厚宽大。是则二人清和之风奋发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无有不感激而志意兴起者也。闻而化者尚如此况当时有亲见熏炙之者乎。”[10]王国维在这里引孟子言有两层意味。第一层意味是东坡、稼轩二人“有胸襟”,故而其词“雅量高致”,有先圣遗风;第二层意味是告诉读者应当从这样的作品里汲取什么。关于第二层意味,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11]可互为参照。在此,王国维的态度是:对于大诗人的作品,不因只局限于欣赏其文字之美。甚至大诗人的文字未必是优美的,王氏在词话的另一则中,对幼安词的文字评价并不高:“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千青云’之慨。”[12]伟大作品是有所“感”的产物,而“感”是境遇和人格相触的产物。由此“胸襟”便是“感”的能力,或者说是主体对于其所在境遇的反思能力即主体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它决定了主体对宇宙、人生之本质的思考能力,也是作品的灵魂。“有胸襟”是王国维在心理能力方面对于大诗人所作的规定。王国维在《莎士比传》中的一段话是对“胸襟”这一概念更明晰的表达:“作者经此波澜后,大有所悟,其胸襟更阔大而沈著。于是一面与世相接,一面超然世外,即自理想之光明,知世间哀欢之无别,又与理想之绝顶,以静观人海之荣辱波澜。……是等诸作均诲人以养成坚忍不拔之精神,以保持心之平和,见人之过误则宽容之,恕宥之;于己之过误,则严则之,悔改之,更向圆满之境界中精进不怠。”[13]此处明言,“胸襟”是建立在经历波澜,对人生有所感悟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对人生超而不绝的反思能力。在王国维这里,“胸襟”包含了一个人的性情、志趣等心理因素。这种“胸襟”非但不是无情的,反而是一种涌动的生命感,是对一己私情的超越而上升到对宇宙人生最深切的情感,这并非对感情的消灭。王国维的“观”除了继承了叔本华的直观,至少还有“静观”的意思。所谓的“静观”就是身在红尘苦难中,但心无挂碍、是故远离颠倒梦想。而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人间词话》第六十则中所言之“能入”“能出”才是可以理解的。
　　二、“胸襟”与“能入”“能出”
　　对于《人间词话》手定稿第六十则,历来论者甚多,因为它涉及一对很重要的概念:“能入”“能出”。而且这对概念在叔本华的美学体系中是很难找到其合理化依据的。故多被学者当作王国维在中西思想中摇摆不定的证据。比如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阐释:“‘入乎其内’,确有观察社会生活状况,掌握丰富的创作素材样的一层含义,但更深一层的含义却是要体验到生活的本质在于‘欲’,在于‘痛苦’。有此体验,才能‘出乎其外’,力求摆脱这种痛苦,忘掉物我之关系,排除一切功利的念头,采取一种超然物外、漠然静观的态度。这就是‘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这就是‘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4]
　　在这样的阐释中,叶先生分析了“能入”和“能出”各自的意义——这种阐释是以割裂“入”与“出”的联系为代价的。此处,叶先生对“观”的解释,基本上是以叔本华笔下天才的直观为蓝本的。可是按照叔本华的观点,直观是对于理念的认识,是最真实的。“艺术复制着由纯粹观审而掌握的永恒理念,复制着世界一切现象中本质的和常驻的东西;……艺术惟一的源泉就是对理念的认识,它唯一的目标就是传达这一认识。……艺术在任何地方都到了(它的)目的地。这是因为艺术已把它观审的对象从世界历程的洪流中拔出来了。”[15]不用继续要言不烦地引证,我们已能看出,叔本华并不强调体验生活——虽然他也承认艺术中有需要后天培养的部分,即技巧——但对理念的认识非但是不能从生活中获得的,反而是排斥经验的。那么王国维为何还如此强调“入乎其内”,而且将其与“出乎其外”并重呢?不仅如此,“能入”还是“能出”的前提,因为不入何来出?显然,这里的“观”并不是叔本华的“直观”。既然“能入”、“能出”是对于诗人的要求,而只能做到其中一方面的作者尚有可取却并不是真正的诗人,这里的“诗人”显然是指“大诗人”。所以这句话中的“能入”“能出”只有和上文所引之王氏对莎士比亚的评价的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实际上,这里的“观”等于前文的“静观”。
　　所谓的“能入”不仅是在生活中搜集创作素材,或者在生活中发现人生的苦痛而追求超脱。“能入”是指“与世相接”,“能出”是指“一面超然世外”。“能入”“能出”更强调的是诗人对世俗生活有所体认,有丰沛的感情,却又不执着于外物,把生活和情感本身当作审美游戏的对象。这对概念的关系是“不一不异”的。一旦偏废一方,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诗人”了——这便是王国维对周邦彦和姜夔的评价。
　　上文粗略分析了王国维对大诗人的基本要求是有“胸襟”。有“胸襟”的诗人可以将自己的反思贯注于作品当中,这样的作品是“美”与“善”的统一。不仅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其中所体现的高贵品质能对人有一种“兴发感动”的作用。可以说王国维眼中的大诗人是堪为天人师的。
　　
　　注释:
　　[1]王国维:《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一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2]王国维:《文学与教育》,同上,第四册,第10页。
　　[3][4]王国维:《人间词话》,同上,第一册,第220页。
　　[5]同上,第224页。
　　[6]王国维:《文学小言》,同上,第24页。
　　[7][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5页。
　　[8]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集》(第一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9][10]孟子:《孟子注疏·卷十四·上》,赵氏注,孙奭疏,第110页。引文出自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2774页。标点系笔者根据文意所加。
　　[11]王国维:《文学小言》,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一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2]王国维:《人间词话》,同上,第172页。
　　[13]王国维:《莎士比传》,同上,第二册,第5页。
　　[1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3-634页。
　　[15][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8-259页。
　　(王苑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0234)

• 王苑苑： 堪为天人师的“大诗人”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