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顾城对洁净的“女儿性”有深深的迷恋,这可以结合顾城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个人阅读和文化积累来考察,就会发现顾城独特的女性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塑造成型的。
　　关键词:顾城 俄狄浦斯情结 异想型人格
　　
　　顾城的女性观是独特的,他钟情于女性,并且厌恶机械、战斗、武力的男性哲学。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对“女儿性”的眷恋,他曾说:“女儿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净,那么干净。”[1]在顾城眼中,“女儿性”是天然美好的品性,与男性是异质的,并且是未受男性的同化和污染的。顾城还将它上升为人性和佛性相和谐的最高理想。他认为“女儿性”的自如、洁净、独断都是天上来的,是“无尘的花朵”,与佛教的禅意有微妙的重合。“女儿性”正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外界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清净无别。
　　顾城十分欣赏《红楼梦》里这一句话:“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相比于“女儿性”的清纯、洁净,顾城厌恶男性品质和强力哲学,以致他产生了对自己性别的否定。
　　任何现实层面的“所以”,其背后都有深刻的“之所以”。如果结合顾城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个人阅读和文化积累来考察,就会发现顾城独特的女性观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塑造成型的。
　　
　　一、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有这样的表述:“一个在幼童时代便失去母爱的男孩,无疑将是一个心理缺残的男人。他将终生在绝望中挣扎,想以别一个女人作为母亲的替身,获得母亲的代偿,而结果必然是同一模式悲剧的连演,没有拯救和解脱,直至疯狂与死亡。”[2]不幸的是,这段话成了顾城一生的注脚。
　　据江熙和万象合著《灵魂之路——顾城的一生》的传记,可得知顾城自幼不喜欢离家上幼儿园,设法想要和母亲在一起,因为母亲能为他驱走孤独和寂寞,带给他人间温暖的爱抚,所以他不会无缘无故惹母亲生气。“母亲的缺失使顾城眼中有一种神性,他需要这种力量的保护,为了得到这种母爱,他情愿永远做个孩子。”[3]这种遥远、陌生、朦胧的女性偏执崇拜,导致了顾城日后对女性的理解,限于一种奉献精神,能让他依赖以及害怕失去。
　　他描绘心目中的情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4]尽管此时诗人已25岁,但诗中要情人永远看着自己更符合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要求。现实对顾城还算眷顾,妻子谢烨正好是一个有着伟大母性的女人,她自己就说顾城:“生活能力很低,依赖我简直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甚至害怕“儿子抢走了我对他的爱”[5]。可见顾城“恋母情结”之深。
　　将对母亲的感觉推而广之,放到所有女性身上,自然会产生女性是纯洁美好的错觉。这里与分析心理学所有阿尼玛原型(Anima,男性心理中的女性特征)是相通的。
　　
　　二、异想型人格
　　
　　顾城在《诗话录》中描绘自己的气质特征:“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给我做了心理测试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朋友说我有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可以“把它概括为异想型人格”[6],也就是说顾城容易突发奇想,并将这种想法绝对化,固执地相信。例如他就常把“血液”比作“红宝石”。据此线索不难发现他的女性观也与这种异想型人格相关。
　　顾城早期与朋友讨论女性的时候,朋友就提示他“女人的每个毛孔都是阴谋”,他对此毫无反应,仍然固执地赋予女性“永恒”的光辉,并逐步演化为“女儿性”以及“女儿国”理想。尽管历史来看,女性相对脱离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政治斗争,较少受到“污染异化”,但顾城眼中“女儿性”毕竟是脱离现实的。
　　顾城的异想型人格对诗歌创作大有裨益,而造成其女性观的偏狭折磨着他自己,也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不幸。诚如曹聚仁的一句名言:“一位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一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一个疯子。”[7]
　　
　　三、阅读和文化积累
　　
　　顾城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贯通的诗人,他在两种文化中吸收契合自己气质的营养。他从老子庄子学到“无为无不为”的方法论,从屈原、李白、李贺这些他偏爱的诗人那里直接得其诗魂。同时,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是他非常喜爱的诗人,后来,他又发现了更伟大的惠特曼,对惠特曼的解读,使顾城对外国诗歌的借鉴从外在的技巧、形式走向内在的本质。
　　同样的,他的女性观也可看到中西方文化交叉移植的痕迹。在顾城出国前,就曾对英儿讲《聊斋》,“那书里从头到尾说的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人一生可能会遇到两个好女子,而她们又相爱得像姐妹一样……”[8]这可能是顾城给英儿的暗示,却透露出顾城对这本书的认同。另外,《红楼梦》对顾城影响很深。另外《浮生六记》中描写的女性让顾城艳羡不已。可以这样说,这些书是顾城理想模型的直接来源。外国的作品中,安徒生童话是最早给顾城启示的。同时,他对歌德《浮士德》的“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也十分熟悉。他与高利克关于“女儿性”的讨论,对这些都有涉及。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书籍或多或少地参与了顾城女性观的构建。
　　从其所处的时代来看,顾城独特的女性观与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女性拯救人类”[9]的设想暗合:在他们的观念里,女性身上似乎有疗救社会的力量,男性应向女性学习,人类具有更多女性品质更加美好。
　　
　　注释:
　　[1]顾城,高利克:《“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
　　[2][奥地利]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3]张捷鸿:《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4]顾工:《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9页。
　　[5]曾慧燕:《顾城、谢烨最后的访谈录》,转引自《墓床》,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6]陈仲义:《论顾城的幻想世界》,选自江晓敏主编《顾城:生如蚁美如神》,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7]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
　　[8]顾乡:《读〈命运的劫难〉——写给李英》,转引自《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39页。
　　[9]周国平:《女性拯救人类(女性人类学·代序)》,转引自《女性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钟培旭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0006)

• 钟培旭： 顾城女性观成因探析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
• 钟培旭： 新材料作文要有“边界”意识　/　语文建设 2015年第3期